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鲁克印象》外四篇 功能正常的社会和博雅管理

享誉世界的「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先生自认为，虽然他因为创建了管理学而广为人知，但他其实是一名社会生态学者，他真正关心的是个人在社会环境中的生存状况，管理则是新出现的用来改善社会和人生的工具。他一生至少写了39本书，只有15本是管理的，其他都是有关社群（社区）、社会和政体的，而其中专门写工商企业管理的只有两本（《为成果而管理》和《创新与创业精神》）。

德鲁克深知人性是不完美的，因此人所创造的一切事物，包括人设计的社会也不可能完美。他对社会的期待和理想并不高，那只是一个较少痛苦、还可以容忍的社会。不过，社会还是要有基本的功能，为生活在其中的人提供可以正常生活和工作的条件，让个人有身份和地位。提供这些功能或条件，就好像一个生命体必须具备正常的生命特征，否则社会就不成其为社会了。

值得留意的是，社会并不等同于「国家（nation / state）」，因为「国（政府）」和「家（家庭）」不可能提供一个社会必要的各种职能。某些强大的国家却只拥有一个脆弱的和残缺的社会就是证明。在德鲁克眼里，在工业时代，功能正常的社会至少要由三大类机构组成：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它们各自发挥不同性质的作用，各类中的每一个个别机构都要有能解决问题、令机构创造出独特绩效的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这些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要让机构里的每个人各得其所，发挥长处，既有所担当、做出贡献，又得到生计和身分、地位。这些在过去的国家中从来没有过的权力中心和决策机制，或者说新的「政体」，就是「管理」（德鲁克把企业和非营利机构中的管理体制与政府的治理体制都统称为「政体」，是因为它们都掌握权力，但是，这是两种目的不同的权力。企业和非营利机构掌握的，是为了提供特定的产品和服务，而调配社会资源的权力；政府所拥有的，则是维护整个社会的公平、正义的裁夺和干预权力）。

在美国克莱蒙大学附近，有一座小小的德鲁克纪念馆，走进这座用他的故居改成的纪念馆，正对客厅入口的显眼处有一段他的名言：在一个由多元的组织构成的社会中，使我们的各种组织机构负责任地、独立自治地、高绩效地运作，是自由和尊严的唯一保障。有绩效的、负责任的管理是对抗和替代极权专制的唯一选择。

当年纪念馆落成时，德鲁克研究所的同事们问自己，如果要从德鲁克的著作中找出一段精炼的话，概括这位大师的毕生工作对我们这个世界的意义，会是什么？他们最终选用了这段话。

如果你了解德鲁克的生平，了解他的基本信念和价值观形成的过程，你一定会同意他们的选择。从他的第一本书《经济人的终结》到他独自完成的最后一本书《正常运作的社会》之间，贯穿着一条抵制极权专制、捍卫个人自由和尊严的直线。这里极权的极是极端的极，不是集中的集，一字之差却有着重大区别，因为人类历史上由来已久的中央集权统治或者说威权统治，直到20世纪，随着人类的知识和能力突飞猛进，才有条件变种成极权主义。极权主义所谋求的，是从肉体到精神，全面、彻底地操纵和控制人类的每一个成员，去除他们的同情心和良知，把他们改造成实现个别极权主义统治者梦想的人形机器。在极权主义统治下，对领袖的忠诚就是一切，个人的思想、感情、愿望和目的都是多余和必须被消灭的。20世纪给人类带来有史以来最大灾难和伤害的战争、革命和运动，不论是纳粹主义还是法西斯主义，都是极权主义的「杰作」，德鲁克青年时代经历的希特勒纳粹主义正是其中之一。要了解德鲁克的经历怎样影响了他的信念和价值观，最好去读他的《旁观者》；要弄清什么是极权主义和为什么大众会拥护它，可以去读他的《经济人的终结》，该书的副标题是「极权主义的起源」。

好在历史的演变并不总是令人沮丧。工业革命以来，特别是从1800年开始，最近这两百年生产力呈加速度地提高，不但造就了物质的极大丰富，同时还带来社会结构的深刻改变，这就是德鲁克早在八十年前就敏锐地洞察和指出的，多元的、组织型的新社会的形成：新兴的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填补了过去「国（政府）」和「家（家庭）」之间在社会结构方面的断层和空白，为现代国家提供了真正意义上的种种社会功能。在这个基础上，教育的普及和知识工作者的崛起，正在造就知识经济和知识社会，而信息科技成为这一切变化的加速器。需要说明，「知识型社会」和「知识工作者」都是德鲁克发明的称谓，「知识工作者」泛指具备和应用专门知识从事生产工作，为社会创造出有用产品和服务的人群，这包括企业家和在任何机构中的管理者、专业人士和技工，也包括社会上的独立执业人士，如会计师、律师、咨询师、培训师等等。在21世纪的今天，由于知识的发展和一再被扩大它们的应用领域，个人和个别机构不再是孤独无助的，他们因为掌握了某项知识，就拥有了选择的自由和影响他人的权力。知识工作者和由他们组成的知识性组织不再像传统的知识分子，知识工作者最大的特点就是他们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可以主动地整合资源、建立自己的组织或新事业，创造价值，促成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层面的改变，而传统的知识分子则只能依附和受制于当时的统治当局，在统治当局提供的平台上才能有所作为。

