《冬牧场之恋》：田野笔记的双重书写

在中国人类学的田野写作里，朱靖江的《冬牧场之恋》是个独特的样本。

作者借由这部著作，提出了“田野影像笔记”的理论，意在打破影像仅作为文字辅助素材的固有认知，明确影像记录是与文字相辅相成，共同构造完整的多模态田野纪实文本的基本元素。该书以新疆昭苏县哈萨克族冬牧场游牧族群为调研对象，践行田野影像笔记书写理念，跳出传统田野笔记“纯文字”的单一框架，形成了一个“外在双载体、内在融影像” 的双重文本。

《冬牧场之恋》最直观的双重文本特质，体现为“一书一片” 的双载体设计，文字笔记作为骨架，系统收纳田野调研的理性思考；扫码即看的纪录片《冬牧场》是血肉，鲜活还原冬牧场的真实生活场景。

朱靖江借由《冬牧场之恋》提出了“田野影像笔记”的理论

这本289页的文字笔记没有学术论著的生硬和枯燥，却为我们提供了“沉浸式阅读”的快感。哈萨克族冬牧场的自然环境和生活面貌，在纸页中缓慢地展开来。它不是简单的见闻堆砌，而是逻辑清晰、细节饱满的田野描述，其中既有清晨饮马、救助小马驹、定居和转场等生活场景铺陈，又有亲属结构（这原本是作者博士论文的主题）、游牧制度变化、宗教信仰、节日庆典、历史变迁等结构性基础信息的分析和文化解读。

本书以朱靖江的主观视角展开描写，开篇便把作者初入田野的忐忑和冬牧场的“生存底色”表述得如诗如画：严寒寂寥的天山荒原，散布在深沟的冬窝子，六个家庭为生存而忙碌的身影……这些文字有如精细的绘图，为读者搭起游牧生活的认知框架。在这幅背景下，蓝漩涡男女牧民的形象一一鲜活登场。笔记详细记录了他们和她们的日常劳作：放牧、挤奶、缝毡、烤馕，以及家族议事、邻里串门、纳吾鲁孜节日聚会等公众生活的细枝末节。

在文字描绘的家长里短中，藏着研究者的理性思考。朱靖江一边感受着天山下“古老牧场”的壮丽，一边探寻着游牧文化的深层逻辑：游牧生计背后的历史变迁和生态智慧是什么？亲族内婚的限制和还子习俗如何维系着部落的延续？草场承包和网围栏的阻隔如何影响着有木叶的兴衰？？这些分析穿插于具体场景的素描之中，将生活实录和文化解码融合，直至拼成一幅完整的文化图景。

如果说文字笔记是“纸上档案”，那扫码就能观看的纪录片《冬牧场》就是“活的游牧画卷”。31分钟的影像，没有华丽剪辑，没有刻意煽情。作者运用手持摄影的真实视角，以及朴素安静的剪辑手法，把文字难以表述的风景、人物、氛围和日常的琐碎，一一还原到读者眼前。整部影片基本上采用日志的编辑方法，将蓝漩涡大约3个月的生活浓缩为几段朴素的视觉场景：饮马和救助马驹、烤馕、马具制作、木匠装窗挡板、妇女做肥皂，牧场会议、纳吾鲁孜节、转场。影片的情节比文字更加凝练，描述却更为精致细腻，让观众得以沉浸式地感受冬日游牧的艰辛与壮阔。

这部著作的文字笔记和影像虽然分作两个板块，但它们不是割裂的。文字的章节总体上与影片的情节同构，二者均随着时间的线索逐步展开。这为读者提供了一种交替阅读的可能，文字和音像互为证据，让阅读和观影体验变得更加丰满和深刻。

值得注意的是，《冬牧场之恋》的双重文本，不止于“文字 + 影像”的外在形态，更在于文字笔记内部的影像化书写，若前者可叫做“外部的双重文本”，则后者或可称为“内在的双重文本”。朱靖江巧妙地把影像转化为文字书写的方式，在文字表达中全程引入影视人类学的观察视角，把实拍镜头和视觉思维转化为文字深描，让概念化的文字产生了浓浓的“音画感”，以纪录片的形式和节奏徐徐道来，这是本书最迷人的特质。

朱靖江在撰写文字笔记时，得益于对独立纪录片的长期关注（参见他和梅冰的著作《中国独立纪录片档案》，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以及在央视长达六年的纪录片系列摄制实践（参见他的著作《墨染马蹄香：一个人类学者的旅程与记忆》，九州出版社2021年版），能完全跳出传统写作的窠臼，带着“镜头取景器”观察游牧世界。他以摄影师和电影导演的眼光选角度、定焦距、抓细节，以人类学参与观察的方式解读牧民的日常生活和文化意蕴，让文字的叙事逻辑，和影像的镜头逻辑高度契合。

