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跨境赛道大洗牌：国有行领衔、股份行掘金，中小银行理性退场

出品|拾盐士多面金融

作者|张晓欧

在金融高质量对外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协同推进下，我国跨境金融基础设施正迎来关键性突破。

5月1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显示，跨境人民币业务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其中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更在4月2日创下单日处理金额1.22万亿元的历史新高，标志着银行金融出海所依赖的支付清算网络已进入效能跃升的新阶段。

图片来源/2026年第一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报告显示，今年一季度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合计20.2万亿元，同比增长17.2%。资本项目下人民币收付金额合计15.7万亿元，同比增长18.4%。经常项目下跨境人民币收付金额合计4.5万亿元，同比增长13.2%，其中，货物贸易收付金额3.6万亿元，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下收付金额0.9万亿元。

在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截至2026年3月末，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已有直接参与者194家，间接参与者1597家，业务可通过5100多家法人银行机构覆盖全球191个国家和地区。

跨境人民币收付额的大幅增长与CIPS单日交易额首次突破万亿大关，不仅印证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加速，更直接体现了中资金融机构在跨境支付清算这一核心赛道的服务能级与市场占有率正快速提升，为整个行业出海铺设了高效的基础设施网络。

CIPS单日破万亿、政策连发

银行跨境金融驶入“快车道”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5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显示，自2015年上线至2024年底，CIPS已累计处理各类支付金额为600万亿元。

2026年3月，CIPS日均交易规模达9205亿元，交易笔数为3.574万笔，较2月的6197亿元和2.593万笔大幅攀升。在2026年4月2日，其单日交易额又升至1.22万亿元，当日交易笔数也达到近4.2万笔，均再创新高。

图片来源/2025年人民币国际化报告

2026年4月15日，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局发布了《关于调整银行业金融机构境外贷款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进一步明确了国家对于跨境金融领域发展的积极态度。本次通知中涉及的调整主要聚焦于部分银行境外贷款余额上限提高、间接境外贷款管理优化两个方面。

其一，将境内外商独资银行、境内中外合资银行、外国银行境内分行的境外贷款杠杆率由0.5上调至1.5，将进出口银行的境外贷款杠杆率由3上调至3.5，并规定经计算上限小于100亿元的，核定为100亿元，而该指标原为20亿元。

图片来源/西部证券

本次针对境内外资银行和进出口银行的境外贷款杠杆率调整，将直接提升其跨境贷款业务的发展空间。据西部证券分析测算，经境外贷款杠杆率调整后，41家境内外资法人银行境外贷款上限累计增额4084亿元，进出口银行境外贷款上限增额1948亿元，叠加外资行境内分行额度扩容，此次境外贷款上限增额预计在6000亿—7000亿元级别。

其二，该通知明确，境内银行通过向境外银行融出资金等方式间接向境外企业发放一年期以上本外币贷款的，可由境外银行依据其所在国家或地区相关法律法规办理，并规定原有相关条例不再适用，大大提升了银行以间接方式进行境外资金融出的管理便利化程度。

而2026年以来，有关于跨境金融的政策新规远不止这一项。

2026年4月1日起，《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境外上市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正式实施，明确将境外上市登记业务，以及境内股东信息变更、H股“全流通”、境内股东增减持等部分境外上市变更登记业务由外汇管理局下放至企业所在地银行直接办理。

截至2026年5月8日，中国银行四川省分行、兴业银行成都分行等机构为四川省内企业完成境内企业境外上市外汇管理相关登记业务共计5笔，涉汇金额达到了2.91亿美元。青岛、浙江、上海、福建、西藏等多地也纷纷完成地区内首批业务办理，新规实施走向全面铺开。

业务下放不仅为有相关需求的境内企业简化了办理流程，更推动了银行作为境内金融机构在跨境金融领域的身份转变，不再仅仅是依靠贷款这一业务手段提供资金支持，而是作为核心金融主体，参与到跨境金融体系构建之中。

