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天前华盛顿发生的一件事，把AI时代的病灶暴露在阳光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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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识局Insight）

当地时间5月21日，特朗普宣布推迟签署行政令。 图源观察者网

文/陈治刚（识局智库首席战略专家）

*本文为识局AI时代“双重脱嵌”系列的第二篇，上一篇为《陈治刚：为什么AI越进步，社会越“眩晕”？》。

五天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原本要在5月21日签署一项人工智能监管行政令。

根据白宫与科技行业数周磋商后的方案，企业需在发布前沿AI模型前，最多提前90天向政府提交模型，以便联邦机构评估潜在风险、发现漏洞，在黑客或外国对手利用之前做好防御准备。

相比部分特朗普盟友此前主张的“强制测试”，这已经是一个相对宽松的自愿框架。

但在签署仪式原定开始前数小时，一切都变了。

白宫前加密货币和AI事务主管戴维·萨克斯，在“没人知情、甚至包括他自己团队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直接拨通了特朗普的电话。

他的警告简洁而“有力”：这种审查机制将“严重拖慢美国AI产业创新速度”，甚至导致美国“在AI竞争中输给中国”。

随后，马斯克、扎克伯格等科技巨头也加入游说。几小时后，白宫通知受邀嘉宾：签署仪式延期，“一旦未来日期确定，我们将尽快通知各位”。

特朗普给出的最终理由冠冕堂皇：“我们领先于中国，我们领先所有人，我不想做任何会妨碍这种领先的事。”

这就是一场技术普罗米修斯主义的现场直播——不是隐喻，不是历史，而是五天前刚刚发生在白宫西翼的真实剧情。

当安全审查被视为“妨碍领先”的障碍，当90天的缓冲期都被认为是对速度的亵渎，“先干再说”就不再是创业公司的文化口号，而是一种国家级的政策逻辑。

01 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病

先澄清一个常见的误解：技术普罗米修斯主义不等于“热爱技术”。

热爱技术的人可以是谨慎的、反思的、甚至保守的。真正构成“病症”的，是一种特定的认知框架——它系统性地切除了社会对技术风险的感知能力，就像一种慢性的神经病变。

五天前白宫的那场博弈，把这种病变的三个临床表现暴露得淋漓尽致。

第一，风险外包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

在传统的工程伦理中，风险与收益应该由同一主体承担。造桥的人要对桥的坍塌负责，制药的人要对药的副作用负责。但在AI行业，风险制造与风险承担被悄然拆分了。

就在萨克斯们游说取消审查的同时，AI公司Anthropic推出的Mythos模型已经“将AI对网络安全影响的担忧推至临界点”。

部分政府官员明确警告：如果缺乏审查机制，其他国家可能利用先进AI模型对美国发动网络攻击。但这些当下的、具体的安全警示，在“不能输给中国”的宏大叙事面前，被自动降格为“过渡期的阵痛”。

创造巨大财富和便利的那群人，往往不需要直接消化因此产生的混乱。

一个算法优化的用工平台可能让几百万人陷入不稳定的零工状态，一家公司推出强人工智能产品时可能根本没有想好如何对抗大规模深度伪造，但这些代价并不会写在投资者和研发者的日程表上。

风险就像垃圾一样，被悄悄堆在了公共领域和弱势群体的门前。整个社会被迫成为技术狂飙的“缓冲垫”，拿退休金、隐私、心理健康和人际信任去吸收冲击。

更关键的是，这种外包不是偷偷摸摸的，而是被正当化的。它被包装成“创新必须付出的代价”，被升华成“为了人类长远利益而忍受的暂时不便”。

当一种系统性的风险转嫁能够被如此优雅地道德化，它就不再是商业策略，而是一种意识形态。

第二，伦理审查被降格为“合规补丁”。

五天前白宫争论的一个细节极具象征意义：科技行业不仅反对90天的审查期，还敦促将其缩短至14天。

对于一款可能影响数亿人认知、可能重塑劳动市场、可能被外国对手利用的前沿模型来说，14天够做什么？够读完技术白皮书，还是够做一次像样的压力测试？

这暴露了一种深层逻辑：伦理审查不是前置的、刚性的、足以否决项目的守门人，而是跟在马车后面清扫马粪的清洁工。

技术部署的正当性不需要事先证明，它默认拥有道德豁免权。只有当你能证明某款AI产品“已经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灾难”时，刹车才获得短暂的合法性。而在证明的过程中，产品早已完成了市场占领和用户习惯塑造。

