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南地北中牟人：从机关公务员到所谓“新闻官”

1957年我从郑州市第二高中毕业时，班主任贾金鑑老师问我：“你心中有一个美丽的梦想吗？”我回答说：“有，当一个新闻记者。”贾老师笑了笑说：“好，道路漫长，努力吧！”

四年后，也就是1961年的7月，我从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到了选择职业的关口。我查了查毕业生分配指标，让我大失所望的是，其中竟然没有记者这一行当。我无可奈何地退而求其次，将志愿填写为文学工作者和教师。不巧的是这些指标已经被人占用。中文系领导说：“你是党员，到省委机关工作吧！”于是，一张介绍信把我介绍到了陕西省委组织部。

9月15日，我一条扁担一头担着书本，一头担着被褥，告别母校只身来到西安建国路雍村省委组织部报到。干部二处的祝培仁同志看了看介绍信说：“你的工作我们还要研究，你先到省委招待所住下，等候通知。”有一次，我在组织部大院碰到祝培仁正和一个中年人说话，他连忙叫住我说：“这是光明日报陕西记者站站长。”后又对站长说：“这是西北大学中文系应届毕业生，正待分配。你们站不是正缺一个记者吗？分给你们怎么样？”站长转过来和我握了握手，高兴地说：“好啊！我一会儿到你的办公室看看档案，给报社打个报告，批下来就来上班吧！”我喜出望外，觉得天上掉了馅饼，一再表示感谢。可恰在这时，省委办公厅到组织部要人，指名道姓就是我的名字，还说这是事前和学校商量好的。组织部立即开具了我去省委办公厅工作的派遣令。在我面前刚刚亮起的通向记者之路的曙光，瞬间又消失了。

从此以后的二十年间，我就辗转于省市党政机关，从事机关公务员的工作。直到1983年，才走完了这段漫漫长路，走进心仪的新闻媒体。

扎根农村厚积生活经验

从1961年到1970年的十年间，我先后在陕西省委办公厅、宝鸡市政府民政人事局、宝鸡市委组织部担任干事、科员、组织员，名为机关干部，实则大部分时间在基层农村蹲点，我先后住过的地方有宝鸡市的千河、磻溪、金陵、八鱼、谭家村、益门、陈仓和西安市的南山门口、未央宫等公社、乡镇的30多个村子，有的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有的是搞四清运动，有的是搞基层组织建设，后来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干脆插队落户当了农民。在村里我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他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积累了丰富的生活经验。

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自以为对农村并不陌生。可是一旦下来才知道，关中习俗与中原大有不同。单从语言上就往往闹出笑话。有一次在同心村吃派饭，管饭的一位年约50岁的老大娘端上玉米搅团、玉米发糕和一盘窝酸菜、一碟油辣子，我坐在他家的炕上端起搅团津津有味地吃起来，可老太太看着我老问：“赏着没？”我说：“吃着呢！”老太太又说：“蘸起吃！”我听成了“站起来吃”，以为这是地方的规矩，赶紧从炕上下来站在炕前地上。老太太笑了，忙说：“你坐哇儿吃，坐哇儿吃！”饭后，我向支部书记焦升荣述说了这一经历，他几乎笑出了眼泪。他说：“赏着没，就是问你咸淡咋样？蘸起吃，就是叫你把搅团和酸菜混着吃，不是要你站在炕下面吃。”直到在村里住过月把天气，我才逐步适应。每忆起那一段的生活情景，我自己也觉得好笑，但并不觉尴尬，还觉得很温馨，每次到农家吃饭，我都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

金陵公社陵玉村位于同心村西侧，因紧邻大唐秦王陵而得名。我在这里住了三个多月，结识了这个村党支部的冯书记，他高高的个子，宽宽的肩膀，红红的脸庞，地地道道的一个西部壮汉。我到村不几天，公社开会要求抓好三秋工作，我有点犯难，村里有12个小队，分散在好几个山沟和山坡上，转一圈就得一两天时间，怎么抓？晚上我找他商量，他竟然拿出了一张纸让我看。我一看不禁大吃一惊，这竟然是一个关于做好三秋工作的安排意见，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6点：抓领导、抓安排、抓管理、抓检查，抓秋收、抓总结。他说：“你看行吗？”我说：“你经验丰富，安排得好。”他找来大队长商量后就让会计、出纳通知第二天开小队队长会，很快安排了下去。他说：“咱做工作还得靠各队队长，光靠我们几个跑断腿也不行呀！”我不得不佩服，他一个只有高小文化程度的农民，竟有如此缜密的头脑，比我这个大学生强多了。

每过半个月，冯书记就把我叫上到各队巡回检查一次，秋收结束开了总结大会，全村迎来了一次大丰收，被公社评为先进单位，我也受到市上的表扬。其实，我心里明白，真正应该表扬的是冯书记，我在他面前不过是一个小学生而已。

