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史光柱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双目失明，却收获超过五百封女生求爱信的感人经历！
1986年初春的一个清晨，深圳大学的宿舍楼里传来微弱的口琴声，旋律跌宕，像是在回忆山林里的枪声。吹口琴的人名叫史光柱，23岁，双目空洞，却能准确找到每一个音符的位置。
没人会想到，两年前他还是云南边防某团最年轻的代理排长；更没人想到，正是那场血色弥漫的老山争夺，让他失去了光明，也意外打开了另一条人生岔路。
时间往回拨到1984年5月的一天拂晓。老山腹地云雾未散，57号、58号高地被越军机枪与火炮层层封锁。山势险峻，岩石裂隙间埋着地雷，山坳里布满暗堡。临时接过指挥权的史光柱只来得及在地图上划一道铅笔线，便带着第二排贴坡跃进。
迫击炮口一开火，山体震颤，碎石纷落。史光柱抢步前突，单兵火箭筒顶着肩膀轰掉了敌人机枪点。巨响后，他左小腿被弹片划破，血沿着绑腿往下滴。医务兵想拦，被他摆手拒绝：“等拿下阵地，再算旧账。”李金平在一旁冲他吼：“别逞强！”“先把碉堡解决！”史光柱嗓音沙哑，却把话说得斩钉截铁。
冲过57号高地后，剩下的58号更难缠。越军阵地不到百米，却像钉子。山风卷着炮火，气浪把人抛起又摔下。连续三次被震翻后，他的左臂已失去知觉，耳中嗡鸣不止。第四次，他被一股炽热浪头拍倒，手中的手雷滑落在壕沟里，爆炸碎片飞溅，他的视野从模糊到彻底黑暗。
再睁眼时，已在后方救护所。眼球被摘除，右耳仅余微弱听力，身边空了一个铺位——李金平永远留在了高地。医生告诉他，需要长久疗养。“我能不能回到前线？”他低声问，没人回答。
伤未痊愈，荣誉却先一步抵达。中央军委授予“战斗英雄”称号，勋章沉甸甸，像压在胸口的山石。各地邮局的邮袋成捆送来，五花八门的信封塞满了医院走廊。慰问、致敬、请教、求爱——500多封情书夹杂其中，寄信人里有工人、教师，也有大学生。
北京女孩张晓君的信并不起眼。她写道：“如果黑暗挡住你的眼，就让我做那盏灯。”这句话像在深井里照进的一束光。几封往返后，两人约在京城一处小茶馆。见面那天，下着小雨。张晓君把伞递给他，轻声说：“握着我的袖口走。”
不久，他们结婚，没有婚纱，没有宴席，连戒指都是朋友帮忙挑的普通银圈。街坊们看得复杂：一个失明的士兵，一个家境优渥的大学生，搭在一起，能行吗？流言在胡同里打转，她没解释，只是更用力推着轮椅，告诉旁人：“他值得。”
为了让丈夫重新站到讲台前，她陪他去了上海的盲校学点字。初学时，史光柱常把凸起点摸成一团，急得满头汗。张晓君握着他的手反复比划，“这是a，这是o”，声音比课堂里的讲师更耐心。有人打趣她“当了老师又当月嫂”，她笑说：“本来就是同桌嘛。”
盲文掌握后，两人申请就读深圳大学中文系。那会儿的特区刚开埠，校门口尘土飞扬，却挡不住年轻人涌入。校方同意破格录取，条件是要完成高中课程补修。夜里，校园灯光零星，张晓君挺着身孕，捧着讲义读给他听；他边听边用盲文板戳点，指尖磨出血泡也没停。
图书馆的台阶对盲人是天堑，张晓君干脆一次抱来一摞书，放到床头。两人合力，把《红楼梦》拆成一段段，让史光柱慢慢摸读，再由他口述感悟，她执笔整理。就这样，一册诗集《我恋》在1987年付梓，旋即被部队战友抢购一空。
1990年夏天，毕业证书发到手中，名头写着“文学学士”。这是国内少见的盲人本科文凭。老师们在礼堂合影，他站在中间，脸上没有阳光却藏着光。那一刻，他说：“战场逼我睁眼看自己，书本让我重新看见世界。”
此后几年，他走遍部队、学校、厂矿，讲述老山、讲述课堂，也读自己的诗。听众往往先被战斗故事震住，再被朴素的诗句打动。有人问，他若未受伤会不会当诗人？他笑答：“也许还在山林里摸黑前进。”
老山的硝烟早已散去，历史把一位青年战士推到人生的岔路口；而他用指尖和韧劲，写下另一种坐标。今天再翻那本《我恋》，纸页已旧，字句却仍带火药味与栀子香——这是一个时代留给后来人的注脚，也是一段生命拐弯后依旧昂首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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