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守墓人用生命守护的恶霸地主，死后十年却被暴尸荒野

刘文彩的坟,是被公家的人砸开的。

1958年,四川大邑县搞大炼钢铁,安仁公社钢铁厂的一群年轻人觉得附近应该有废铁可挖,不知怎么就盯上了金井村那片叫"三埂四梁"的坟地。三月初的一天,这帮工人扛着铁锹和钢钎,浩浩荡荡地往那片开阔地走去。

刘清山当时正在坟边的小屋里烧水泡茶。老头六十多岁,给刘文彩守了九年墓。

按理说他应该恨刘文彩。祖上三代穷得叮当响,跟刘家八竿子打不着,解放前年年交不起租子,差点饿死。可刘文彩临死前给了他两亩水田和几两银子,对一个孤老头子来说,那就是活路。老头脑子里东西简单——拿了人的东西,就要替人看坟,谁来也不行。

看见那群人提着铁器过来,刘清山把竹壳茶瓶往地上一放,冲到墓碑前跪下,两条胳膊死死箍着石碑,哭着喊:"不能挖,这是犯法的!"

领头的一脚把他踹到旁边土坎上,指着鼻子骂他是个糊涂老东西。还有两个年轻工人把他架到一旁,刘清山挣扎了几下就没力气了,坐在坟堆旁边的草地上,喉头里发出一阵阵干嚎。

最先挖开的是坟前的石坝子。

石板下面铺着用桐油石灰熬的三合土,硬得像铁块一样。铁锹铲不动,改用钢钎撬。几个年轻气盛的工人敞着单衣,一锤一锤往下砸,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往下掉。好不容易把三合土砸开,下面又露出一层厚厚的炭花。

那是用硬木烧成的木炭,砸碎了拌上石灰和黄泥夯实的。工人们干脆不再一层一层挖,直接顺着坟堆往下刨。

棺木露出来了。

棺材盖是大邑本地人说的"建昌花板",用的是雅安建昌一带出的楠木。这木头在四川比黄金还金贵——一棵楠木长到能当棺料,起码要两三百年。刘文彩用的还是这种树中最硬最密的花板,木面上一层天然的云纹,半透明的土漆刷了十几道,刨开黄土后泛着一层幽暗的光。

工人们撬开棺材,棺内铺了厚厚一层蚕丝绒,白色丝绒已经发黄。刘文彩穿着寿衣仰面躺着,脸盘不大,颧骨突出,嘴唇已经塌陷下去。头戴瓜皮帽,脚上一双绣花鞋,鞋尖嵌着两颗珍珠。

蹲在墓穴边上的工人用刀子戳了戳寿衣——一刀下去只戳了个白点,布面上金线和蚕丝绞在一起,戳不动。

四周先是沉默,然后有人带头骂开了。一把火,蚕丝绒和寿衣全烧了。

棺木被抬出来扔在河滩上,刘文彩的尸骨也从棺材里拖了出来,歪倒在河滩的杂草和乱石间。

那天晚上,等人都散了,刘清山摸黑爬到河滩上,用一件旧衣裳裹了几根大腿骨,悄悄埋在刘文彩墓地旁边的荒坡上。至于是不是后来又被谁挖走了,没人知道。那几根骨头究竟埋在哪,也再没有人过问。

棺材后来被村上的人抬走了,用来安葬刘清山。老头上吊之前还在念叨:"棺材,棺材……"

这是1958年3月的故事。

刘清山死的第三天,村上的人弄来几块旧木板,把他抬到后山草草埋了。有人说,老头是吊在那间小屋的房梁上死的。

刘清山或许到死都没想明白——刘文彩那么大的势力,那么多人怕他,怎么才过了九年,连坟都保不住?他怎么也想不通,自己拿了两亩水田、几两银子,守了九年墓,到头来连口棺材都没落下。

刘文彩栽了。栽在自己侄子手里。

刘文辉从宜宾败退雅安,刘文彩也就跟着打道回府了。走的那天,他沿街抢了二十万块银元,往年的积蓄一并装箱,一共装了四千五百多口木箱子,请了二十条大船从岷江拉回大邑。

有人给他算过一笔账:光是账本里记的正经家产就有田一万两千亩,银行字号二十二处,当铺五座,街房六百八十四间,碾房十座,公馆二十九处。大邑县安仁镇的主街一共七条,其中四条半的地皮和铺面是刘文彩的。

刘文彩的这个弟弟叫刘文辉,当过四川省政府主席,手握重兵。侄子刘湘也当过省主席,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刘家在四川军政两界盘根错节,大邑县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大小官员走马上任,先去安仁镇刘府递帖子请安。明面上叫"拜码头",背地里谁都明白,那叫拜山门。

刘文彩也不是一开始就这么横的。

他是刘公赞的三儿子,排行老三。刘家在安仁镇刘墩子那一带不算穷,有三十多亩地,外加一座烧酒作坊。但要说富,也谈不上。刘文彩小时候不爱念书,读到十二三岁就回来了,给家里做工,驮煤赶牛贩私酒,混了二十年还是那几亩地。

真正的转机在1921年——弟弟刘文辉当上了川军第一混成旅旅长,驻防宜宾。

从那之后,刘文彩官帽子像雨天打伞一样往外翻:烟酒分局长、川南护商处长、叙南清乡中将司令、川南税捐总局总办……一长串头衔一路挂下来,位子越坐越高,胆子也越来越大。

他到川南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把税收的网撒得密不透风。

叙府到乐山一百公里路的河道上,设了三十多个税卡。一艘船从叙府撑到乐山,要过的税卡比经过的险滩还多。鸦片一船、铜板一船、盐巴一船,过一站剥一层皮,两百里水路走下来,货主往往连血本都捞不回来。

