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铺冤案-2

爹的葬礼办得极为寒酸。

王婆帮着张罗了两日，赵屠户捐了一口薄皮棺材，刘瘸子连夜刻了块木牌当灵位。来吊唁的人不多，街坊邻里凑了二十几文纸钱，烧的时候烟呛得人睁不开眼。

我跪在灵前，膝盖早已没了知觉。三天三夜没合眼，眼眶干得像被砂纸磨过，再也淌不出一滴泪。

娘躺在里屋，人事不省。

她是被王婆灌了两碗姜汤才缓过气来的，醒过来之后，便不再说话。眼睛睁得大大的，望着房梁，嘴一张一合，也不知道在念叨什么。王婆叫了她好几声，她都不应。

“你娘这是受了太大的刺激，魂魄散了。”王婆叹了口气，拿袖子擦了擦眼角，“让她歇几日吧，兴许能缓过来。”

我没说话，把一碗米汤搁在床头，转身去了堂屋。

爹留下的那沓纸，被我按顺序理好了，一张一张摊在桌上。

一共有十三张。

头一张是李二狗的画像，画在粗糙的桑皮纸上，墨迹已经发褐。画上的男人三角眼、高颧骨、左脸一道疤，和当年在米铺时的模样相差无几，只是更瘦、更阴鸷。爹的笔法并不精妙，但眼睛画得极传神——那双三角眼里透出的光，像是淬了毒的针，扎得人浑身发冷。

第二张写着李二狗的籍贯、年龄、体貌特征，以及他曾用过的小名“狗剩”。爹不知道从哪里打听到的，连他右耳后有一颗黑痣都记得清清楚楚。

从第三张开始，是他改头换面之后的线索。

“湖州府德清县，米行脚夫，化名‘王三’。”

“湖州府归安县，走街串巷磨刀，化名‘李富贵’。”

“与一寡妇姘居半载，骗光钱财后逃逸。”

“被赌坊打手追债，逃往苏州。”

每一页都密密麻麻地写着时间、地点、目击者姓名，有的还附了简单的方位图。爹的字迹从工整到潦草，从清晰到颤抖，越到后面越难辨认。最后几张，墨迹断断续续，有些字像是在纸上拖出来的，笔画发飘。

我知道那是他受伤之后写的。

手被砍伤之后，握不住笔，还是硬撑着把每一个字写完了。

我把这十三张纸从头到尾看了三遍，然后折叠整齐，贴身放进里衣的口袋里。

那块口袋是临时缝的，就在心口的位置。

我又从床底下翻出爹留下的那把柴刀。

刀身已经生了锈，刀刃有几处卷口，刀柄上缠的布条被血浸透了好几层，硬得像铁皮，颜色黑红，分不清哪些是爹的血，哪些是他仇人的血。

我在磨刀石上浇了水，开始磨刀。

吱——嚓——

吱——嚓——

天快黑的时候，刘瘸子拄着拐杖来了。他在门口站了很久，才哑着嗓子开口：“玉娘，你爹的事，街坊们都知道了。你往后有什么打算？”

“米铺不开了。”我说，“我要去找人。”

刘瘸子沉默了一会儿，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袋，搁在门槛上：“这是二十文钱，不多，你拿着。”

“刘叔，我不能收——”

“收着。”他打断我的话，声音一沉，“你爹当年帮我修过屋顶，一分钱没要。这是该还的。”

布袋里除了铜板，还有一张叠得方方正正的小纸条。我展开一看，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一个地址——“德清县东门街，周家老宅，李富贵曾在此落脚半年，后搬走。”

“这是我听你爹生前说的。”刘瘸子压低了声音，“他怕记不住，让我替他写在纸上。”

我把纸条收好，朝刘瘸子深深鞠了一躬。

接下来的几天，我着手处理米铺的余货。

城南粮行的孙掌柜听说了我家的事，亲自登门，愿意按市价收走库房里剩下的三百石米。我本可以多卖几两银子，但孙掌柜说了一句“你爹生前与我相交多年，我不能趁人之危”，我便答应了。