比如第二章，有一段关于冬牧场空间环境和自身状态的文字描写：

“安顿好行囊之后，走出屋门，点燃烟斗，天空又开始簌簌地落雪，遥望对面长满云杉的山岭，忽然感到一种巨大的空寂和落寞。烟丝在嘴边丝丝地燃烧，冒出几缕暖白色的云烟，又弥散开熟悉的、带有些酒味的烟草气息，驱散了这种倏然的疏离之感，于是将烟斗握进手心里，热热的还在。”

其中有画面，有声音，有情绪的流动。这段情景虽然没有出现在影片里，文字描述却犹如影视脚本，将2006年冬季作者初到蓝漩窝田野点的外在环境和内在心境刻画得十分真切。那一年，正是朱靖江人生转折的时刻。在著作开篇，他就说明了选择奔赴遥远之地的两个理由：其一，1994年，作为北大本科生和两位朋友长达一个半月的天山游历：其二，张承志在《夏台之恋》中对天山美丽风景线的描述。而这一想象，跟朱靖江的现实生活形成某种微妙的对照。六年间，他从事的是探索远方世界的摄制及书写工作（《中国国家地理》撰稿和央视《世界电影之旅》栏目制片人），足迹遍及青藏高原、云贵、大西北、伊朗、法国、土耳其、巴西、罗马尼亚、冰岛、西西里、爱尔兰、印度、西班牙。然而，广阔的漫游已不能满足他探索的渴望，而挚友的决绝选择更为他树立了一座路标。我猜想，在当年朱靖江离开体制，考入北大的时候，内心或许在追寻好友马骅的榜样（在本书21页的笔记摘抄中有这样一段话：“午后阳光晴好，爬山至雪岭云杉林脚下，那里有一座木屋，十分美好。坐在石头上悠然自适，以为达到了海子的境界，似乎在良心上多少对得起一点马骅”），那就是，要读书，就选择一个没用的专业。2006年冬天是一个崭新的开始，他终于能以人类学学者的姿态启程，深入到壮阔风景的内部，“期待以读书、写作，甚至纪录片拍摄以及一场奔赴远方的田野调查，来完成而立之年以后的人生再塑造”。

《冬牧场之恋》内页

作者毕竟是游历江湖的老手，在奔赴蓝漩涡之前，就做了相当周到的筹划与准备，包括发电机和专业的影像设备，以及纪录片长期摄制的经验积累。对于刚刚踏入调查点的新人来说，物质上的准备只是其次，最重要，且决定田野工作能否顺利展开的关键一环，是身份的确认。这种确认，不是外来者本人可以处理的。其要点是，这身份要被当地人认可，进而接纳这个闯入者留在他们社区并长期居住。

在以往诸多田野报告和笔记中，我们可以看到调查者初到田野时各显神通，但身份的选择却没有多少余地，他们或争取成为社区的一员（如认了干爹干妈），或成为内部和外部世界的中介。在朱靖江进行田野调查的那个年代，唯一不便选择的身份，就是某某大学的博士生。无论在青藏、云贵还是在新疆，村民都搞不懂博士是干什么的。作者根据自己长期旅行的经验，选择了充当内外世界的媒介，这个身份就叫做“记者”。这恰与他手持摄像机的外在形象完美匹配，因此在冬牧场的驻地，兼有了记者和摄影师的双重含义。在第九章，他依据录像素材，讲述了森塔斯村长萨阿提在蓝漩涡牧民会议上，把他介绍给大家的情景：

“他是从中央来的记者，想借这次机会看看我们哈萨克族的文化现状，研究和调查民族乡镇的生活，以及总结牧民们在冬牧场放牧的经验”。

记者身份的确认，有效解除了牧民对作者提着摄像机到处闲逛，问东问西的疑惑，反而把他当作交谈、倾诉、反映情况的对象，使他在数月的时间内，收集到了有关亲属关系、部落制度、游牧习俗、手工艺术、日常生活、宗教信仰的大量信息。而在本书的文字部分，朱靖江将自己“记者”和“摄影师”的身份贯彻始终，以此践行了参与观察的调查理念。

