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1975年，周总理托人让一位妇女调到省里工作，这位妇女为何选择再等等呢？
1970年5月末，荆江水位逼近设防线，松滋县泵站值班室里，37岁的辛志英盯着水尺，脱口而出一句土话：“水再涨，就得跟它拚命！”话音刚落，同事只回了两个字：“听你！”匆匆披上蓑衣，众人循着她的手势奔向圩堤。暴雨连下三十余日，渍涝与旱情竟在同一季度相互交叠，低洼稻田半漂半旱，村民心急如焚。
这场抢险只是她二十年治水路上的一幕。要理解她何以能在关键时刻挑大梁，得把目光拉回18年前。1952年春，长江中游荆江决口隐患突出，国家决意在汛期前修成分洪工程，军地共集结近30万民工。那一年，年仅19岁的辛志英带着乡亲赶到黄山头工地报道，一身蓝布衣，一张稚气未脱的脸。石料运输是全线瓶颈，她琢磨出“回头掀、顺势翻”的碎石搭肩法，减少弯腰次数，效率骤增。最忙的几夜，几百名妇女围着石堆轮番上阵，硬是把预定两天的任务压缩到一昼夜。堵坝临门一脚，她主动留下，和民兵合力完成压顶。75天，荆江分洪闸拔地而起，设计防洪标准提升到25年一遇，这在彼时已属创纪录的速度。
工程告捷后，沙市英雄模范大会授予她“特等劳动模范”称号。6月的掌声尚未散去，北京的金边请柬就到了。1952年10月，人民英雄纪念碑脚下，水利系统劳模受邀参加国庆三周年观礼。首都第一次听到那个乡音浓重的名字。阅兵结束，毛泽东与劳模们握手，他对这位来自松滋的女工说道：“治水要靠你们自己，继续干。”一句话，像石子落水，激起更大的涟漪。
回乡后，她没有在县里坐机关，而是扎进大同区龙台村。这片昔日的乱葬岗与废沙滩，一场洪水能淹三尺，一场旱灾又龟裂寸许。1953年春，她拉起常年互助组，接着把二十几户编进最早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清淤筑渠，平整洼地，沿旧堤开“人字”排水沟，三年下来，耕地从一千余亩扩展到三千多亩，稻谷亩产翻番，谷仓第一次出现主动上缴。湖北水利部门把龙台经验写进文件，称之为“低海拔区渠道化范本”。
进入70年代，松滋连遭涝旱夹击。地方仅靠土渠和人力排水已捉襟见肘。辛志英带队实测水位，整理数据，跑到省城找主管副省长夏世厚。一次汇报，她嗓音嘶哑，却只递上两张纸——一张灾情简报，一张电灌站草图。夏世厚看罢，只问一句：“需要多少？”她答：“一百万元，分两批拨。”当年秋天，第一笔款项到位，三台500千瓦电机进场。可就在查看基坑时，她突感胸闷晕倒，被送至武汉做了胸廓手术。十天后，还没拆线，已拖着输液瓶回到工地，住在简陋的招待所，晚上靠听水声判断抽排成效。电排系统通水的那个早晨，曾经被淹的稻田现出倒影，老农嘟囔：“这回庄稼有救咧。”
辛志英的名字几乎与“治水”“种田”捆在一起，但她还有另一个身份——人大代表。从1964年起，湖北省把更多耕者请进人民大会堂，农民代表比例逐届提升，她连任到第四届，还是主席团成员。1975年1月的人民大会堂外间，赵辛初递来一封信：“周总理关心你的身体，想请你到省里工作，别再下艰苦的一线。”她沉默片刻，只回一句：“家乡还指望我指挥水利，先不动。”赵辛初点点头，转达了她的决定。那年会后，她依旧回到松滋，守着尚未完全竣工的第二台泵机，直到运转正常才放心。
此后多年，松滋的稻谷单产在江汉平原名列前茅，电力排灌功不可没。县志统计显示，1975年至1985年间，因排灌站发挥作用，全县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扩大近三分之一，洪涝损失率下降过半。数据之外，是无数像辛志英这样的基层干部日复一日的守护。他们的身影，被荆江的滚滚江水记了下来，也镌刻在郢城坝头那块略显斑驳的石碑上：1952年修建，1971年扩容，终身未离岗的，是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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