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意义深远的变化，而且这个变化不仅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日本和其他民主国家，也发生在许多仍处在威权甚至极权统治下的发展中国家。在极权主义国家里，统治者出于本能，注定会视那些独立自主的组织和知识工作者为潜在的威胁，而予以打压甚至取缔，但是这样做的唯一后果就是社会和经济的空洞化，这将反过来破坏任何政权赖以生存的基础，最终导致极权主义自身的垮台。套用时兴的说法，当今民主和自由的时代潮流正席卷全球，势不可挡，任何貌似强大、不可一世的极权主义野心家都逃脱不了被它淹没的命运。

在一个由多元组织构成的社会中，拿政府、企业和非营利机构这三类组织相互比较，除了某些以企业或非营利机构的面目出现，实为政府代理的机构之外，企业和非营利机构因为受到市场、公众和政府的制约，它们的管理者不太可能像政府那样走上极权主义统治，这是为什么在德鲁克看来，它们比政府更重要、更值得寄予希望的原因。尽管如此，它们仍然可能因为管理缺位或者管理失当，不能达到德鲁克期望的「高绩效地、负责任地」运作，从而为极权专制的统治当局垄断社会资源、剥夺个人权利让出空间、提供机会。在所有机构中，包括在互联网时代虚拟的工作社群中，知识工作者的崛起既为新时代的管理提供了基础和条件，也带来对传统的「胡萝卜加大棒」管理方式的挑战。德鲁克正是因应这样的现实，研究、创立和不断完善现代管理学的。

1999年1月18日，德鲁克接近90岁高龄，在回答「我最重要的贡献是什么」这个问题时，他写了下面这段话：我着眼于人和权力，价值观、结构和规范去研究管理学，而在所有这些之上，我聚焦于「责任」，那意味着我是把管理学当作一门真正的「博雅技艺」来看待的。

给管理学冠上「博雅技艺」的标识是德鲁克的首创，反映出他对管理的独特视角，这一点显然很重要，但是在他众多的著作中却没有找到多少这方面的进一步解释。最完整的阐述是在他的《新现实》这本书第15章「作为社会功能和博雅技艺的管理」的第五节中，这一节的标题就是「管理是一种博雅技艺」：30年前，英国科学家兼小说家史诺（C. P. Snow）曾经提到当代社会的「文化」。可是，管理既不符合史诺所说的「人文文化」，也不符合他所说的「科学文化」。管理所关心的是行动和应用，而成果正是对管理的考验，从这一点来看，管理算是一种科技。可是，管理也关心人、人的价值、人的成长与发展，就这一点而言，管理又算是人文学科。另外，管理对社会结构和社群（社区）的关注与影响，也使管理算得上是人文学科。事实上，每一个曾经长年与各种组织里的管理者相处的人（就像本书作者）都知道，管理深深触及一些精神层面的关切问题——像人性的善与恶。管理因而成为传统上所说的「博雅技艺」（liberal art）——是「博雅」（liberal），因为它关切的是知识的根本、自我认知、智慧和领导力；也是「技艺」（art），因为管理就是实行和应用。管理者从各种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心理学和哲学，经济学和历史，自然科学和伦理学，吸取知识与见解，可是，他们必须把这种知识集中在效能和成果上：治疗病人、教育学生、建造桥梁，以及设计和销售容易使用的软件程序等。

作为一个有多年实际管理经验，又几乎通读过德鲁克全部著作的人，我曾经反复琢磨过为什么德鲁克要说管理学其实是一门「博雅技艺」？我终于意识到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标新立异的溢美之举，而是在为管理定性，它揭示了管理的本质，提出了所有管理者努力的正确方向。这至少包括了以下几重含义：

第一，管理最根本的问题，或者说管理的要害，就是管理者和每个知识工作者怎么看待和处理人和权力的关系，亦即通常所说的权力的合法性问题。德鲁克是一位基督徒，他的宗教信仰和他的生活经验相互印证，对他的研究和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他看来，人是不应该有权力（power）的，只有造人的上帝或者说造物主才拥有权力，造物主永远高于人类。归根结底，人性是软弱的，经不起权力的引诱和考验，因此，人可以拥有的只是授权（authority），也就是他只是在某一阶段、某一事情上，因为他拥有的品德、知识和能力而被授权。不但任何个人是这样，整个人类也是这样。民主国家中「主权在民」，但是人民的权力也是一种授权，是造物主授予的，人在这种授权之下只是一个既有自由意志、又要承担责任的「工具」，他是造物主的工具而不能成为主宰，不能按自己的意图去操纵和控制自己的同类，也不应该成为任何同类的工具。认识到这一点，人才会既谦卑又有责任感，才会以造物主才能够掌握、人类只能被其感召和启示的公平正义，去指引自己的行动，并时时检讨自己，也才会甘愿把自己置于社会的规范和约束之下。