金陵公社王家碾村位于市郊金陵河东的一处山坡上，有九个生产小队。我着重抓了三队马家坡，吃饭由队长马凯分派。这个队多数社员都比较穷，当时又处在春荒时候，不少家里只能吃到稀稀的包谷糁和苜蓿菜。可是他们对我却特别好，总是千方百计给我蒸点发糕。为了帮助部分几近断粮的困难户，我向公社要了一些救济粮。消息传出后，我突然发现给我管饭的各户包谷糁变稀了，发糕也没有了。开始我有点发愁，困难户这么多，那一点救济粮该怎样分配？我找马凯商量，他笑着说：“假的，各家都在装穷，都想分一点救济粮。别怕，谁家去年分了多少口粮我心里有底儿。”我根据马凯的意见，又作了调查，很快把救济粮分了下去，没有出现断炊断粮户。

后来，我对这些年的经历作了回顾：“匆匆忙忙十多年，大部分时间在农村奔波，像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汉，我都干了些什么啊？”我问自己。我自问自答，一个长长的总结，写满了一个厚厚的笔记本，有对命运不济的感叹，有对岁月流逝的哀鸣，也有对前路不明的茫然。直到最后，我才在艰难的回忆中明白过来，这十多年的日子虽如辗转如飞蓬，并没有虚度，我在艰难的碰撞中逐渐长大了，成熟了，开始懂得了生活。

农村，在我过去的记忆中就是山水、田野、耕牛、农具，春种、秋收、夏管、冬藏，就是农民起早贪黑的劳作。这些年的下乡实践，我在这些现象的背后，看到了一个个鲜活的人物：同心村的党支部书记焦升荣，陵玉村党支部的冯书记，双桥头村的知识青年刘清安、王玉贤，丰禾村精干的女生产队长雷英和曾经堕入烟花、以泪洗面的姬凤兰，姬家店村的世纪老人老杨头，光明村憨厚的老支书王扶汉等等。他们都是在农村这个广阔舞台上，代表不同阶级、阶层的利益，以不同的方式活动着。这时我才意识到，农村不光是山川和田野，而是这一群人和另一群人，以某种关系组成的社会群体。我逐渐明白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阐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关系的理论，明白了观察事物既要看物，更要看人。在总结中，我发现自己认识事物的能力大大提高了一步，就像毛主席说的，完成了一次飞跃。长期的农村生活也使我变得沉稳起来，过去那种大学生身上的骄傲与浮躁之气，也收敛了许多。这一段的经历，为我以后从事新闻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坚守通讯组长岗位十三年

1970年我正式被下放到陈仓公社光明村，插队当了农民。原以为从此就“贬家为农”了。没想到市上一纸调令下来，要求我第二天就要到市革委会政工组宣传组报到，颇有点“急如星火”的味道。报到之后才知道，市上正在筹备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大量的发言材料堆在那里，需要懂行的人编辑修改。主管宣传的市革委会副主任周瑞经文化不高，却有点偏爱有文化的人，有人向他推荐说我还有些文字水平，他说：“那好，立即调回。”

筹备组的办公地址设在宝鸡西府宾馆。当时同时抽调来的还有几个基层企业的“秀才”。我修改的第一个先进事迹材料是宝鸡发电厂运行二组的，下午拿到手，晚上连夜修改后第二天送给军代表、宣传组组长江宏审看，他是军界的有名写家，看后当着大家的面竖起大拇指说：“大手笔！”随后就宣布我为学代会材料组组长。以后筹备组又决定让我参与起草了大会总结报告。会议一结束，市革委会干部组长陈春山通知我：“你的工作安排好了，到宣传组任通讯组长。”从这一天起，到1983年，除了1971年和1972年担任内部期刊《政工通讯》编辑以外，我就一直呆在市委通讯组长岗位上，1974年市委宣传部恢复后同时担任新闻科科长职务。

在通讯组长这个岗位上，我一直干了13年。我的主要任务就是采写新闻稿子，上送到省级以上媒体发表，同时担负基层通讯员的培训工作及市上领导分派的临时任务。这些年，我和新闻科的几位干事一起，下乡下厂、参加各项活动，每年采写和上送稿件都在300篇左右，被采用的也在200篇左右。我多次被评为陕西日报和省电台优秀通讯员，并被推举为宝鸡市政协委员。