刨去还债和给孙掌柜的货款，我手里还剩十三两碎银，外加爹夹袄里缝着的五两银票。

一共十八两。

十八两银子，够一个寻常人家嚼用两年，但够不够我找到李二狗，够不够我买他的命，我不知道。

我只是把银子分成两份，一份缝进腰带里，一份换成碎银揣在荷包里。

娘的情况越来越不好。

她不疯了，变成了另一种模样——安静。太安静了。安静到让人害怕。

她不再念叨宝儿的小名，不再扎纸人，也不再问我爹去了哪里。她只是坐在床沿上，双手放在膝盖上，眼睛望着窗户外面。

窗外是巷子，巷子尽头是水码头，水码头再过去是甘蔗地。

宝儿丢了的那个方向。

王婆每天来送两顿饭，娘会吃，但吃得很慢，一口饭要在嘴里嚼很久，像是不舍得咽下去，又像是忘了怎么咽。

有天晚上，我给她擦脸的时候，她忽然伸手攥住了我的手腕。

“玉娘。”她叫我的名字。

“娘，我在。”

“你爹呢？”

“爹……去办事了，过些日子就回来。”

她盯着我看了半晌，眼神浑浊得像隔着雾。然后她松了手，嘴角慢慢牵出一个笑。

“哦，办事啊……那叫他早点回来，宝儿想他了。”

我端着洗脸水走出房门，在院子里站了很久。

风从甘蔗地的方向吹过来，带着枯叶腐草的味道。天上没有月亮，黑得像一口倒扣的锅。

我开始收拾行李。

几件换洗衣裳，爹留下的十三张纸，一把磨好的柴刀，一本泛黄的《验尸辑要》——那是爹从废纸堆里捡回来的，据说是前朝一位仵作留下的手抄本，我翻过几页，字认不全，但图画看得明白。

我原打算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可夜里娘突然发了高烧。

烧得说胡话，一会儿喊“宝儿别跑”，一会儿喊“当家的，你回来了”。王婆连夜请了大夫，大夫诊了脉，说是急火攻心，开了三副药，叮嘱不能断人。

我没法走了。

我守在娘床边，煎药、喂药、擦身、换额头的湿帕子，守了整整七天。

第七天夜里，娘的烧退了。

她睁开眼，第一句话是：“玉娘，你别守着了。去吧。”

“娘——”

“去吧。”她的声音很轻，却出奇地坚定，“你爹走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回不来了。我躲了三年，不敢问，不敢想，现在不想躲了。宝儿不能白死，你爹不能白死。你去，替他们把该做的事做了。”

“那你呢？”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这儿等。”娘说，“娘不会死，娘要等你回来。”

我没有接话，把被子给她掖好，在门槛上坐了一夜。

第二天天没亮，我把十八两银子中的十两交给了王婆，托她照看娘。

王婆推辞了两回，最后还是收了，抹着眼泪说：“玉娘，你放心去，你娘就是我亲妹子，我绝不让她饿着冻着。”

我换了一身旧棉袄，把头发在脑后挽了一个利落的髻，戴上一顶破毡帽，压得很低。

从今天起，没有人会叫我“玉娘”。我只是一个出门谋生的穷小子。

出城的时候，天刚蒙蒙亮。

城门洞里蹲着几个等着开门的贩夫走卒，有人打瞌睡，有人啃干饼，没人多看我一眼。

我排在队伍末尾，怀里揣着那张写着“德清县东门街周家老宅”的纸条，心里盘算着到了湖州该如何落脚、如何打听、如何接近李二狗。

我计划得很周全。

可我没料到，世道比我想象的还要险恶。

从临安到湖州，走陆路要三天。

我舍不得雇驴车，靠两条腿走，第一天只赶了四十里路，脚底磨出了两个血泡，疼得不敢着地。夜里在一座破土地庙里凑合了一宿，啃了两口冷饭团，喝了几口溪水，把血泡挑了，用破布缠了缠，倒头便睡。

第二天晌午，我在路边的一个茶摊歇脚。

茶摊支在两棵老槐树中间，几块木板搭了个棚，卖茶水和粗面饼子。我花两文钱买了一碗茶，坐下啃自带的干粮。

旁边桌坐着一个中年男人，穿青布直裰，戴方巾，像是跑江湖做小买卖的。他看见我一个人赶路，凑过来搭话：“小兄弟，去哪儿啊？”

