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年毛主席踱步招呼秘书拿来笔墨亲自写龚维蓉的任命书

这个让最高领袖亲笔落款的人，是一个来自合肥的女医师。她叫龚维蓉，当年已经五十二岁。

她到底做了什么？

龚家在合肥，是真正的大户。《龚氏宗谱》记载，龚家始迁祖明季由江西临川迁居合肥，历经十数代，到清末已是"十三十四两代翰林"。

庐州城里流传的民谣说得清楚：一世二世孤苦伶仃，三世四世渐有书生，此后车马盈门，代代出人才。民国初年，龚维蓉的父亲龚积义做到山东军法处处长，堂伯龚积炳更是当上了山东省长。

1900年，龚维蓉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里，是龚家的二小姐。按照旧日的逻辑，这样的出身，等着父母定亲，找个好人家嫁了，这辈子也就算交代了。但龚维蓉不是那路人。

1918年，受"不能医国者便医人"思潮的影响，她考入山东女子医学专科学校，即后来并入齐鲁大学医学院、如今的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院。那个年代，女子学医，近乎异类。

没读多久，变故来了。

合肥北乡元疃集上的项家，带着18岁的儿子项以鼎赶来济南，说是两家父亲早年定下的娃娃亲，要来完婚。龚维蓉没有像当时很多进步青年那样拂袖抗婚。她只提了一个条件：可以结婚，但学要读完，一步都不退。

于是项以鼎成了暂时的上门女婿，婚礼在济南龚府举行。不久，第一个孩子出世，取名项有森。

孩子有了，怎么继续读书？龚维蓉用了一个祖传的法子——哺乳避孕，让孩子一直吃奶到三周岁。现在看来这并不科学，但在当时，她用这个法子硬撑着完成了学业。

1925年7月，她终于拿到毕业证，整整读了七年。这七年里，她遭遇了多少家里人的不解，多少邻里的窃笑，多少丈夫的冷脸——这些没有人详细记录。

1928年，龚维蓉还在济南代课。那年5月3日，日本军队在山东省济南城内向国民革命军发动进攻。

史料记载，日军强占全城，杀害中国军民及外交官员六千余人，外交特派员蔡公时等17人被割耳剜眼后处决，震惊中外，史称"五三惨案"。直到1929年5月，日军才在国际压力下撤出济南。

龚维蓉在这场惨案里亲眼目睹了日军的所作所为。她写得一手好字，上街义卖书法，把收入全部捐给死难者家属。她站在请愿队伍里，要求侵略者滚出济南。国仇之外，家事也在崩塌。

丈夫染上大烟瘾，不理家事，还要横加阻拦她出门工作，逼她回乡相夫教子。母亲病故。父亲带着两个小老婆坐吃山空。

项家不知何故得罪了仇家，丈夫在抗战爆发前夕被人暗杀，她一夜之间从世家千金变成了单身母亲。婆家待不下，娘家也待不下，身上的嫁妆首饰一件件变卖。

1931年，走投无路的她拖着两个孩子，来到合肥基督医院，开口说：我不要薪水，只要有口饭吃，让我做实习医生。

旁人说她傻，说没有这样做事的人。

实习第二年，她升为住院医师，再升主治医师。三年里，薪水从10块大洋涨到50块大洋。到抗战爆发前，她已经是一名能独当一面的全科主治医师，尤其擅长外科、妇科和儿科。

然后，1937年，卢沟桥的炮声响了。

从那年10月起，合肥频频遭到日军飞机轰炸。基督医院把屋顶涂上美国国旗的图案，指望日本人留情，但炸弹照样落下来。1938年5月14日，日军在12架飞机掩护下攻入合肥，从德胜门和小南门破城而入，街道上尸横遍地，北门外石桥河水几乎被堵断。

破城后第六天，龚维蓉随父亲和儿子出门探视，走到一处大院，撞上几个日本兵。对方冲上来就要拉人。龚积义抄起棍子就打，孩子死死咬住其中一人的胳膊。那几个兵大约顾忌到这是官宦人家，悻悻离开了。龚维蓉当场吓出一身冷汗，此后再不敢轻易出门。