在这13年间有两件大事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一件是批判“凤翔会议”。1976年7月正值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前夕，宝鸡市造反派阴谋夺权也达到了高潮。从7月7日到19日宝鸡市委在凤翔召开有市委领导、市级机关各部门和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参加的700人会议，号称“凤翔会议”。会上以单英杰、李维林为首的造反派头目假路线分析之名，大抓“走资派”，疯狂迫害老干部。他们派出由造反派人物组成的“工检团”分赴各部门和企事业单位抓“走资派”，一时间全市乌烟瘴气，“黑云压城城欲摧”，市级各部门一半以上的领导被撤换。粉碎“四人帮”以后，为消除“凤翔会议”的恶劣影响，1977年2月市委召开了为时62天的常委扩大会议，这是宝鸡市历史上最长的一次会议，有680余人参加，对单英杰、李维林的问题进行了揭发批判，省委领导当会宣布撤销了他们的市委常委职务。我作为新闻报道者全程参加了这次会议。1978年初，省上让市委通讯组写一篇批述文章，由我和新闻科的白栓堂执笔。我们两人对市上一伙造反派的行径早已痛恨在心，遂连夜加班草写了8000余字的题为《评篡党夺权的“凤翔会议”》评述文章，从他们的反革命政治纲领大抓“走资派”和“闹而优则仕”、“突击入党、突击提干”等几个方面，痛快淋漓地进行了批驳，得出结论：“凤翔会议从策划到召开，决不是偶然的，它是我省少数人结帮营私、篡党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陕西日报1月24日以中共宝鸡市委宣传部署名，在头版整版刊发，影响极为强烈，为消除“四人帮”在宝鸡的流毒和影响起到了极大作用。

第二件是开启宝鸡日报复刊。宝鸡日报复刊的刍议始于八十年代初期。当时，市上要求宝鸡日报复刊的呼声很高，我受命起草了一个关于《宝鸡报》复刊的意见，以宣传部名义报送市委，市委书记韦明海批示让市委副书记薛文华抓一下此事。薛文华书记又提出了几点新的要求，我又重新起草了关于《宝鸡报》复刊的报告，薛文华详细进行了审阅，认为还存在一些问题，就暂时搁下了。1982年8月，我在省委办公厅工作时的老领导杜鲁公担任市委书记，他曾经担任过《延安报》主编，对办报颇有兴趣，让宣传部重新写一个报告。我对过去的报告进行修改送上去后，由于种种原因又放下了。1983年，杜书记又提此事，新闻科又重新起草了报告。直到1984年，市上才正式批准《宝鸡报》复刊，并由宣传部负责组建了筹建班子。经过七八个月的筹备，终于在1985年1月正式出报。

改革拼搏之路

1983年7月我从新闻科长岗位调任宝鸡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并兼任宝鸡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总编辑，从公务员变身为人们口里常说的所谓“新闻官”。我一直喜爱当记者，对当这个“新闻官”并无太大兴趣，但是一旦当上了，还是全力以赴。好在我有了13年通讯组长的经历，对新闻行业并不陌生。我根据党的改革开放的总方针，经过深入调查，制定了一个方案，并在实施过程中逐步完善，对电台的各项制度、机构设置、业务建设进行了较大幅度的改革。十六年间，做出的重要改革有以下几点：

一是实行干部聘任制和编辑记者招聘制。中层干部、工作人员由台上分层聘任；对台上编辑记者严重不足问题，不走以往的从外面选调的老路，而采用面向社会招聘的办法，经考核合格后方才录用之。

二是开展年轻记者徒步采访活动。年轻记者文化水平高，有热情、有干劲，但缺少深入基层锻炼和实地采访的经验，且有不少人长期生活在城镇，不了解基层尤其是农村。虽然他们也下农村采访过，可大多是蜻蜓点水、走马观花，写出的稿子也往往是干巴巴的，缺少生活气息。为了补上实践锻炼这一课，台上决定组织年轻记者深入农村进行徒步采访活动。参与徒步采访的年轻记者共11人，分为6批，每批1到2人，采访时间一个月。每人一辆自行车，由台上用汽车连人送至县城，请县委宣传部协助安排，然后记者骑自行车或徒步赴各乡镇进行采访。这次活动从1986年3月开始，到10月结束，11名记者跑遍了全市11个县区，100多个乡镇，采写稿子400余篇，其中通讯130多篇，消息270多篇，内参和调查报告20多篇，每人发稿在30篇以上。无论从稿件的数量或质量上，都创造了本台建台以来的历史记录。

三是发动群众办广播。台上倡导编辑部与群众联办专题节目和热线节目，以多种方式发动听众参与广播，为电台提供稿件甚至直接上广播。一时间内，全台兴起群众办广播的热潮。在各个时段的西秦大地、七色阳光和文艺大观板块中，先后与企业联合办起了“改革与我”、“我们身边的活雷锋”以及“金融之声”“交通经纬”“市场漫步”“残疾人之友”“老人天地”“爱宝鸡多贡献”“党旗飘飘”“保险与我”“和睦家庭”“中小学假期作文竞赛”“陈仓大市场”“电台与听众”……等，几年时间先后与几十家企业联办了上百个节目，还多次举办热心听众推荐评选好节目、好编辑记者、好播音员主持人和编辑记者、主持人与群众见面活动，吸引了大量听众积极参与。据统计，仅1989年就收到听众来信来稿21500余件，最多的一天来信来稿上百件。部分联办节目结束后，还根据听众意见，编辑出版了《改革与我》、《我们身边的共产党员》等8部征文稿件精选集，受到听众的普遍欢迎。