“湖州，投亲。”我把声音压粗了一些。

“巧了，我也去湖州。一道走？路上也好有个照应。”

我看了他一眼。这人长得白白净净，说话和气，笑起来眼睛弯弯的，看着不像坏人。

但爹教过我一句话：越是不像坏人的人，越要提防。

“不了，我走得慢，不耽误大哥赶路。”我喝完茶，起身就走。

那人没跟上来，我回头看了一眼，他还在茶摊上坐着，脸上的笑容收了几分，眼底闪过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光。

我加快了脚步。

第三天傍晚，我到了湖州地界。

德清县城不大，东门街是条窄巷子，铺着青石板，两边是灰瓦白墙的老宅子，墙根长满了青苔。周家老宅在东门街最里头，两扇黑漆木门紧闭，门环上落了一层灰。

我敲了半晌，没人应。

邻居一个老婆婆探出头来，上下打量我：“找谁？”

“大娘，我找之前住在这里的周家。”

“周家？早搬走了。快一年了。”

“搬去哪儿了？您知道吗？”

老婆婆摇头，正要关门，我又追问了一句：“那您知道李富贵吗？之前是周家仆人？”

“哦，是那个脸上有道疤的？我就他就是个赌棍，天天被人追债，半夜翻墙跑了的。”老婆婆撇嘴，“听说跑苏州去了，再没回来过。”

我坐在城门口的石墩上，把爹留下的十三张纸又翻了一遍。

在第七页的角落里，我发现了一行之前没注意到的小字：“苏州阊门，李富贵曾在此典当一件棉袍，当铺老板姓金。”

苏州。

去苏州。

我咬咬牙，把剩下的干粮和仅有的七两碎银往怀里塞了塞，继续赶路。

从德清到苏州，走了一个月。

这一个月里，我喝生水、啃发霉的干饼、在桥洞里过夜、被野狗追着跑，还差点被人贩子拐走。

说起人贩子，就是那个在茶摊上搭话的白净男人。

我到了苏州的第二天，在阊门附近打听当铺的时候，“恰好”又遇见了他。他笑着说“真是缘分”，非要请我吃碗面。

我不信缘分，但我信自己的直觉——这个人不对劲。

面上来了，我不动声色地用银簪探了探汤底，簪头微微发黑。

我端起碗说烫，放在嘴边吹了吹，趁他转身的功夫，把面汤泼进了袖筒。

然后我装作头晕，趴在桌上。听见他低声对店小二说：“帮我搭把手，这是我弟弟，老毛病犯了。”

我没等他来搀我，突然睁开眼，一把抄起面碗砸在他脑袋上。

碗碎了，血流了他一脸。

我拔腿就跑，钻进阊门附近的人群里，七拐八绕，蹿进一条窄巷子，翻过一户人家的矮墙，蹲在猪圈后面。

外面传来骂骂咧咧的追喊声，过了很久才散去。

我从墙头翻出来的时候，身上沾满了猪粪，头发散了，毡帽也丢了。

我蹲在河边，捧起冷水洗了把脸。

水面映出一张陌生的脸——青紫的眼圈，干裂的嘴唇，脸颊上被树枝划出的血痕，还有一双像死水一样沉的眼睛。

这是我吗？

是我，胡玉娘。

十四岁，孤身一人，手里只有几两碎银和一把柴刀，在距离家乡几百里的陌生城池里，被下药、被追杀、被逼得像老鼠一样躲在猪圈里。

我对着水面，慢慢咧开嘴，笑了一下。

“胡玉娘，你连个坏人都对付不了，还想报仇？”

水里的倒影没有回答我。

我把脸埋进掌心，肩膀抖了很久。

没有声音。

我怕一出声，就会哭出来。哭出来，就再也站不起来了。

那个傍晚，我在阊门附近的一家小客栈门口蹲了很久，舍不得花住店的钱，只是坐在门槛上，把啃了一半的干饼往嘴里塞。

门帘一掀，出来一个三十来岁的女人，穿着靛蓝布裙，腰上系着围裙，手里端着一碗热汤。

“给。”她把碗递到我面前。

我抬头看她。

“别怕，没毒。”她笑了笑，“你蹲在我店门口，万一饿死了，我还得报官，麻烦。”