而刘文彩最大的"创举",是逼穷人种鸦片。

1927年夏天,刘文彩在宜宾开了个"川南禁烟会议",明面上是禁烟,实际上是划地盘——宣布烟土买卖由官方专营,老百姓必须种罂粟。他在川南给每户摊派了种植罔数,完不成任务要收罚金,那些不愿意种罂粟的农民更惨,刘文彩按人头收"懒税"。

种烟有"烟苗税""烟土税""经纪税""红灯捐",不种烟有"懒税"。横竖都得交钱。

有账本记得清楚:刘文彩在叙府一地就开了四十四项征捐——锄头捐、粪桶捐、门牌捐、征兵费、过境费、口岸费、柴山费……能想得到的都收,想不到的也收。哪家娶亲,收"花捐";哪家盖个茅坑,收"厕所捐"。

这些名目说出来都像个笑话,可收的税全是真金白银。刘文彩搜刮来的银子堆在安仁镇的老宅里,把几间厢房的地板都压弯了。有一年请成都的匠人来修地板,掀开一看,底下的木椽子全断了,银子把梁柱给压塌了。

他也不是光搞钱。

1927年秋收之后,屏山县六千多农户联名抗烟厘捐,领头的是共产党员徐经邦。刘文彩派人到屏山把徐经邦抓了,绑回宜宾五花大绑押到南门外江边枪毙。

第二年春上,叙府城区区委书记李筱文、候补书记李家勋带着几十号佃户和船帮兄弟抗捐,被刘文彩派军警半夜摸进屋子抓走。李筱文夫妇和李家勋等人被关在宜宾保安司令部的地下室里,第二天凌晨拖出来,在岷江边上一排枪打死。

1929年冬天,川南工农革命军发动武装暴动。刘文彩调了几个营的兵力围剿,抓了五六十人,全部枪决。

最惨烈的是1931年春天那桩事。那年3月,中共四川省委在宜宾一家茶馆的秘密会场开扩大会议,被刘文彩的谍查队盯上了。刘文彩带人把茶馆围了个水泄不通,梁戈、孔方新、苟良歌、蔡涛、萧平五人被捕。两天后,五个人在宜宾北门外一个荒坡上被杀害。当地的农民半夜偷出尸体,五口棺材合葬在一起,立了块碑,叫"五人堆"。

刘文彩要是多活两年,不知道会怎么样。

1949年10月17日,他在回大邑的路上咽了气。死因是肺结核。那一年共军还没打过来,对岸的枪声隔着长江能隐隐听见,那些年搜刮来的银子铜板一箱一箱码在安仁老宅的中堂里,码得整整齐齐,等着太阳照进来的那一天。

他没等到。

刘文彩死了,故事还没完。

死后的刘文彩比生前还风光——这话说出来多少带点讽刺意味。

1958年,他原先住的老宅被改成了"大邑地主庄园陈列馆"。刘文彩生前躺过的龙凤床、坐过的红木椅、用过的碗碟、抽过的鸦片枪一样样擦洗干净,摆在玻璃柜里展览。那些压弯地板的银箱子和铜板箱子,拉出来一打开,陈列馆的头一批讲解员说,有几间屋子一开门霉味和腐臭味直冲鼻子,银元上黑一片绿一片地长了铜斑,用火碱水洗了三天才干爽。

1965年,四川美术学院的师生在庄园后面的四合院里做了一件大事——大型泥塑《收租院》。一百一十四个真人大小的人物泥塑摆在庄园的回廊里,有交租的佃户、验租的管家、过斗的账房、逼租的家丁,从进门到出门循环往复地展着,每个泥塑人物的眼睛里都有一层光,那层光叫"仇恨"。

这组泥塑后来出了大名,到日本去展过,到法国去展过,不少国外的艺术杂志整版整版登过《收租院》的照片。可那些泥塑里的人,有一多半连名字都没留下。

那个守墓的刘清山,死前没留下半句话。床头的竹壳茶瓶还在,灶台的冷灰还在,门外的坟堆却没了。

人死了,坟平了,棺材给了守墓人。刘文彩的尸骨给扔在河滩上,晒了几天太阳,被野狗叼走不少,剩几根散骨头。据当地人说,最后被一个路过的农民用衣裳包着埋在附近的荒坡底下,位置不详。棺材板上刻的字据说写的是"刘公星廷之柩"。

村里人把棺材抬回来,把刘清山的尸身放进去,葬在一处不知名的山脚下。隔壁村有个老木匠看了一眼棺材的花纹,说这料子真好,一百年都朽不烂。

刘文彩的故事传了几十年。从课本上读到过他的人不在少数,从舞台上、银幕上、泥塑上看见过他的人也不少。可很少有人知道那个给刘文彩守墓的刘清山,知道他死的时候连副像样的棺板都没有。知道他那两亩水田春天一过要交多少公粮。知道他死在1958年3月的那个晚上,脖子上搭着一根稻草搓的绳。

可话又说回来。刘文彩的坟是被人挖开的,尸骨被拖出来扔在河滩上。可住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早就不记得那条河的名字了。

说到底,棺材是刘文彩的,棺材板也是他的。给刘清山的,不过是块死人的棺板。

新旧社会两重天。这句话,知道的人不少。真懂的,恐怕也没几个。

信息来源:《大邑刘氏庄园博物馆》——百度百科(引用国家文物局公开数据)

《收租院》大型泥塑群雕——四川省人民政府公布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笑蜀《刘文彩真相》——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笑蜀《新史学:大地主刘文彩》——广东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