影视人类学所谓的“深描”，并非仅仅依靠客观记录外在行为可以达成，如何将镜头语言转化成文字叙述，是挖掘行为背后文化意义、社会规则与精神内涵不可或缺的步骤。《冬牧场之恋》的文字笔记里，大量内容都是实拍影像画面的文字转化。朱靖江把纪录片里的镜头画面、色彩构图、细节特写，用细腻的文字重新描摹，既保留影像的真实质感，又融入文字的深度解读，为实现“影像纪实”与“文字思辨”的完美融合做了可贵的尝试。这部著作中有大量观察牧民日常劳作的描写，均出自他在田野期间捕捉到的影像素材，如妇女格拉古丽和沙格姆古丽、阿曼古丽缝制哈萨克地毯的六道工序，以及三位主妇嘻嘻哈哈闲聊的场景和琐碎的话语，都如实地引入到文字描写当中。这些生动活泼的讲述，伴随着延续了上千年的生活质感，唯有完成从“画面记录”到“文化解读” 的跨越，才能栩栩如生地展现在当代读者的眼前。

本书中的内在文本除了如电影剧本一般细腻生动的文字以外，还有230多幅照片。它们的存在并不像大多数图文书一样，仅作为文字的点缀。这些表现环境、人物和生活细节的照片或跨页，或满幅，或联排，有远、中、近景和特写，其编排与文字深度契合。最值得关注的是其中的全家福，朱靖江为昭苏每一个被访家庭都留下了合影照。对此，他在本书附录中做了说明：

“为社区中的家庭拍摄全家福照片，也是一种既受当地人欢迎，又能建立良好关系，并获得社区基本信息的有益方式。田野影像工作者可以在拍摄与讨论照片的过程中，将社区成员的亲属关系进行系统地指认与标注，从而制作出图文并茂的家谱与社区亲属关系图。”

他将这一方法贯彻到了调查和写作当中，书里的克伊奇巴依（房东家）、江格斯两个家庭的谱系图，就是这样制作的。在阅读中，我们可以将谱系图与相邻的全家福相互对照，随着阅读行为的展开，冬牧场那些男女老少的容貌逐渐从符号化的图谱中浮现出来。图片与文字交相辉映，让无缘到达现场的我们，能够很快看懂蓝漩涡各家各户的内外关系，沉浸到理智与情感融为一体的奇妙感受之中。

在田野调查期间，文化震撼和价值观的冲突总是难免的，《冬牧场之恋》不仅没有回避这样的时刻，反而对之做了深刻地描述。事件发生在蓝漩涡的河岸边，朱靖江正在拍摄两位主妇烧火，用草木灰熬煮“萨喀尔”（肥皂）主要原料“灰液”的过程。其间忽然液体沸腾四溢，房东妻子格曼古丽一反常态，对这位人类学者的态度顿时变得极不耐烦。直到旁人提醒，朱靖江才得知，自己的拍摄行为，冒犯了男子不能参与制皂关键环节的禁忌，不得不匆匆离开现场。对这段难堪的经历，他没有选择逃避。在附录的影片《冬牧场》中，做肥皂的过程只有前面拍到的段落，冲突过程因漏拍而未能展示。但他写作该书的文本时，却将其当作难得的案例加以剖析。在相关的章节里，他将制皂的程序描述和反思的讨论交融一体，揭示了哈萨克牧民“洁净”观念、性别禁忌与巫术运用的奥秘。由于作者在现场的冷静处理，事情后来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反转。就在朱靖江因故要离开昭苏田野的最后一天，房东的老母亲在野外亲自为他演示了熬煮肥皂的最后一道步骤——本应秘不示人的神圣祈祷和添油环节。回忆这段曲折的经历，朱靖江深感“人类学田野调查需要的不只是恰逢其时的运气，更需要当地人给予的信任与友情”。在我看来，关于这个案例的叙述和思考，无疑是《冬牧场之恋》最有重量的一个篇章。

《冬牧场之恋》的双重文本书写，打破了传统田野笔记的表达限制，既保留了学术严谨性，又兼具大众可读性，为影视人类学田野写作提供了鲜活的范本。对学术研究而言，双重文本提供了实证性极强的田野资料。文字笔记的理性梳理及深度解读，搭配纪录片的影像实证，避免了单一文字笔记的缺陷，大大提升了资料的真实性与可信度。同时，影像化的文字书写方式，使田野笔记呈现出多模态调查文本的质地，为当代民族志的创作提供了难得的范例。

作为曾经的调查者，我能理解朱靖江因家人病患未能返回昭苏的心情。全书的结尾是一张旧照，照片里，当年的他笑望着镜头。在他身后，八月季夏，草长莺飞。而最后的字里行间，却透露出一种与照片情绪相异的惆怅，那其中，既有等待的喃喃低语，更有对命运安排的不甘，和对草原深深地眷念：

草原青了又黄，

河水冰冻复奔流。

我却再也没有回来，

如同一只无法迁徙的孤雁，

最终与那个时代与那方绿风土不辞而别。

他说的不是回去，而是回来。

来源：郭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