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草行业的黄昏来了？为何国家要靠烟草赚钱，却又要“搞死”它？

走进小区便利店，老烟民们不难发现，十块以下的廉价香烟基本消失，入门价档已悄悄挪到15块往上。这一变化并非个例，而是2026年以来一系列新政实施的结果。

这背后，一台连续运转四十多年的超级财政机器正被逐步规范，这台机器的核心，便是中国烟草总公司——一家垄断国内烟草行业、从历史深处走来的超级国企，它的崛起与发展，藏着一段波澜壮阔的过往。

1950年11月，毛主席在等待抗美援朝战报间隙，审阅了食品工业部送来的卷烟行业报告，旁边还放着几包飞马牌香烟。

当时毛主席常抱怨国营厂香烟质量太差，无法招待外宾，食品工业部便特意送来样品供其试抽。毛主席试抽后颇为惊艳，在报告中批示：“所有党政人员一律不要用外国及外商的纸烟，最好不惜私营纸烟。”这句批示，成为中国烟草行业国有专营制度的开端。

去年4月，河南一家国营卷烟厂的录用名单引发关注：一线操作岗位录取135人，其中41人是硕士，其余均为本科生。这一看似离谱的现象，在卷烟厂却合情合理——作为国营单位，卷烟厂待遇优厚、有事业编，背后的中国烟草总公司，更是一台高效的赚钱机器。

国家烟草专卖局数据显示，2025年烟草行业工商税利总额达16570亿元，财政总额15800亿元，均创历史新高。

这一数字有多惊人？2024年腾讯、阿里巴巴净利润分别为1299亿元、1506亿元，需10个腾讯或9个阿里巴巴才能抵得上中国烟草一年的税利；其税利甚至接近当年1.35万亿元的国防支出，直接上缴额占全国公共财政收入近8个百分点，远超三大运营商、国家电网等巨头的净利润总和。

中国烟草的特殊性，在于它既是一个行业，也是一家垄断央企——中国烟草总公司，实行“政企合一、一个机构两块牌子”模式：作为央企是中国烟草总公司，作为政府单位则是国家烟草专卖局。

这一模式的形成有其历史脉络：1963年成立中国烟草工业公司管理产销，1981年后中央决定烟草专营，1982年中国烟草总公司正式成立，随后《烟草专卖条例》《烟草专卖法》相继出台，这套制度让烟草成为财政“老黄牛”，税利从2018年的1.15万亿元稳步攀升至2025年的历史新高。

国家对烟草行业的重视，源于复杂的历史背景。明清时期，烟草就是重要税收来源，但20世纪后，中国市场被英美烟草公司垄断，其旗下海伦门、大前门等品牌风靡一时。

这家1902年成立的国际托拉斯，1919年在上海设驻华总部，抗战前在中国资本达2.1554亿元，销量占全国三分之二，严重挤压了民族卷烟工业的生存空间。

民族企业也曾奋力反击，简氏兄弟成立的南洋烟草公司便是代表，其红双喜品牌家喻户晓，还打出“中国人抽中国烟”的口号。

英美烟草也未能笑到最后。抗战爆发后，日本在东北成立烟草企业，通过免税、私运等方式，靠武力控制原材料和销售渠道，将英美烟草挤出中国。即便如此，英美烟草退出前，年利润仍达数千万英镑，年销量超500亿支。

烟草专卖制度并非我党首创，北洋军阀袁世凯曾为弥补财政匮乏，仿照食盐专卖推行烟草专卖，却未能管好市场。

抗战时期，陕甘宁、晋冀鲁豫等革命根据地优化这一制度，形成专卖雏形，东北解放后也逐步推行。建国初期，烟草市场仍以外资、民营为主，以上海为例，1949年11月外资烟企占比75%，民营占17%，国营仅8%，国营最大的中华烟草厂，便是从日军手中接收的“华子”前身。

