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这位唯一出生在北方的开国元帅，曾为我军创造11项历史纪录，他的儿子也成为中将！
1929年深秋，鄂豫皖交界的山岭上雾气沉沉，许多人还在为如何摆脱国民党重兵封锁而苦思对策时，一位身形清瘦的黄埔一期生已经悄悄勾勒出新的进攻路线图——他就是时年28岁的徐向前。彼时红4军被围于大别山腹地，补给紧张，可这位年轻参谋长却偏不肯守株待兔，他盯上了敌军空中联络线。
1930年2月16日清晨，一架国民党侦察机因导航失误降落在宣化店附近的旷地。围观的赤脚战士本想拆了螺旋桨当纪念品，却被徐向前一句“整机留用，留着打回去”喝住。几个小时后，飞行员龙文光被劝服，飞机被重新涂上红星，机身刷上了“列宁”二字。三天后，它俯冲至敌69师指挥部上空投下数枚炸弹，山谷回响轰鸣，红军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制空火力。不得不说，这种超前思路让不少老同志直呼痛快。
转入1931年春，敌第34师沿京广铁路北上增援。徐向前估摸好行军速度，将主力悄悄拉至双桥镇外围，“让他们自己撞到枪口上”。3月9日上午，战斗打响不到四小时，师长岳维峻就被端上了俘虏席。34师覆灭的消息沿铁路一路传，红军士气高涨，短短半年内部队膨胀到八万余人。30岁的徐向前随即被推举为新成立的红四方面军总指挥，成为红军里最年轻的方面军主官。这速度，在黄埔同学圈里着实罕见。
苏家埠一役又紧跟着上演。1932年3月，国民党重兵由合肥、蚌埠方向扑来，意图“一口吞掉”根据地。徐向前判断正面硬拼吃亏，索性放敌人进村，再围点打援。48个日夜的鏖战后，红军共歼敌3万余人，大别山南麓再无大股敌军立足。有人感叹：“这场仗像竹篙点水，看似轻巧，其实劲道全在提拉之间。”经验很快被写进了《红四方面军战术要则》，后来不少解放军指挥员拿来照抄都觉得顺手。
1933年冬，川陕边乱云翻涌。刘湘纠集所谓“六路讨赤大军”妄图一举铲平根据地。面对十数万来犯之敌，徐向前没有把全部力量摊在防线上，而是将师旅打散，先收拢要道、村寨，再凭山地小路游击穿插。十个月下来，敌军伤亡八万，追剿计划成了纸上谈兵。更重要的是，红四方面军练就了依托地形攻击、随时收缩的本领，这种打法后来在晋西北、在大巴山屡试不爽。
抗日战争爆发后，他被调任八路军129师副师长。1938年3月，129师一个伏击团在响堂铺设下埋伏，待日军汽车队闯入狭谷，山腰炮火齐开，随行卡车被烧毁一百八十余辆。巷道硝烟散尽，敌人只剩一地焦壳与零件。日军情报记录上罕见地写下“遭遇有组织阻击，汽车损失惨重”，可见震动之大。
解放战争翻开新篇。1948年2月，徐向前回到阔别已久的山西，担负华北野战军一兵团指挥任务，直取临汾。城墙高厚，守军火力充足，他却决定借地方民间旧矿道，用坑道爆破撕开缺口。4月，十几声剧震接连传出，城垣崩塌，突击队蜂拥而入。临汾失守后，太原顽敌负隅死守，战斗一拖就是半年多。高原寒风中，解放军挖出纵横数公里的交通壕，逐点蚕食。10月夜幕，南城火光冲天，阎军主阵地土崩瓦解，华北最后一块重镇自此易手。
1949年10月，徐向前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不到一年时间又兼任华北军区第一副司令。1955年授衔仪式上，他胸前八排勋标引人注目，但比勋章更抢眼的，是那份自鄂豫皖到川陕，再到华北、山西跨越二十年的完整指挥履历。1966年，他跻身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1978年出任国防部长兼国务院副总理，成为建国后少数同时兼管作战、训练和装备三线事务的将领之一。
许多人提到徐向前，总爱数他的“第一次”：红军首用飞机、首歼整编师、首创坑道爆破……其实，比纪录更珍贵的是对战场环境的敏感应变。山地、平原、城市，他很少按部就班，每到新地形先问“能不能借力”，再谈火力比拼。也正因如此，他的战例被后辈视作教科书，却又难以照搬。
晚年，徐向前把更多心思放在院校建设和武器研发上。“路要提前修，等到敌人来了再铺石头就晚了。”这句在总参会议室说出的提醒，被年轻军官记了下来。多年后，他的儿子徐小岩成为总装备部科技委副主任，中将军衔，再次把一家两代与军队现代化进程连在了一处。
人们或许会继续探讨，究竟是哪场战役最能代表这位山西元帅的锋芒。与其寻找单一答案，不如翻开他那本密密麻麻的行军日记：脚印遍布中原、西北、华北，战场在变，战术在变，唯一不变的是面对强敌时那份迎难而上的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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