而在人民币跨境同业融资这一领域中，具备国际结算业务能力的境内银行，更是目前我国唯一的合法融出主体，对此，国家政策也在进一步激发银行的主体能动性。

2026年2月，人民银行发布《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人民币跨境同业融资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将账户融资、债券回购等业务纳入了统一管理框架，也释放了两个关键信号。

一方面，不再对银行内不同业务类型分别划线，而是设定总体的净融出余额上限。其计算除去央行宏观调节参数影响外，中资银行主要参考其一级资本净额，外资银行则与其一级资本净额、运营资本或存款规模有关。

这也让我国境内银行的跨境融资能力与其资本实力间形成强关联，在受国家统一监管的基础之上，最大程度地给予了银行自主性。

另一方面，基于真实贸易背景的融资、同境外人民币清算行的合作、经境外银行间接向境外企业发放人民币贷款等部分业务均‌不纳入净融出余额计算‌。这也是进一步鼓励银行积极参与人民币清算、支持实体经济中的人民币使用。

可以说，国家政策端对于跨境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已十分可观，而从近期的相关数据来看，我国境内各类型银行也正顺应政策驱动力，从自身优势出发推动跨境金融业务提质增效。

国有大行领航金融出海

头部股份制银行深耕差异化

政策的鼓励不仅描绘了蓝图，更已催生出可观的业务实绩。从2025年财报来看，五大国有银行的表现便是最佳例证。

从2025年财报来看，国有五大行境外营业收入均同比上升，除工商银行外，其余四家主营利润同比也均呈正向，其中建设银行受益于境外经营规模的扩张，境外主营利润实现了近50%的同比增长。

图源拾盐士/数据来源于各行2025年财报

从境外营业规模来看，中国银行依然保持引领地位。2025年其境外营业收入达1567.81亿元，占总营收比例高达23.75%，全年跨境人民币结算量突破17.7万亿元。

中国银行最突出的差异化优势，在于其业务与国家对外战略的深度绑定与同频共振。

一方面，中国银行是“一带一路”金融服务的主力银行。2025年，其在共建国家累计跟进公司授信项目超1400个，累计提供授信支持逾4390亿美元，深度服务国家对外合作大局。

另一方面，中国银行在人民币国际化基础设施布局上占据核心节点。截至2026年第一季度，该行新增担任英国、斯里兰卡人民币清算行，全球人民币清算行数量已达18家，构建了覆盖最广的清算网络，全球化经营与结算优势尤为突出。

值得关注的是，交通银行虽是五家银行中境外营收规模最小的一家，但其境外主营利润占比却排到了第二名，2025年境外地区毛利率高达68.8%，盈利能力十分可观。2026年第一季度，交通银行也在进一步扩充其跨境营业规模，国际收支量累计实现1821.55亿美元，同比增长20.82%，跨境人民币收付量8534.33亿元，同比增长24.98%，跨境贸易融资余额712.42亿元，较上年末增长44.36%，跨境金融业务增幅显著。

图源拾盐士/数据来源于各行2025年财报

放眼我国头部股份制银行，其在境外营业规模方面普遍小于国有大行，占总营收比例较少，但2025年境外营收增速较快。

其中，浦发银行的境外营收达164.92亿元，同比上涨超50%，占到其总营收的9.48%，其境外主营利润更是2024年的5倍有余。2025年其跨境交易结算量达4.49万亿元，较上年增长44%；跨境本外币贷款余额3363亿元，较上年末增长27%。

而浦发银行在跨境金融领域的快速发展，离不开其对于区域优势的深耕。2026年初，依托于上海自贸区优势，浦发银行作为主承销商助力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全市场首单非银金融机构跨境担保自贸离岸债券，规模2亿元人民币。

上海自贸区成立至2025年9月，浦发银行已在人民币资本项目兑换、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等领域参与推动了逾70单的“首单”及“首创”落地，连续11次入围上海自贸区金融创新案例。