第二，尽管人性是不完美的，但是每个人都是造物主创造出来的，承载了他的美意，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彼此平等，都有自己的价值，都有自己的创造能力，都有自己的功能，都应该被尊敬，而且应该被鼓励去创造。美国的〈独立宣言〉中所说的，人生而平等，每个人都有与生俱来、不证自明和不可让渡的权利（rights），正是从这一信念而来的，这也是德鲁克的管理学之所以可以有所作为的根本依据。管理者是否相信每个人都有善意和潜力？是否真的因此对所有的人都平等看待？这些基本的或者说核心的价值观和信念，最终决定他们是否能和德鲁克的学说发生感应，是否真的能理解和实行它。

第三，在知识社会和知识性组织里，每一个工作者在某种程度上，都既是知识工作者，也是管理者，因为他们可以凭自己的专门知识对他人和组织发生权威性的影响─知识就是权力。但是权力必须和责任捆绑在一起─权力就是责任。而一个管理者是否负起了责任，要以绩效和成果做检验。凭绩效和成果问责的权力是正当和合法的权力，也就是授权或者权威（authority），否则就成为德鲁克坚决反对的强权（might）。绩效和成果之所以重要，不但在于经济和物质层面，而且在于人们容易忽略的心理层面，因为管理者和领导者如果持续不能解决现实问题，大众在彻底失望之余，会非理性地转而选择去依赖和服从那些许诺「完美社会」的强权，同时甘愿交出自己的自由和尊严。这就是为什么德鲁克一再警告，如果管理失败，极权主义就会取而代之。

第四，除了让组织取得绩效和成果，管理者还有没有其他的责任？或者换一个说法，绩效和成果仅限于可量化的经济成果和财富吗？对一个工商企业来说，除了为客户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和服务，为股东赚取合理的利润，能否同时成为一个良好的负责任的「社会公民」，能否同时帮助自己的员工在品格和能力两方面都得到提升，从而把组织变成一个「道德社区」呢？这似乎是一个太过苛刻的要求，但它是一个合理的要求。我个人在十多年前，和一家这样要求自己的后勤服务业的跨国公司合作，通过实践认识到这是可能的。这意味着我们必须学会把伦理道德的诉求和经济目标，设计进同一个工作流程、同一套衡量系统，直至每一项方法、工具和模式中去。值得欣慰的是，今天有愈来愈多的机构开始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在各自的领域做出肯定的回答。

第五，「作为一门博雅技艺的管理」或称「博雅管理」，这个讨人喜爱的中文翻译有一点儿问题，从翻译的「信、达、雅」这三项专业要求来看，雅则雅矣，信有不足。Liberal art 直译过来应该是「自由的技艺」，本意是让人得以摆脱束缚，获得精神和肉体自由的技艺，或者说要成为一个自由人必须掌握的技艺。在古希腊和古罗马，只有「自由人」才能学习这些知识和技能，奴隶则不必也不能，因为只有「自由人」才需要履行崇高的公民责任。但最早的繁体字中文版把 liberal art 译成了「博雅艺术」，这可能是想要借助它在中国语文中的褒义，我个人还是觉得「自由的技艺」更贴近英文原意。Liberal本身就是自由，Art可以译成艺术，但是管理是要应用的，要产生绩效和成果的，所以它首先应该是一门「技能」。另一方面，管理的对象是人们的工作活动，和人打交道一定会面对人性的善恶，人的瞬息万变的意念─感性的和理性的，包括管理者自身的，从这个角度看，管理又是一门涉及主观判断的「艺术」。所以art 其实更适合解读为「技艺」。Liberal─自由，art─技艺，把两者合起来就是「自由的技艺」。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之所以对 liberal art的翻译这么咬文嚼字，不光是从语义学的角度去「正名」，更重要的是想强调管理学并不像人们普遍误以为的那样，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机构的成功学。它不是旨在让一家企业能赚钱，在生产效率方面达到最优，也不是旨在让一家非营利机构赢得公众的美誉。它旨在让我们每个人都生存在其中的人类社会和人类社群（社区）更健康，较少伤害和较少痛苦。让每个工作者都有机会，按照他与生俱来的善意和潜能，自由地选择他自己愿意在这个社会或社区中所承担的责任，自由地发挥才智去创造出对别人有用的价值，从而履行这样的责任，并且在这样一个创造性工作的过程中，活出人的尊严，成长为更好和更有能力的人：他们具备务实的知识和技能，但是不傲慢和虚荣；他们追求精神和灵性的升华，但是不愤世嫉俗；他们崇尚自然创造的神圣性，但是不冷漠无情。这就是德鲁克先生作为一名「社会生态学者」所定义和期待的，管理作为一门「自由的技艺」，或者叫「博雅管理」，它的真正的意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