骗补，中介盯上刚毕业的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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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丨朱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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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媒体编辑｜宝珠

视觉 | 顾芗

政府真金白银地支持创业，却滋生了一条灰色产业链。

在小红书等平台，各类“×老师”一边推出杭州政府补贴如何申请的科普帖，一边做暴利的中介生意。他们不仅收“辅导费”，抽取大学生创业者取得的政府补贴的提成，有的还建议涉世未深的大学生学会包装自己、编造经营数据，像薅羊毛般薅政府补贴。甚至，他们怂恿年轻人成立空壳公司、拿补贴以后再注销。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关于政府补贴如何申请的科普帖

“10个大学生项目9个是空壳公司。”曾有中介如此形容。

在丰厚的创业补贴的“诱惑”之下，“套补”“骗补”“薅（政府）羊毛”的心理，同时存在于各类杭州创业中介与部分创业者之间。一位杭州求职者在2025年2月发帖称，她在招聘软件上求职时，遇到了初创公司。负责人告诉她，想让她做公司法人。

这个创业公司给出的理由是，他们想要借其毕业不满5年的身份“钻空子”，让她当法人，从而申请到杭州创业场地补贴。

事实上，盐财经调查发现，在这条发展了多年的针对大学生补贴的中介产业链上，拥有更完善法律专业团队的中介机构，成为了利益链上的最大获利者。许多大学生因参与了灰色产业链，多数时候在沉默、自认倒霉。他们却不清楚，自己完全有理由伸张自己的合法权益。

学习夸大

“路总，上午好，新的一周冬寒乍暖，喜气发财。”

“路总，周五愉快，周末天气不错，保持好心情。”

2024年12月，路冉刚成立自己公司仅几天，就收到了一通电话。

电话里的人管她叫路总，问她是否已经成立公司，告诉了她一个不曾了解的信息差：“杭州大创补贴。”两人此后添加了联系方式，对方自称“F老师”，实则是补贴中介，此后经常对她嘘寒问暖。

路冉在杭州念大学，2021年毕业，公司的经营许可证写的地址也在杭州某区。经过查询后她才得知，为了鼓励创新创业，杭州市近年出台了针对毕业5年内高校毕业生或在校生的大学生创业资助（简称：大创补贴）。按照规定，满足条件的大学生创办新企业时，经评审通过后可获得5万至20万元资助，特别优秀项目最高可获50万元。

●一家中介机构发布的网帖

两个月后，路冉走进了杭州上城区一座写字楼20层，在会议室里与F老师碰面。按照中介的说法，他们服务的企业都成功申请到了政府创业补贴。

当时她想着自己即将毕业满5年，申请大创补贴时间紧迫。半小时后，路冉与杭州天算创业服务有限公司签订了《创业补贴项目委托协议》，给对方交了3000元，让其代办申请补贴。

若代理申报成功，路冉需要再给中介公司支付10%的服务费。

但合同签订一周后，她才后知后觉地发现，共计5页的协议里，没有任何对自己成功拿到创业补贴的文字保障。她又去查看社交媒体后发现，公司所在的区要求严格，补贴通过率很低，更青睐于选择科技公司。

而她反观自己，公司才刚起步，只有她一人，没有成熟的业务。她只是在微信、小红书上卖手作配饰。

2025年3月，她认为自己的条件根本无法申请到杭州创业补贴。她对中介表示希望终止服务，对方退回部分款项。

●一家中介机构的报价单/图源：受访者提供

对方拒绝了她的退款要求，给了一长串话回应：“我们这样的创业机构没有说是保证客户一定通过的。你的项目可行、加上我们的专业服务经验老到是一定可行的。（补贴）通过是我们双方的努力，不是说一个手掌就能鼓掌的……”

路冉如今回想，说这话时，中介连她公司的基本运营状况都不了解。“联系的时候我还没开始做（公司），没什么流水，只是先办下来了（营业）执照。”

据《法治日报》报道，多名与创业中介接触的年轻人表示，刚接触的时候，许多杭州创业中介都口口声声强调“不要假创业套取补贴”。但当他们表示自己没有清晰的创业想法而想“打退堂鼓”的时候，中介又称，只要做过带货主播、注册过平台网店、大学期间接过摄影单子，甚至在校门口曾经摆过地摊，都是被政策肯定的“真创业”，也能获得政府的补贴。

如今再回忆两年多前与补贴中介的合作，张萌也总感到愤愤不平。

她当时刚毕业，与朋友共同创立了一家科技类公司。一次刷社交媒体时，她第一次了解到杭州政府为了留住优秀人才推出的丰厚补贴。除了5万～20万元的大创补贴，杭州市还出台针对大学生创业的场地租金补贴（3年内最高10万元）、社保补贴、应届毕业生生活补贴（最高10万元）、毕业生租房补贴、创业担保贷款贴息等多项政策。

因为刚开始创业，她和团队的人手不足，精力有限。与此同时，她还担心自己缺乏申请创业项目的经验，拿不到好的补贴结果。这时，每当她上网搜索大创补贴时，发布科普帖子的博主基本都是中介，许多人来私聊她，给她介绍自家的服务。

