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哥伦比亚社会学家比尔玛·莉莉安娜·弗朗哥关于企业雇佣兵现象的分析表明，哥伦比亚的准军事主义不仅仅是一种非法武装表现，更是一种由经济部门、政治精英、犯罪网络和反叛乱装置相互勾连而形成的支配策略。
在这一逻辑下，准军事主义并未消失，而是在不同历史情势中不断变异、调整和重组，从公开的军事形态，转向政治选举、媒体、司法和商业等领域的表现形式。
正如人类学家、政治流亡者阿尔韦托·平松·桑切斯在2016年所警告的，准军事主义是“哥伦比亚和平的一个极其严重的障碍”。原因正在于，它的结构早已超出单纯武装层面，渗透进制度机构、大学、市政政府、地方社会以及政治代表形式之中。
正如安德鲁·汤普森教授所指出的，与哥伦比亚联合自卫军的进程，本质上主要只是一次局部解除武装，并未触及支撑这一现象在哥伦比亚政治史中延续的深层结构，因此也让这一项目的新一代延续者及其政治继承者得以继续存在。
在哥伦比亚，问题从来不只是军事层面的。准军事主义已经巩固为一种平行治理和领土控制方式，服务于企业界、政界、非法经济网络以及那些希望维持特定经济和社会秩序的行为者。
如果仅仅把它理解为解除武装人员的问题，显然并不充分，因为金融、司法、媒体和选举网络仍在以新的合法化形式持续运作。
在当前哥伦比亚的选举格局中，可以看到一些叙事和政治项目体现出这种重组趋势。这或许可以被称为“准军事主义2.0”：这一现象的变体已不再只靠枪支运作，也通过安全叙事、制度俘获、恐惧宣传、法律战、经济网络和地区性选举权力发挥作用。
在这一框架下，一些与非法交易传统、逐利逻辑和权力私有化有关的力量正在浮现。在这些力量看来，安全既是一门生意，也是一种领土控制和经济积累方式。还出现了一些源自圣菲德拉利托协议和“准政治”政治项目的流派，如今它们以新的选举和媒体语言被重新包装。
阿韦拉多·德拉埃斯普列利亚的候选资格，代表了那些主张强势治理和惩罚性议程的力量。这些议程与强硬话语、公共生活安全化以及地区对抗性结盟相互勾连。
另一方面，民主中心党候选人帕洛玛·巴伦西亚在前总统阿尔瓦罗·乌里韦·贝莱斯支持下，体现出一种超保守政治传统的延续。这一传统在历史上一直与哥伦比亚权力结构中具有影响力的家族姓氏相联系。
她前总统吉列尔莫·莱昂·巴伦西亚的孙女，也是保守派领导人阿尔瓦罗·戈麦斯·乌尔塔多的侄孙女。她的政治轨迹，处在一条意识形态谱系之中，这一谱系与国家安全、传统秩序维护以及将“内部敌人”建构为政治组织核心密切相关。
这两组候选人虽然采取了制度化、并经过媒体精细包装的形式，但都在复制反叛乱项目的核心要素，包括将社会抗议犯罪化、否定和平进程、推崇军事化，以及维护政治和经济精英的历史性特权。
一些宗教超保守力量也加入其中，包括与福音派教会及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宗教人物结盟。这些力量试图为强硬治理、排斥性和限制权利的议程提供正当性。
面对这一局面，社会与人民运动整体以及历史公约提出了一条政治路径，目标是深化民主，强化真相、社会正义与和平保障。
这些主张体现在伊万·塞佩达和艾达·基尔奎的候选组合中。他们主张加强制度改革、扩大权利，并围绕新的民主架构和哥伦比亚主权展开结构性讨论。
其中还包括推动一个广泛、参与式、民主的制宪进程的可能性，以进一步迈向国民制宪大会，从而回应这个国家在和平、社会包容和制度改革方面长期积累的历史欠账。
哥伦比亚的近代历史提醒人们，过去的许多暴力并未真正过去，而是仍在投射到当下。因此，这场选举之争不仅仅是名字或政党之间的竞争，更是不同记忆、社会模式和国家政治方案之间的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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