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业随笔 | 排队的出租车与消失的猪场

行业随笔 | 排队的出租车与消失的猪场

■吴义师 新猪网主编

01

两个被资本挤压的传统行业

每次去合肥高铁南站，总能看到出租车在西落客平台匝道上排成长龙。

有次打车去高铁站，我问师傅缘由，他说如今车多客少，与其在市内空驶扫街半小时接不到一单，不如在这儿老老实实排队，耐心等待，总不会白跑。

后来因工作需要经常出差，我发现各地情况大同小异。不少司机站在车外倚车抽烟，或坐在车里低头刷手机。他们耐心等候一两个小时，只为接一单。

这些看似消极的排队，实则是行业困境的缩影，是市场竞争下的理性选择，更是一种辛酸的生存策略。

排队等待的出租车（图片来源网络）

网约车平台的快速扩张，让运力严重饱和。车辆供给激增，订单增长却跟不上，司机收入持续下滑。那沉默的队伍里，我仿佛看到一群中年人在时代变迁中的韧性——他们不是在偷懒，而是用时间换取一份确定的收入。

这一幕，让我想起了自己深耕多年的养猪行业，何其相似。

一场非洲猪瘟，像一道分水岭，深刻改变了中国养猪业的发展格局。在稳价保供的特定背景下，资本大举进军这个传统行业，规模化进程被明显加速，一批大型头部企业应运而生。与此同时，无数中小猪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面临转型压力，很多黯然离场，还有一些成为集团公司的育肥代养场。

尽管去年的行情相比之前的猪周期，盈利幅度和持续时间都明显偏短，但大多数养猪人仍心怀希望。结果春节之后，猪价快速下跌。2026年春节以后全国生猪价格持续走低，很多地方外三元生猪价格仅4元多一斤，亏损程度可想而知。

即便农业农村部多次召开座谈会，引导行业理性发展，但部分头部企业的出栏计划仍在稳步增长。行业数据显示，2025年排名前10的猪企出栏量达2.14亿头，较2021年增长84.5%，占全国生猪出栏量的比例从17.5%攀升至29.8%。

这种扩张行为，进一步挤压了中小猪场的生存空间。这就像出行平台不断增加网约车数量，最终导致出租车司机排队时间越来越长、订单越来越难接、收入持续缩水一样，市场竞争的加剧，正在深刻影响两个传统行业里普通从业者的生存状态。

02

出租车司机与养猪人面临同样的困境

出租车司机与中小猪场主，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实则面临相似的结构性挑战。

出租车司机曾是城市的“活地图”，凭经验、靠口碑就能活得体面。如今没有平台派单，他们连乘客都找不到。手艺还在，但获客渠道被平台垄断。平台用大数据精准匹配供需，却也压缩了每一单的利润空间，司机们只能在夹缝中艰难求生。

辽宁互生养殖专业合作社阳光猪舍场景

中小猪场老板和家庭农场主，不少曾是当地的能人，甚至是致富带头人。可当上市公司以百万级乃至千万头计的出栏量进入市场，以产业链一体化放大成本优势，以多地分散布局对冲疫病风险，势单力薄的中小猪场面临的竞争压力被显著放大。养猪的本事还在，热情依旧，但在资本密集型的竞争中，他们的资源禀赋相对有限。

更值得关注的是，不少中小猪场主因经营困难背负债务压力。去年，一位饲料经理跟我讲过一个令人心酸的故事：当地一位养猪老板连话费都交不起，手机被迫停机，孩子发着高烧，却凑不出看病的钱，最后还是他垫付了医药费。

不能否认，中小散户在行业内话语权相对有限。在“扶优扶强”的政策导向下，他们的声音有时未能得到充分倾听，部分被贴上“落后产能”的标签，作为被需要“淘汰”的对象。

数据显示，2018年至2025年这7年间，已有超过1000万户中小散户退出养猪市场。这背后，是无数家庭失去生计，被迫离开自己熟悉的行业。

他们并非甘心退出。他们成为了现实中“沉默的大多数”，只能在网络空间里表达内心的委屈与不甘。每当行业媒体刊登头部猪企的资讯，评论区总会充满对立、负面的评论，甚至是情绪化的表达——这份声音的背后，是被挤压的生存空间，是无法言说的辛酸与无力。