第三，“未来”被征用为当下的免责牌。

萨克斯对特朗普的游说，以及马斯克、扎克伯格等人的集体施压，其核心话术高度一致：审查会拖慢创新，拖慢创新就会输给中国，输给中国就会失去未来。在这个三段论里，当下的审慎被定义为未来的敌人。

但这个叙事有一个致命的逻辑漏洞：它把未来的可能性当作了当下的免罪符。它假设技术进步与社会正义之间存在某种自动的换算关系，却从不提供换算公式。

历史反复告诉我们，技术红利不会自动向下渗透，而代价总是先落在承受力最差的人肩上。

19世纪的英国纺织工人没有等到工业革命的红利自动抚平他们的创伤，他们等来了宪章运动和流血冲突。

今天，那些被AI调度系统驱赶的外卖骑手、那些被大模型替代的中年白领、那些被算法推荐喂养认知茧房的普通人，也不会等到某个自动降临的“技术乌托邦”。

02 一种四百年病的谱系

技术普罗米修斯主义不是AI时代的发明。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种思想史上的病症来追踪，会发现一条清晰的谱系。

四百年前，弗朗西斯·培根在《新工具》中宣告：知识就是力量，人类应该大胆改造自然以服务于自身福祉。

这是普罗米修斯精神的近代宣言——它把人类从自然的臣服者提升为自然的立法者。在培根的时代，这种信念是解放性的，因为它对抗的是中世纪的神学蒙昧。

两百年后，工业革命把这种信念转化为了物质现实。

蒸汽机、铁路、纺织机械，证明了人类确实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重塑世界。

但与此同时，狄更斯笔下的伦敦贫民窟、马克思描述的童工血泪，也暴露了“改造自然”的另一面——对人的改造和剥夺。

这时候，社会发起了第一次“双重运动”：工会、福利国家、保护性立法，试图把市场重新嵌入伦理框架。

到了二十世纪，技术乐观主义经历了两次重大升级。

一次是二战后的“大推进”时代，核能、航天、计算机被寄予厚望；另一次是九十年代以来的互联网革命，“快速行动、打破陈规”（Move fast and break things）成为硅谷的图腾。

每一次升级，普罗米修斯主义的内核都被保留，但它的约束条件被进一步拆除。

今天的AI时代，是这条谱系的最新变异。

它继承了培根的“知识即力量”、工业革命的“效率至上”、互联网时代的“快速迭代”，并叠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要素：技术的自主性。

当算法开始自我强化、自我迭代，普罗米修斯主义就不再只是人类的一种主观信念，而获得了客观的系统支撑——不是人决定要快，而是系统本身在加速，人只是被裹挟其中。

五天前白宫的那几通电话，正是这种“裹挟”的政治显形。

萨克斯、马斯克、扎克伯格们未必是恶人——他们中的许多人真心相信自己在推动人类进步。

但当他们以“不能输给中国”为由，成功叫停一项关乎国家安全的风险审查时，他们实际上是在为整个技术系统的加速逻辑扫清最后一道人为障碍。

03 当“抢跑"成为一种系统强制

在AI时代，技术普罗米修斯主义呈现出三种新的变异形态，它们比传统的“速度崇拜”更隐蔽，也更难抵抗。

第一，竞争恐惧的”国家化”。

哪怕某个AI实验室的负责人真心想慢下来做安全评估，他也会面临一个结构性压力：如果我不发布，对手就会发布。

这种“竞争恐惧”把整个行业锁进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加速循环。

而5月21日的事件证明，这种恐惧已经被国家化了。萨克斯向特朗普强调“过度审查可能拖慢美国AI创新速度，导致美国在与中国的AI竞争中落后”——这不是市场竞争的逻辑，这是地缘政治的逻辑。