张萌的注意力，最终被一家“公司地理位置和占地面积看起来更专业”的机构吸引。

“他们还宣称他们的导师都是在大创路演专家库的。”张萌听懂了言外之意，“暗示找他们办，有内部关系。”

●不少中介还在沟通过程中制造自己有官方背景的假象

张萌签了约。中介预计，张萌的项目可以获得10万～15万元的大创补贴。双方规定，倘若成功拿到政府补贴，张萌方需要给该机构18%的抽成。

问题却在签约几个月后开始显现。按照合同，中介方负责准备商业计划书和财务流水等报告。等张萌打开他们撰写的PPT时发现，财务数据和实际的经营数据差距很大。团队第一年把钱都花在了研发投入上，实际营收只有几十万。中介却在报告里编了一串数字，例如，将他们的实际营收写成了800万。

连团队成员看了这份夸大的报告都感到头皮发麻，“（中介）没能圆一个合理的（商业）规划做支撑”。在模拟路演时，“创业导师”不断逼问他们的财务数字，试图让他们学会围绕夸张的数字讲故事。

最终，因为感到中介对事实的夸大，张萌团队决定自己准备路演和答辩材料。

等真正路演时，张萌发现，一切远没有大创中介宣称和模拟的那么严肃和紧张。她照常介绍项目，如实报告经营数字。底下的3位评委礼貌地对她提了几个问题。

很快，大创补贴名单公示，张萌获得了10万元的创业补贴。她要把1.8万元分给中介，尽管在其中，她并不认为获得对方实际有效的帮助。

空壳、假坐班、套补

关注了两年多杭州创业补贴乱象的知情人士张元凯，累计积累了1000多名杭州创业大学生的案例。许多人是通过社交媒体后台私信给他的。有人是真心想创业、顺带了解杭州补贴政策的；也有压根不想创业、就奔着补贴来的学生，还有不少已经给大创中介交钱，感到被坑和被骗后找他的年轻人。

张元凯告诉盐财经，杭州大学生创业补贴的申报流程一点都不复杂，官方渠道完全公开，个人自主申报完全可以做到。申报补贴的流程在半小时内即可完成。

杭州市人社局此前也多次提醒，杭州各级人力社保部门没有指定任何机构作为申请创业资助的合作单位或专属机构。

“但这些中介能收费的前提，是让大学生相信，‘离开我你搞不定’。”张元凯曾在一篇帖子里总结，这类中介展开话术的核心，是利用人性“损失厌恶”心理——相较于数千元服务费的潜在损失，创业者更怕错失数万元补贴。他们刻意制造紧迫感，以“申报窗口期仅1个月”“名额缩减”等话术，将“不找中介”与“错失福利”绑定。

●中介能收费的前提，是让大学生相信，“离开我你搞不定”

信息不对称、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缺失，再加上杭州对于创业者出台的各类丰厚补贴，一同造就了灰色创业中介长期存在的土壤，引发各类“套补”“骗补”乱象。

杭州大学生林友在2023年末滋生了创业的想法，在社交媒体上接触到了浙江瑞富企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瑞富）的员工。当时，她人在海外，没想好将她的跨境电商创业项目落到海外还是杭州。甚至，2023年12月时，她连公司都还没注册，公司名字也没想好。

但瑞富的补贴代办中介已经在电脑那端频频催促她创业。在林友几次表示自己仍在纠结时，中介建议她：“杭州这边公司先落地，先占坑。”

半个月后，林友对中介宣布，自己打算在海外创业。对方却建议她：“国内的公司就按国外的内容包装。”

中介还对林友表示，即使人在海外，也不影响她申请到杭州创业补贴。“只要你在杭州交社保，路演回国一次就可以。”甚至，她表示：“把你能申请的（杭州政府）补贴都申请到，然后公司注销。”这一操作，类似操办了空壳公司。

在该中介的连番劝说下，林友听取了方案，她人在海外，但在杭州成立了公司，给自己交社保。公司成员也分布在世界各地，线上办公。她把申请创业补贴的事情交给了中介。两年后，她对盐财经解释，她这样做也是因为想要两边发展，未来也打算回国到杭州发展。

但公司在杭州成立后，问题接踵而至。林友在杭州并没有办公场所，按照规定，申请大创补贴的创业者要在杭州有实际办公场所，且需要接受工作人员的回访检查。该中介顺势告诉她，如果想成功申请大创补贴，她可以租他们的场地。但她随即表示，场地租金费用也可以让政府“报销”。只要林友在她们园区租下办公场地满1年后，就可以申请杭州市政府的场地补贴。

按照《杭向未来·大学生创新创业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年）实施细则》，毕业5年内的高校毕业生或在杭高校在校大学生新创办企业租赁办公用房的，可申请3年内最高10万元的经营场所房租补贴。

