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光绪十八年八月二十四，山西举人刘大鹏写了一篇《鸦片烟说》。这老兄可不是无病呻吟，他是用毛笔拍了一部纪录片：
"当今之世，城镇村庄尽为卖烟馆，穷乡僻壤多是吸烟人。约略计之，吸之者十之七八，不吸者十之二三。"
十个人里七八个吸毒，这普及率，禁毒支队看了都得头皮发麻。
他记了一个卖黄土的父子。父亲四十多岁，"面目黧黑，形容枯槁，发长数寸，辫卷如毡，衣裳褴褛，神气沮丧"。
刘大鹏问是不是吸大烟，对方答"然也"，又说"非吸鸦片烟，必不至是，且不独余吸也，余妻亦吸之"。
夫妻俩都吸，衣不蔽体，食不充腹，十来岁的儿子跟着受穷。那天快到中午，父子俩还没吃饭，"卖此土而始餐之"。
黄土是山西农村烧火用的，掺煤末和泥。卖一车黄土，换一顿饭吃。这就是吸毒者的日常。
刘大鹏问他为啥不戒，人说："吾亦欲不吸，但不吸则四体不能动以求利耳，虽悔亦莫及矣。"
戒了没法干活，不干活没饭吃，没饭吃更得吸——死循环。
还有偷儿被抓后的自白。村里人逮住一个破窗入户的，问他："汝亦良民，何以破吾窗，入吾室，以盗吾物乎？汝亦羞愧否？"
偷儿答："吾所为此，岂不知羞，但今日穷困无聊，不食犹可枝梧，独无鸦片烟可吸而烟瘾所迫，概不能稍缓须臾，计无所出，不得已而为此。"
为了烟瘾去偷窃，被抓住了还求人家原谅："伏乞原谅，以宥吾罪，吾非为烟瘾所迫，断不为此无廉无耻之事。"
刘大鹏还记载了农村种罂粟的变迁。光绪初年"吾乡尚不敢多种，不过于深僻之处种些"。1888年后官府突然"加征厚税，明张告示，谓以不禁为禁"——说白了就是放开种，收重税。
农民一看，哟！原来种这个能赚钱，而且只要交税，官府其实不管，立马"遍地皆种鸦片烟"。
结果1892年割烟的工钱比收麦高十倍，"务农之人皆入鸦片烟"。地就那么多，种了罂粟就不能种麦，粮价自然往上窜。
这种情况下，遇到荒年当然就是大悲剧了。1877、1878年山西大旱，"人相食，饿死者遍野塞途"。
种罂粟最多的地方"如交城山中、永宁州等境，饿死者更多"——因为那里"概不种禾稼，独赖种鸦片烟以资生"，一旦遭荒，家里没存粮，只能等死。
他的老师丽中先生早在同治年间就预言："下农家皆种鸦片烟而不以禾稼为重，正所谓忘其本而务其末也，不出十年，必遭大灾。"后来果然应验。
刘大鹏毕竟是读书人，对此很警惕，一直没尝试，他还试过帮人戒烟。
他抄了林则徐的戒烟方，"散于里中吸食鸦片烟者，照方和丸服，大有奇效，退了数人的瘾"。但"退而复吸者，亦复不少"。
有人退了瘾，日子好过些，又吸上了。为啥？刘大鹏没明说，但你想想——农村没娱乐、没盼头、没上升通道，不吸鸦片，日子怎么过？
他最后只能望天兴叹："天意茫茫，不知何日消除此害，令天下之人舒展自如也。"
一个基层读书人，面对全民吸毒，除了写日记，啥也干不了。他1892年写这篇《鸦片烟说》，到1942年去世，五十年过去，山西农村的鸦片问题没解决，又加上了更厉害的白面、金丹、料面。
他日记里后期记"料面"害人，跟早年记鸦片一个口气——"穷乡僻壤多是吸食料面人"。
他晚年管煤矿、当议员、修地方志，但看到年轻人吸这些玩意，还是忍不住抄方子送人。
那法子有用没用？他知道没用。但总得做点什么，不然晚上睡不着。
他抄了一辈子林则徐的戒烟方，送到1942年，山西的毒，还是没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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