作为建国后利润较高的轻工业，烟草是政府重要税收来源，但部分烟企无序生产、偷税漏税，再加上上海国营厂实力薄弱，本着“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开始整顿上海烟草行业。

英美资背景的颐中烟草厂主动上交，却提出无理补偿要求，最终双方谈判达成协议：政府接收其资产并偿还部分债务，其不当接收的资产则予以充公。

对南洋烟草，政府则更为温和，派军管会接管后，邀请简氏家族北上商谈合营，进展顺利。

此后几年，上海私营烟厂或搬迁、或歇业、或合营，但当时烟草管理分散，生产与销售分属不同部门，地方自治权过大，中央掌控力不足。为此，国家成立垄断型央企中国烟草工业公司，上海合营烟厂部分转型，其余并入上海卷烟厂，南洋烟草香港分厂则被保留，成为上海实业集团子公司。

特殊时期，中国烟草工业公司被撤销，烟草行业遭受重创，但也诞生了知名品牌“中南海”。最初是北京卷烟厂在中南海附近四合院临时生产的特供烟，满足当时主席抽烟需求，后来申请商标，包装上的“中南海”三字为毛主席亲笔所写。

特殊时期结束后，烟草行业逐步复苏，濒临破产的玉溪卷烟厂成为典范。在厂长褚时健的铁腕改革下，玉溪卷烟厂发展为红塔集团，玉溪、红塔山品牌风靡全国，成为纳税大户，被称为“玉溪印钞机”。

烟草专卖制度恢复完善，形成了清晰的组织结构：中烟公司掌控产销核心，省级公司管理卷烟厂，各级专卖局负责采购调配，中烟国际则负责国际业务，褚时健正是通过与中烟国际、英美烟草合作，成为“亚洲烟草大王”。

烟草种植和零售虽允许私人参与，但有严格限制：烟农需使用专卖局提供的品种并签订收购合同，零售店需取得许可证，仅能销售本地条码香烟。

“香烟出售，概不退换”的规定，既是防假货，也是防串货，这也导致部分热销香烟需配货，堪比奢侈品。2026年《境内免税市场烟草制品管理办法》实施后，城市10元以下香烟基本绝迹，乡镇门店仅存少量配额。

依托3亿吸烟人群，中烟公司日进斗金。2010年其净利润因兴业银行增发意外曝光，达1177亿元，日赚3.2亿元；2012年审计报告显示其净利润1650亿元，总资产近1.3万亿元。

作为央企，中烟公司不主动公开详细数据，未被纳入世界500强，行业工商税利总额基本等同于其中数据，且绝大部分利润上缴国家。

如今，这台“印钞机”正站在时代拐点。2026年是世卫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生效20周年，履约压力凸显：全球烟草销量下行，中国却呈增长态势；世卫组织建议烟草税负占零售价75%以上，国内仅54%左右。

同时，2026年两会提及消费税改革，烟草占消费税的53%，而当年前两个月消费税同比下降6.2%，提税压力倍增。

2026年政策动作密集：3月，财税系统出身的姚来英出任国家烟草专卖局党组书记，标志着烟草被纳入财政治理大框架；4月，拟修改7部电子烟监管政策，将监管重心转向产能源头；利润上缴比例从25%提升至35%，更多利润纳入公共财政。

学界对此有不同观点，对外经贸大学教授郑榕指出，提高消费税能通过抬升烟价控烟，而提高利润上缴比例仅调整收益分配，无法控烟。这也解释了过去十年提税未控住烟民数量的原因——烟价涨幅低于居民收入增速。

每年因吸烟导致的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超3000亿元，年死亡人数超100万，烟草的真实社会成本已逼近甚至超过其税收贡献。

如今，烟草“天网”系统实现卷烟全程溯源，淘汰“二道贩子”，中小学周边50米禁设零售点，逐步收窄年轻人接触卷烟的通道。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烟草正进入“价格抬升、销量下行、税利占比下滑”的新周期，这台运转四十多年的超级印钞机，正带着时代使命，向更可持续的方向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