逻辑听起来天衣无缝，林友同意租下了中介推荐的办公室。小小的一间房，一张桌子两个工位，月租金1700元。

●按照规定，申请大创补贴的创业者要在杭州有实际办公场所，不少中介因此顺势告诉申请者，如果想成功申请大创补贴，可以租他们的场地。一张桌子两个工位，一个办公室的样子就出来了

一年半后，林友参加杭州市大创补贴路演。经过评审，她成功拿到了5万元的创业补贴。与此同时，她累计交了约一年半的办公室租金，花费3万元。而与张萌的反馈一样，她认为代办中介并未对她路演提供专业指导。

更让林友感到气愤的是，政府场地“报销”并未如中介承诺的那样容易取得。政府人员随机走访场地时，发现他们人不在办公室。林友第一年申请失败。

中介此时又建议林友，找朋友扮演在办公室上班，以扛过政府的走访检查。

“我人还在海外，我的同事们都在海外，工作内容都不需要坐班，非得让我找个人坐班干什么？”她对中介表示强烈不满，并拒绝支付20%的大创补贴抽成。在她看来，自己给该机构缴纳了园区租赁费、辅导费、财税咨询费，一年多来累计花费了5万～6万元。这些数字已经超过了她从政府手上获得的创业补贴。

手段：法律诉讼与信息流

林友的情况并不少见。接触过大量踩坑创业者之案例的张元凯说，一些补贴中介的套路是，他们对大学生声称租赁其园区可以通过政府的场地补贴，诱导不在杭州的大学生租赁实际不需要的场地。而且，他们的场地租赁价格高于同地段的写字楼。

这套定价体系的核心逻辑，不是根据服务的实际成本定价，而是根据“学生不知道市场价”来定价。与此同时，他们还利用了大学生群体的脆弱性。张元凯说，很多找代办中介的年轻创业者，是真正意义上的“法盲”。“不是学历上的缺陷，而是成长环境里从来没有人教过他们怎么看合同、怎么理解政策文件、怎么识别不对等条款。”

●很多找代办中介的年轻创业者，是真正意义上的“法盲”——不知道怎么看合同、怎么理解政策文件、怎么识别不对等条款。

典型的例子是，在与中介签订的合同里，让乙方（中介机构）退款条件几乎无法触发，而对甲方（创业者）的约束条件比乙方更多。路冉提供的服务协议显示，甲方若未按协议规定时间支付费用，逾期三日未支付的，乙方（中介方）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由此产生的费用由甲方承担。

运用法律诉讼，成为了很多中介在与创业者产生冲突时的“胁迫”手段。2025年3月，路冉以服务尚未开始，对杭州天算表示她要终止合作，请求部分退款。

对方表示，合同已生效，无法退款，并称“如果，你不能好好沟通，那我们该走法律程序就走法律程序”。

另一家提供类似补贴服务的浙江瑞富，公开平台显示，其拥有6起与合同纠纷有关的司法诉讼，均为原告。2025年7月，杭州市拱墅区人民法院曾开庭审理其中一起案件。

据公开的裁判文书披露，案件的被告乙公司法人与原告浙江瑞富签订了《创业孵化服务协议书》。原告诉称，合同约定原告对被告进行孵化管理，但被告在获得10万元补贴后，拒绝支付浙江瑞富20%（即2万元）的孵化抽成费用。

被告（创业者）认为，合同系原告虚构资质（政府指定陪跑机构）诱导签订，且原告作为中介机构代为申报政府补贴，其行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请求法院认定合同无效。而且，乙方在这期间并未提供充分的创业孵化服务。

杭州拱墅区法院审理后认为，原告与被告某乙公司签订的《创业孵化服务协议书》内容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双方服务合同关系成立。但是，政府根据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发展战略，由政府引导，政府投入，对大学生创业创新给予各种激励扶持，“具有公益性质”。

“原告在案涉格式合同中将其收费标准绑定政府对大学生创业项目的无偿资助款项并设定高额抽成比例，有违公序良俗，不符合公共利益，相关收费条款无效，不具拘束力。”上述裁判文书说。

因此，浙江瑞富公司被判败诉。

无论是法院还是政府方都在提醒创业者，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建有“杭州大学生就业创业数智服务平台”。该平台首页有“重要提醒”，载明“大学生创业者在申报创业资助类项目时，务必自主申报，杜绝中介机构的虚假包装和代报行为”。

●杭州人社部门发布“重要提醒”，载明“大学生创业者在申报创业资助类项目时，务必自主申报

张元凯告诉盐财经，即使政府部门已经多次宣传代报行为并不合规，补贴代办中介的乱象在杭州依然屡禁不止。

重要原因之一是其中的信息不对等。“正确的信息一直都在，但它的传播量和中介内容的传播量之间存在数量级的差距。在流量对比之下，即使政府发了公告，依然有源源不断的大学生第一眼看到中介的广告。”张元凯说，“这种（信息传播）结构性的失衡，或许才是这类骗局屡禁不止的原因。”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路冉、张萌、张元凯、林友均为化名，实习生张强强对本文亦有贡献）

本文首发于《南风窗》杂志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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