如果说浦发银行的盈利优势在其地域差异化，那么平安银行的跨境盈利则得益于其在科技赋能方面的深耕。

2025年，平安银行境外营收10.58亿元，同比上涨约22%，主营利润7.82亿元，同比上涨超150%，毛利率高达73.91%，年内跨境贸易融资发生额3259.65亿元，同比增长高达30.1%。

近年来，平安银行持续推出“‌一拍即汇‌”、“‌epai小程序‌”等多项服务，实现优质企业跨境收付汇‌7×24小时无人工干预‌‌‌自动入账、英文收据信息5秒自动识别等功能，在跨境业务降本增效方面效果显著。

2026年第一季度，平安银行在其财报中指出，借助AI技术优化跨境业务流程，3月末其跨境业务放款效率较上年末提升约25%。

而华夏银行也同样是以小规模实现了高盈利，在2025年其境外营收达13.54亿元，同比增加62.75%，是五家银行中增速最快的，该年其境外营业利润为5.28亿元，同比增长超九成。

2025年底，华夏银行作为联合牵头行，仅用21天便帮助环球新材完成了对德国默克集团旗下全球珠光颜料资产的收购，此次并购对价约合60亿人民币，资产涉及25国40个法律实体。

同时，华夏银行还成功助力该年度全国首单与第二单省级地方政府境外债券发放，金额共计75亿元，截至2025年10月20日，其年内已成功落地162笔境外债承销业务，在彭博中国离岸债承销商排名中位居国际前列。

我国跨境金融整体向好，银行业跨境业务发展质量水涨船高，而这也带动了行业末端小体量银行在这方面的转型升级。

部分中小银行集中“撤退”

行业发展带动末端转型升级

与四大行和股份行相比，中小银行对于跨境业务的布局则显审慎。

2025年底至2026年初，安平惠民村镇银行、公主岭华兴村镇银行、文安县惠民村镇银行、阳光村镇银行等多家区域性中小银行密集宣布叫停借记卡境外交易，其中部分银行更是关闭了境外ATM取现、线上跨境支付在内的全部跨境业务类型。

从其关停原因来看，主要是出于应对现有跨境交易风险的考虑。

银行跨境金融业务整体发展迅速，这也对银行的跨境服务能力、跨境交易风险防控能力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对于农商行、村镇银行等小规模银行来说，当下更是承受着来自市场与合规的双重压力。

近年来中国银行、邮储银行、农业银行等大型银行大力铺展县域业务，其中农行已在国内实现县域机构全覆盖，总计2.3万个营业网点中有56.6%都布局在县域。

大型银行基于其现有县域支行基础优势，推动其跨境业务服务网络延伸、下沉，一定程度上挤占了区域性中小银行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受目前较为复杂的国际金融局势影响，国家对于跨境金融业务合规化的重视程度也不断提升。

2026年2月，人民银行发布《关于银行业金融机构人民币跨境同业融资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中便明确提出“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等农村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公开市场一级交易商除外）不得开展人民币跨境同业融出业务，存量融出业务自然到期”。

这也是以法规禁入限制的方式，辅助农村金融机构防范跨境业务风险，督促其专注自身主要业务。发展压力客观存在，但在压力之外，银行业跨境金融领域整体质量的提高也同样为中小银行的转型升级提供了便利。

2026年，奉化农商银行依托“多边央行数字货币桥”系统，为辖内某贸易有限公司办理首笔数字货币桥跨境支付业务，该笔资金实时汇达香港指定账户。

据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曾刚分析，货币桥依托区块链能够将跨境支付成本降60%-80%，结算时间从3-5天缩至6-9秒。可观的降本增效为中小银行跨境业务发展提供了“借桥出海”这一更优选。

同时，以接入大型银行现有成熟体系取代自主搭建，也让中小银行在其风险控制、数字化等方面的转型升级过程中，能够承接到现有的行业发展红利。

目前，我国跨境金融领域发展基本形成了国有银行领军、股份行及城商行深耕、中小银行乘势而上的良性循环，跨境金融体系化建设、高水平开放也将逐步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