03

隐形的竞争起点不对称

有人说，猪价由市场供需决定，通过市场竞争实现“优胜劣汰”，成本高的养殖主体理应率先被出清。这句话表面上听起来合情合理，但忽略了竞争背后的不对称性。

养猪业本质上是农业，即便在欧美发达国家，农场主的收入中仍有相当比例来源于政府补贴，国家会根据产出数量给予补助，保障从业者的基本权益。

但在国内，中小猪场和家庭农场获得补贴的难度较大，而集团公司却能获得很多明面上或变相的补贴，这些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其抗风险能力。如果去除这些补贴因素，头部猪企的成本优势是否还能维持，值得探讨。

与此同时，金融支持的差距，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不对称。中小猪场的土地多为租赁，厂房等固定资产投资难以办理产权证，缺乏有效的抵押物，获得银行信贷支持的难度较大，发展资金相对匮乏。

如果猪价持续低迷或者低谷期过长，很容易造成资金链断裂。而上市猪企凭借品牌优势和资本背书，能获得更为充裕的资金支持，得以持续扩张、摊薄成本，形成规模效应。

这两方面的差距，导致中小猪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也制约了其改善自身条件的能力。但也有例外，少数猪场或因踩准了猪周期节奏，或凭借多年积累完成改造升级，其现代化程度已不逊于上市猪企。

前年走访颍上县君喜悦农牧有限公司时，老板吴辉的做法就让我眼前一亮，改变了人们对家庭农场的传统印象。2023年，他拆除老场，新建了一座现代化猪场，母猪规模仍维持在500头，并直接从美国引进了曾祖代种猪，并且培育出了非常优秀的种猪。

颍上君喜悦家庭农场俯瞰图

04

政策调控与行业未来

从通过算法影响司机收入的出行平台，到持续扩张、挤压中小猪场空间的头部猪企，背后都反映了市场竞争的激烈程度。资本追求规模效应和利润最大化，这在市场经济中本是常态，但如何在效率与公平之间取得平衡，是行业健康发展需要思考的问题。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农业农村部多次召开关于生猪产能调控的会议，主题围绕稳定猪价、联农带农、共同致富。监管层的介入，旨在引导行业有序发展，为中小从业者留出生存空间。

相较于出租车司机能用排队这种直接的方式，换取一份确定的收入；中小猪场和家庭农场的处境更为复杂——猪价周期起伏剧烈，又叠加市场竞争、政策调整、疫病防控等多重变量的影响，他们的每一步都需要走得异常谨慎。

我们并非否定集团猪企的价值。我也走访交流过不少头部企业，他们在企业管理、新技术应用等方面确有值得学习之处，对养猪行业的技术进步起到了推动作用。

但凡事过犹不及。如果某一家或某几家头部企业在一个省份的市场占比过高，就可能打破当地的养猪生态平衡，形成过度集中的格局，最终影响整个行业的健康发展。

我记得前年曾写过一篇关于福建省养猪业的调查报告，该省的生猪养殖规模化率达92.5%，仅次于上海、北京，位居全国前列。但与其他地区不同的是，受地理条件等因素限制，福建省单个猪场的规模通常不大，母猪规模大部分控制在3000头左右。猪场结构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中小企业是市场主力，上市猪企和散户的比例都较小，其中上市猪企的占比仅约10%，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这种格局，既保证了行业的规模化发展，也为中小猪场留足了生存空间。

近三年来，我走访了全国很多猪场，也参与了新猪网联合《中国猪业》杂志社共同承办的”养猪人讲养猪的故事”大型公益活动。

在这个过程中，我深深感受到了中小猪场坚韧的生命力，以及他们向上生长的内生力量。他们或许渺小，或许艰难，但从未放弃过对这个行业的热爱与坚守。

“养猪人讲养猪的故事”发起人、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仇华吉研究员，在2024年接受新猪网深度访谈时曾表示：“养猪不仅是经济行为，它还具有政治、生态和文化属性。未来我国养猪业是否会完全走向集团化，我看未必。作为民生为本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府不会任由资本无序扩张，而要在政策导向上扶持适度规模、种养结合的家庭农场。没有农民的活路，乡村振兴无从谈起；离开了农民的致富，中国式现代化也很难实现。”

仇华吉研究员接受新猪网访谈

诚如仇老师所言，养猪业终究是一个与土地、环境、民生紧密相连的产业，它不能只算资本账，不算社会账；不能只算规模账，不算生态账。

每个行业的健康发展，都需要兼顾规模与公平，兼顾效率与温度。就像那些排队的出租车司机，那些坚守的中小猪场主，他们不该被时代抛弃，更值得拥有一份稳定而体面的生计。

图片来源：新猪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