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肿瘤ORR 86.4%，信达“重磅炸弹”炸了

过去两年，肿瘤创新药产业最拥挤、也最喧闹的叙事，几乎都绕不开一个词：PD-1×VEGF。从大厂到新锐，数不清的PD-1×VEGF分子在单臂临床里刷着差距不断缩小的应答率，竞争迅速内卷。

一片硝烟弥漫之中，信达生物把IBI363的数据拿了出来。

在即将开幕的2026 ASCO年会前夕，信达正式交出了全球首创PD-1/IL-2α-bias双特异性抗体融合蛋白IBI363用于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两份最新答卷。

图源：ASCO官网

一个是针对传统免疫疗法束手无策的“冷肿瘤”——一线PD-L1阴性及低表达人群，斩获了86.4%的客观缓解率（ORR）与100%的疾病控制率（DCR）；

另一个则是在后线经治、IO（免疫治疗）失败的肺鳞癌人群中，斩获了中位总生存期（mOS）18.2个月、24个月OS率达47.8%的颠覆性拖尾效应。

两份I期PoC研究数据，还不足以回答这条路到底是不是一条正确的新路。但信达已经以开拓性的姿态告诉行业：PD-1之后，下一步免疫治疗的增益，未必只能来自VEG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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摸到冷肿瘤疗效“天花板”

下一代免疫治疗的核心命题已经基本明确，把PD-1作为免疫底盘，再通过另一个功能模块重塑肿瘤微环境。

PD-1×VEGF为什么会迅速升温？PD-1负责解除免疫刹车，VEGF通路则影响肿瘤血管生成，两者组合有天然的生物学合理性。

而IBI363的精妙之处在于“顺式激活（cis-activation）”：一边通过PD-1端把药物“锚定”到PD-1阳性的T细胞附近，一边利用IL-2α-bias设计，把强效的白介素信号导向那些已经深入肿瘤前线、却因为长期抗原刺激而疲惫不堪的效应T细胞，给它们就地打上一针“强心剂”。

图源：公开资料

传统IL-2疗法曾经在黑色素瘤、肾癌等肿瘤中显示出强大的免疫激活潜力，但毒性和Treg扩增问题限制了它的应用。IBI363则让这个老靶点再度焕发了新机。

即使患者已经对PD-1单药产生了耐药性，IBI363依然有可能凭借IL-2端的精确定位与强力唤醒，实现对肿瘤的“歼灭”。

从最新临床数据来看，IBI363已经升级成了一个同时具备“一线PD-L1阴性/低表达高响应信号”和“后线IO耐药持久获益信号”的重磅候选产品。

针对一线晚期NSCLC的治疗，信达直接聚焦于PD-L1阴性及低表达（TPS<50%，含TPS1-49%及<1%）的痛点人群。无论是K药联合化疗，还是其他IO方案，这部分人群的ORR通常在30%-60%之间波动，且疗效高度依赖PD-L1表达。

为了在这个“冷肿瘤”地带实现收益最大化，信达从“点燃免疫后维持稳定”的逻辑出发，突破性地设计了“3→1.5mg/kg”的递减给药模式。对于未经免疫治疗的患者，肿瘤微环境尚未被多轮治疗完全重塑，免疫抑制程度相对没有那么深。

因此，用3mg/kg在第一周期快速启动免疫系统，快速扩增并促进效应T细胞的肿瘤内浸润，再用1.5 mg/kg的维持剂量延续免疫激活，又大幅降低了免疫相关毒性。

这种“先点火、再维持”的剂量优化方案得到了惊艳的反馈：22例可评估患者的ORR达到了86.4%，经确认的缓解率（cORR）亦有81.8%，DCR高达100%。而且在肺鳞癌（ORR85.7%）和非鳞癌（ORR87.5%）两个亚组中均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

图源：信达官微

对比全程1.5mg/kg组（ORR57.9%）和全程3mg/kg组（ORR66.7%），这种给药节奏不仅带来了更优的疗效信号，更在安全性上实现了反超——其≥3级治疗相关不良事件（TEAEs）发生率为65.2%，明显低于全程3mg/kg组的93.1%。

而后IO时代的NSCLC，尤其是肺鳞癌，是一个临床需求非常刚性的市场。过去，雷莫芦单抗联合多西他赛在这类人群里的mOS天花板大约在11.6个月左右，IBI363则将这一数字提升至18.2个月，且24个月OS率达到47.8%。

67例既往免疫耐药的肺鳞癌患者中，3 mg/kg Q3W剂量组的中位无进展生存期（mPFS）达到10.1个月，mOS达到了18.2个月，24个月的OS率更高达47.8%。

肺腺癌数据也同样值得关注。58例EGFR野生型肺腺癌患者中，mPFS为4.2个月，mOS达到15.2个月，24个月OS率达42.7%。尤其在有吸烟史的肺腺癌受试者中，mOS飙升至23.4个月。

近乎翻倍的24个月生存率以及明显的长期生存“拖尾效应”，让IBI363在后线肺癌战场上，拥有了跨越PD-L1表达和治疗线数的迭代式潜力，PD-1+细胞因子激动也将成为重启免疫反应的一条重要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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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资产集体跃迁

当然，两项研究数据目前仍处于早期阶段，尤其一线治疗的样本数据还有待第二阶段PoC研究的结果：IBI363联合化疗将对照K药联合化疗，用于PD-L1表达全人群晚期NSCLC一线治疗。

在PoC阶段就选择了头对头比照标准疗法，信达的雄心可见一斑。

此外，安全性方面，虽然IBI363没有PD-1×VEGF双抗那些典型的血管毒性，但一线联合化疗时G3+TEAEs仍达65.2%，血液学毒性突出，后线单药治疗中G3+TEAEs也有48.5%。IBI363能否支持长期持续给药，还要看后续更大规模的随访研究。

从后续推进计划来看，IBI363已经进入IO耐药鳞状NSCLC全球III期研究Marslight-11，其临床设计也将在本次ASCO披露。多项针对黑色素瘤、结直肠癌以及其他瘤种的临床试验同样在进行当中。

去年10月，信达与武田制药就IBI363在内的三款产品签订了114亿美元总额的战略合作，而且在美国市场，二者达成了“共同开发、共同商业化、利润/损失共担（信达40%、武田60%）”的深度绑定模式。

武田曾针对IBI363给出了惊人的超400亿美元的销售峰值预测，其中二线肺癌140亿美元，一线肺癌230亿美元。如今随着后线随访数据的披露，IBI363在二线IO耐药肺癌领域已经显露出了“超级重磅炸弹”的潜质，Co-Co模式又让信达握住了成为全球biopharma的钥匙，甚至开始具备MNC的雏形。

图源：武田官方资料

而把视野放宽到这届ASCO大会上，崛起的不止是信达，更是一批高含金量的中国资产：

康方生物的PD-1/VEGF双抗AK112凭借HARMONi-6试验，成为有史以来第二个入选全体大会LBA的中国创新药；百利天恒iza-bren在晚期三阴乳腺癌（TNBC）的III期研究同样入选全体大会口头报告；科伦博泰的sac-TMT更是在子宫内膜癌III期大捷后，刷新了一线治疗PD-L1阳性NSCLC的顶线数据。

这一批中国药企充分证明了“First-in-class / Best-in-class（全球首创/同类最优）”策略的可贵，而在真正具有颠覆性的全球化创新面前，市场也从不会吝啬给予溢价和赞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