太平洋战争前夕，美籍院长柯普仁宣布医院散伙，外籍人员撤回本国，给每位中国职员发了从业证明，大家各奔前途。龚维蓉不愿在日本人手下讨饭吃。

她带着儿子项有彬，用脚丈量路程——第一天到雷麻，第二天到六安，第三天到苏家埠……整整走了七天七夜，穿过日军封锁线，抵达战时安徽省会立煌，也就是今天的金寨县。

1942年，她在立煌重开诊所，又开始救人。不到一年，1943年，日军扫荡立煌，诊所付之一炬。她站在废墟前，哭了。然后抹干眼泪，重新开始建。

1945年，日本战败，龚维蓉回到合肥基督医院，参与接收工作。

她已经四十五岁了。这二十多年里，她经历了五三惨案、家破人亡、合肥沦陷、穿越封锁线、诊所被焚……每一件摊在普通人身上，都足以把人压垮。但她没有。

1948年11月30日，合肥基督医院举办50周年纪念大会，美籍院长柯普仁主持典礼，一个月后就收到南京美国大使馆的撤离通知。他召集全院员工，宣布走后由张木东、龚维蓉等六人组成院务委员会，管理一切事务。

又一个月，合肥解放了。龚维蓉后来对儿子说的那句话，简单，却分量很重——"我从来没有见过有共产党这样的干部，他们廉洁奉公、艰苦朴素。如今，国家有希望了，我们一同好好干吧。"

健康界的医院志记载，1951年，人民政府正式接管合肥基督医院，先后更名为皖北行署直属医院、安徽省立和平医院，1955年正式定名安徽省立医院，划归省卫生厅直属管理——这就是今天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前身。

1951年7月2日，龚维蓉被正式任命为副院长兼外科主任。年过五十，她仍然保持着同一种工作方式：上午门诊，下午查房，有手术就干到很晚。

设备简陋，她照样做高难度手术，帮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为妇女摘除重达三十余公斤的卵巢肿瘤。抗美援朝打响后，她带头发动全院捐钱捐物支援前线，还主动参加各类社会工作。就在这个时候，北京那边来了消息。

1952年，毛主席亲笔写下了那份任命书，提名龚维蓉担任安徽省政府委员。这个职位，在当时是对她医德与贡献的充分肯定，足见这份认可的分量。

龚维蓉以省妇联代表身份进京出席，受到毛主席亲切接见，邓颖超还专门设宴款待代表团。

荣誉越来越多，她的日子却过得越来越简单。她主动向组织提出，把自己的薪水从教会医院标准降到普通干部标准，要求与医院职工同工同酬。

她搬出住了多年的小洋楼，退出基督教会，在土改期间还专门写信让乡下的姑子把家中上辈留下的地契尽数上交，"使农民有自己的土地，也可使我的子孙永远自力更生"——这封信被公开宣读，得到广泛好评。

1954年，保健院划归合肥管理，更名合肥市妇幼保健院，龚维蓉继续担任副院长，技术职称正式确定为主任医师。

从主任医师到退休，龚维蓉又工作了二十多年。

她组织了面向全省的七期"难产急救培训班"，手把手带出一批妇产科医生。她被推选为省、市医学会理事，省委书记曾希圣、市领导黄岩多次公开表彰她的医德和医术。到了"四清"运动期间，年逾花甲的她还率领医疗队下乡，省卫生厅为此专门通报表彰。

时间久了，她的名声就传开了。不少人不管挂不挂号，直接上门找龚维蓉看病。有时她正忙着别的事，病人就在门口等着，家里整天像个小诊所。

1978年，她正式退休。但龚维蓉不是那种退了就坐着的人。她搬进合肥晚报社一间办公室，过着很清贫的生活。

昔日的病人和孕妇还是找过来，她从来不推辞，不收礼，不收检查费，每次认认真真，反复讲解，有时送走一个病人，自己腿都站麻了。

1979年3月1日，将近八十岁的她参加了省政协三届四次全委会。别人午休的时候，她戴着老花镜，双手颤抖，在写提案。

没过多久，她在吃饭时突发脑中风，被紧急送医。住院三个月，神志慢慢恢复了，但右手和右脚始终不太听使唤。她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便请人按摩、针灸，自己坚持锻炼，从不叫苦。

1982年5月10日，龚维蓉在合肥病逝，享年83岁。消息报到中共合肥市委，拿到常委会上讨论了两次，又请示省委统战部，最后形成意见：按副市级待遇治丧。治丧委员会由市委副书记丁之任主任，成员共十九人，规格之高，在合肥当时并不多见。

1983年5月23日，龚维蓉同志追悼会在合肥殡仪馆举行，数百人自发到场。

从合肥龚家的二小姐，到不领薪水的实习医生，到穿越七天封锁线的难民，到毛主席亲笔落款的任命对象，到退休后仍坚持出诊的老大夫——她这一生，几乎踩中了二十世纪中国所有的大事，五四、沦陷、抗战、解放、建国，一件没落下。但她自己好像从来没把这些当成什么惊天动地的事。

她只是，一直在看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