当“国家竞争力”被征用来为企业的加速需求背书，当“输给中国”成为取消安全审查的通行证，企业层面的囚徒困境就升级为了国家层面的速度暴政。

在这种结构下，连总统的行政令都可以被几通电话逆转，道德选择的空间被压缩至近乎为零。

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在事后于X平台上辩解，称自己是在特朗普决定之后才与总统通话，且“并不知道行政令的具体内容”。

这个细节恰恰说明：即使个体试图保持审慎或撇清责任，系统性的集体施压（行业要求缩短审查期、要求由NSA主导审查、旋转门人物的前白宫官员直接致电总统）已经足以重塑政策走向。

这不是某个人的阴谋，而是一种结构性的集体行动。

第二，数据饥渴驱动的“社会实验化”。

传统产品需要经过严格的实验室测试才能进入市场。但AI产品——尤其是大模型——需要真实世界的数据来完成迭代。

这意味着，用户本身成为了产品测试的一部分。你的每一次点击、每一次对话、每一次被算法误导，都被记录为"宝贵的训练数据"。

当5月21日的行政令被叫停，这种“社会实验化”失去了最后一道外部约束。

企业不需要在发布前证明其模型对网络安全、信息生态或社会稳定的潜在影响，它们可以直接把数亿用户纳入实时测试场。社会被悄然转化为一个巨大的露天实验室，而公众甚至没有被充分告知他们正在参与一场实验。

第三，话语的闭环化。

“世界正朝着人机深度融合的方向演化，你要么上车，要么被抛弃”——当这样的叙事一遍遍重复，它制造了一种虚假的必然性。公众会渐渐忘掉自己本来拥有说慢一点甚至换条路走的权利。

5月21日的事件把这种去政治化推向了极致。

一项本应经过充分政策辩论、涉及国家安全与产业利益的重大监管框架，不是在国会听证会上被否决，不是在公众讨论中被修正，而是在几通电话之后，由科技巨头和他们的前白宫代理人直接按下了暂停键。

资深游说人士都感叹“根本搞不懂白宫到底想干嘛”。

这就是技术必然性的政治殖民：当“不能输给中国”成为无法反驳的终极话语，当“审查会拖慢创新”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公共政策讨论就被悄然替换为技术官僚的指令。

反对者甚至来不及组织有效的公共辩论，就被贴上“妨碍竞争力”的标签。公民的参与权、议会的审议权、监管机构的预防权，在速度面前被一键静音。

04 病灶的传染性

技术普罗米修斯主义最危险的地方，不在于它让几个人跑得更快，而在于它的传染性。

五天前那通电话，是一个极具象征意义的转折点。它标志着这种“抢跑症”已经从硅谷的车库文化、创业公司的“快速行动、打破陈规”，扩散到了国家权力的核心地带。

当科技巨头可以直接拨通总统的电话、以竞争力为由叫停安全审查时，普罗米修斯主义就完成了它的政治化升级——它不再只是一种企业文化，而是一种国家意识形态。

而这种传染不会止步于华盛顿。

当美国以“不能输给中国”为由拆除护栏，中国是否也会以“不能输给美国”为由加速自己的技术部署？

当全球AI竞赛被定义为一场“谁先刹车谁就输”的死亡游戏，每一个参与者都被迫卷入这场没有终点的抢跑。

最终，不是某个国家赢得了竞赛，而是整个人类社会失去了共同设置规则的能力。

这正是“双重脱嵌”的自我强化结构：普罗米修斯主义提供永不停歇的燃料，脱嵌则烧毁所有可能让社会发起自我保护运动的缓冲带。当社会连“痛”都来不及感受，就更谈不上“治”了。

但请记住，抢跑症不会自愈。

因为它把止痛药当成了维生素，把对速度的质疑诊断为对进步的背叛，把必要的审慎污名化为懦弱的保守。在这种病症的晚期，患者甚至会真诚地相信：拆除护栏不是为了自己跑得更快，而是为了全人类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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