四是创办广播系列台。为丰富广播内容，满足听众的需要，电台制定了创建经济台和音乐台的规划。经过筹集资金和周密筹备，1993年11月1日经济台率先建成开播。开播这一天，市上的主要领导均已到场。市领导首次敲定在经济台开办市长热线节目，每月一次，由市长或副市长来播音室接听并回答听众电话。这条热线节目坚持了20年之久，每季度接听和回答听众电话及处理信件都在数百个以上，为群众解决了大量生产和生活上的具体问题，深受群众欢迎，成为宝鸡电台的名牌节目。

五是领导带头主办节目。1990年，在电台广播节目的改革中，大家一致认为评论是一个薄弱环节，要提高宣传的质量和水平，评论环节应当跟上。为改变这一状况，我自告奋勇在西秦大地板块七色阳光栏目中，开办了一个以评论为主要文体的专栏“午间漫谈”。为了广泛征集稿源，我先后拉了中铁电气化局宝鸡器材厂和中宝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一起联办。我自任栏目主笔，两年时间先后写了250余篇杂文、杂谈，每两天都会以方舟的笔名发表一篇，听众称为“方舟杂谈”。专栏开办期间，不少听众来信希望将其中的优秀稿件编辑出版，供大家学习。我们应听众要求，经多方联系，1992年到1994年先后由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4部杂文集：《人生成熟的色调》（方舟、钟文著）、《珍重你金色的年华》（方舟著）、《生活启示录》（胡中玉著）、《人生沉思录》（胡中玉著）。其中我署名的《人生成熟的色调》、《珍重你金色的年华》，分别由全国著名杂文作家毛錡和陕西省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散文作家刘文义作序。两本书的出版信息报道后，先后有20多位听众和几十家企业跑到电台索要购买，几至供不应求。陕西《新闻知识》杂志还刊发了程秀峰同志题为“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评方舟杂谈的特色”的专文，给予较高评价。

对我在电台这一段的工作，上级领导给予了充分肯定：1987年我被评为宝鸡市劳动模范，199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1993年晋升为高级记者。

1999年我正式退休，觉得一身轻松了。可是仅仅过了两个月，就有3家省级报社领导找我，要聘用我到他们的记者站工作。缘于对记者职业的热爱，我经过思考，应聘担任了西北信息报宝鸡记者站站长。这个站长，我一当就是10来年。我算了算，10年间我每年采发稿件大约60篇左右，联系形象宣传专题平均五六个版，在全省各记者站中属于中下等，但报社领导对我非常尊重，从来没有为难过我。宝鸡市委领导和宣传部对我们站的工作还比较满意，还评我们为优秀记者站。2010年由于年老体衰，我果断辞去了记者站站长的职务，回归家庭，开始了回忆与思考的怀旧生活，15年间，先后公开出版散文、小说、诗歌、传记等多部，这是后话。

（作者和他的两个女儿）

作者简介：

胡云林，笔名方舟，共产党员，高级记者。1938年10月22日生于中牟县姚家乡小胡村，先后就读于原中牟县中、郑州市第二高中，1961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汉语言文学专业。先后在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中共宝鸡市委组织部工作。1970年开始，先后任《宝鸡通讯》编辑、宝鸡市委宣传部新闻科科长等职，1983年任宝鸡市广播电视局副局长兼宝鸡人民广播电台台长、总编辑，1987年被评为宝鸡市劳动模范、199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并任陕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陕西省广播电视学会常务理事、宝鸡市广播电视学会副会长、宝鸡市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席、宝鸡市政协委员、宝鸡市杂文散文家协会副主席等职。1988年被评为主任记者，1993年晋升为高级记者。1999年退休。

胡云林在任台长的十六年间，坚持改革，大胆创新，把宝鸡电台由一套中波节目建设成为三个频率（中波、调频）、多套节目播出的中级台。宝鸡电台的改革经验曾在陕西全省广播电视系统推广，国内多家新闻、广播媒体以《情系广播汗洒西秦》为题介绍过他钟情广播、刻苦办台的事迹。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先后编辑出版《改革与我》、《我们身边的共产党员》、《法在我身边》、《今日宝鸡》、《黄河之声》和《人生成熟的色调》、《珍重你金色的年华》、《故乡的刺玫花》、《寨里村往事》、《人生琐谈》等新闻与文学作品集十余部，共200余万字。

（本文原载于媒海学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