我接过碗，喝了一口，是萝卜汤，咸的，热的。

“多谢大姐。”我说。

“谢什么，一碗萝卜汤而已。”她在我旁边蹲下来，“你一个小姑娘，怎么一个人在外面跑？”

我浑身一僵。

“别装了，”她指了指我的耳朵，“男人不打耳洞。”

我下意识捂住耳朵，想把耳垂上那个陈年的小洞遮住。

“别遮了。”她笑起来，“我有两个女儿，都打了耳洞，错不了。进来吧，外边冷。”

她叫柳三娘。

她是这家客栈的老板娘，也是苏州府衙的仵作。

后来我才知道，柳三娘年轻时是义庄的守尸人，自学验尸术，成了整个江南数一数二的女仵作。她丈夫早年被瘟疫带走，无儿无女，独自开了这家客栈，一半用来谋生，一半用来收容无家可归的苦命人。

那晚，她给我烧了热水，让我洗了澡，换了一身干净衣裳，又端了一碗热粥、一碟咸菜、两个馒头。

我吃了很久，一边吃一边哭，眼泪掉进粥里，粥更咸了，咸到发苦。

她没有问我从哪里来，也没有问我要去哪里。

只是在我要离开的时候，说了一句：“你要找的那个人，是杀人犯？”

我的手指蜷了一下。

“手上沾过人命的，身上会有血煞气。你身上也有。”她靠在门框上，抱着胳膊，“你杀过人？”

“没有。”

“那你是想杀他。”

我没否认。

她看了我很久，说到“你让我想起了一个人，二十年前，我丈夫得了瘟疫，我拖着他，求遍全城的大夫，没人肯救。”

“后来呢？”

“后来我自己学会了验尸，学会了用毒，学会了怎么让该死的人死得不那么痛快。”她淡淡一笑，“你眼里的那股狠劲，和我当年一模一样。”

我在柳三娘的客栈里住了下来。

白天帮她打扫客房、洗菜切菜、招呼客人。夜里，她教我认草药、辨毒性、看尸斑、测骨龄。

她说我手稳、心细、不怕血，天生就是吃这碗饭的料。

“仵作不是什么体面的行当。”她说，“验尸的时候，连衙役都捂着鼻子站在三丈外。但死人不会骗你，每一道伤口都是实话。”

我学会了通过尸体的胃内容物判断死亡时间，学会了从骨骼上找出被钝器击打的痕迹，学会了熬制让人腹痛但不致命的药，也学会了下一种叫“三步醉”的迷香——点燃后三步之内，闻者必昏。

几个月后，柳三娘告诉了我一个消息。

“阊门外头那个磨刀的李富贵，你一直打听的那个人，昨天被赌坊的人堵在巷子里打了一顿。我让人跟了一路，他往南边跑了，听说去了嘉兴。”

“嘉兴哪里？”

“还没探到。但我有个老相识在嘉兴府衙做捕头，姓赵，叫赵铁山。你去找他，拿着这个。”她递给我一块木牌，上面刻着一个“柳”字。

“他欠我一条命。”柳三娘说，“你让他帮你查。”

我接过木牌，朝柳三娘磕了三个头。

“别磕了。”她伸手拉我起来，“去吧，报完仇之后，要是还活着，回来看我。”

她把一件叠得整整齐齐的男装塞进我包袱里，又塞了两包“三步醉”和一小瓶解药。

我走出客栈的时候，回头看了她一眼。

她站在门口，围裙上沾着面灰，冲我摆了摆手。

我咬住嘴唇，转身走进苏州的晨雾里。

嘉兴在南边，还要走两百里。

我的鞋底已经磨穿了，脚上全是老茧。腰带上缝着的银子还有五两，包袱里还揣着爹留下的十三张纸和那把磨得发亮的柴刀。

天还没亮透，城门刚开。

我排在进城的人流里，前面是个挑着两筐青菜的老汉，后面是个牵着驴的货郎。

没有人知道，这个穿着灰布短褂、戴着破毡帽的瘦弱少年，心里藏着两个死了的人，和一柄还没出鞘的刀。

我紧了紧包袱，进了嘉兴城。

赵铁山。

李富贵。

你们等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