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丁盛卸任后连如厕和休息警卫员都左右陪伴，这是防止发生意外情况吗？
1955年9月颁授军衔时，共有一千一百九十多位高级军官被授予少将，其中最终升至大军区司令员岗位的，不到十五人。人数之稀少，使这份名单在许多军史档案里被单独标注。
丁盛正位列其中。他出身皖南，早年在新四军经历了淮南山地伏击、津浦路破袭等硬仗，作风硬朗。1973年12月，中央决定调他去南京军区担任主官。那一年，他五十五岁。
南京方向地理位置特殊，东望海疆，北接江淮，既是对台前沿，也是华东工业心腹。军区司令人选必须既懂战役，又懂政治。任命公布后，有老同事在茶桌旁感叹：“少将里能挑出司令，可真不多。”
形势很快急转直下。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清理工作波及多条系统。1977年3月，丁盛被通知暂停职务配合调查，理由只有一句“另行安排”。文件下达当晚，他仍按时到作战值班室交接，随后乘吉普车离开军区机关。
当时部队对涉及重点对象实行“保护性监护”。11月起，他被安置在一处封闭院落，门口挂着普通门牌，却有专班轮值。最严的时候，连上洗手间都要两名警卫相随，一前一后，灯光通宵不熄。走廊里偶尔传来对话：“首长，请稍等，我们一起走。”短短两句，把气氛压得很低。
这种状态持续到1979年4月。组织审查未见重大问题，他被允许返家，与家人团聚半年有余。那段时间，老战友来访，席间谈起旧事，他还能哈哈大笑，仿佛风波已成往事。
然而，1980年初，“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即将开庭，凡是曾与之有工作往来或被列入外围对象的干部，再度进入重点看护名单。丁盛再被转往另一处招待所，生活范围缩到操场大小，直至当年冬天才告解除。
1982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离休干部安置暂行条例》实施。根据“职务对号、待遇从宽”的原则，他被定为正团级离休，编入南昌干休所。按纸面标准，每月供应粮油、医药全免，居住供给单元楼。
纸面之外是现实。干休所位于城郊，医疗条件一般，而他长期患有冠心病，需要大医院。儿女们多在南京工作，无暇南下照料。再三请示后，他得以迁回南京，但行政关系仍留在江西，日常补贴无法异地兑现。为了看病，他常往返两地，旅费只能自理。
进入80年代中后期，南方经济先行一步。几个子女南下深圳、广州闯荡，他也随之又一次离开六朝古都。租住的房子不大，家具简单，靠离休金与亲友接济过活。
不断奔波让他心里生出不甘。1986年起，他陆续写了数份情况说明，托人转交聂荣臻元帅，希望复查原先的定性。但是那时聂帅已交班养病，文件辗转回到原渠道，无人批复。后来他又找到曾主持“两案”审判的黄火青，得到的答复是“再等等看材料”。此后，石沉大海。
直至1990年代中期，相关部门才对其待遇做出一定幅度调整：医疗报销范围扩大，另获准在南京购置一套近六十平方米的新居。那时的他已年逾古稀，心脏病反复，行事多靠拐杖，相伴左右的只有老伴与偶尔探望的晚辈。
丁盛的曲折经历，从风光任上到层层审查，再到离休生活的迁转，将“审查—安置—补偿”这一过渡模式呈现得颇为完整。资料结尾处，他的名字仍排在那列“大军区主官”表格的显眼位置，记录着一段并不平坦的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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