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余华的小说

说实话，余华的小说我之前看的不多。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读大学的时候，余华、马原、苏童、格非这些人当时都火得不得了，他们的不少的作品都被内地的第五代导演看中，改编成了电影，有的还在国际上获奖。

余华他们也被当时的文学评论界冠以“先锋作家”的响当当的名号。

我当时也凑了个热闹，胡乱找来看过几本，但都谈不上特别喜欢。可能我骨子里还是更喜欢那种接地气的作品。

那时两位湖北的女作家池莉和方方，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她们创作的反映普通老百姓柴米油盐酱醋茶日常生活的作品，比如《太阳出世》《风景》，倒是觉得不错。

对那些先锋作家的作品，总觉得它们形式大于内容，故而采取避而远之的态度。这当然是我那时朴素的想法。

等到再次看余华的作品，已是人到中年以后。

那时从网上找来一些余华作品的电子书来看，现在记得到的，印象比较深的，有《河边的错误》《鲜血梅花》。

《河边的错误》是个披着悬疑小说的外衣，探讨理性的崩塌、真相的虚无与存在的荒诞的先锋小说，是余华早期的一个实验作品。

据说，当初张国师想要改编的余华的作品就是这篇《河边的错误》，不过在看了余华当时新鲜出炉的小说《活着》之后，又临时起意，果断放弃了《河边的错误》，而选择了《活着》。

应该说，老谋子的眼光，或者说是运气不错，这次他又赌对了，花了两万五千块钱人民币的巨资买下了小说的电影改编权。

电影《活着》在1994年获得了第 47 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主演葛优也凭借在此片的出色表演成为首位华人戛纳影帝。

连余华本人都非常认可张艺谋的改编，在豆瓣电影上的评分高达惊人的9.3分。也是迄今为止我认为张艺谋拍的最好的电影，没有之一。

《鲜血梅花》是余华仅有的一部“武侠小说”或者说是“反武侠小说”，发表在1989 年第 3 期的《人民文学》上。

阮海阔身为江湖名剑之子，自幼背负为父复仇的宿命。父亲遭江湖仇家暗算身亡，留给他一柄梅花剑与寻仇的使命，可他天生性情茫然怯懦，全无武林中人的侠气与锐气，既无精湛武功，也无复仇的坚定执念。

他循着模糊线索漂泊江湖，漫无目的地寻访仇人踪迹，一路与世浮沉，任由命运推着前行。江湖恩怨错综复杂，各路人物来去匆匆，线索零散又缥缈，他在辗转途中渐渐迷失，连复仇的初心也慢慢淡化。

阮海阔被动卷入江湖纷争，见证人情冷暖、恩怨纠缠，却始终无力掌控自身命运。他没有快意恩仇的豪情，也没有侠客建功立业的抱负，只是在宿命的枷锁里茫然游荡。最终这场背负一生的复仇，在时光与虚无中悄然消解，他始终没能真正完成复仇，只余下江湖漂泊的孤寂与宿命的荒诞。

《鲜血梅花》借武侠的外壳，颠覆了传统武侠小说的写作套路，解构了传统江湖的英雄与复仇母题，重在写迷茫与遗忘，消解英雄、解构复仇、宿命虚无。

余华的小说，唯一让我心甘情愿从口袋里掏出钱来买下纸质实体书的，就是《活着》。

福贵前面的那些经历，特别招人恨，估计有读者都想冲进书里打他一顿。让我想到了鲁迅的名言“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还有那句烂大街的话“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也许我说福贵的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未免有些残酷，但事实似乎确实的确如此。

有句中国网友耳熟能详的英文是这么说的“no zuo no die ”，不作死就不会死。

可福贵刚好反过来了，这一辈子疯狂作死，偏偏全员亲友都落幕，只剩他自己熬到最后。

年轻的福贵是标准的败家的纨绔子弟，吃喝嫖赌，整日不是赌钱就是逛窑子，并且不顾家人的劝诫，硬生生把祖上偌大的家产一夜输光。这就是最典型的 “作死”，把好日子亲手作没，气死老爹，自己亲手把原本安稳体面的人生给彻底毁掉。

可吊诡的是，福贵作尽了人生的荒唐，往后余生却只剩被动承受苦难。被抓壮丁远离家乡，回乡后眼睁睁看着亲人一个个离去：母亲、有庆、凤霞、二喜、苦根，一个个被命运夺走。

那些踏实勤恳、本本分分过日子的亲人，反倒没能熬过岁月的摧残，唯独年轻时肆意作死、挥霍福报的福贵，反倒在一次次的厄运打击下硬扛了下来。

小说的最后，在夕阳下，那个叫福贵的老头，牵着老牛走在乡间路上，嘴里念叨着逝去家人的名字，像是和他们轻声说话。

福贵把所有的苦难都熬成了寻常，不再追问命运的不公，只是单纯地为了活着而活着，没有多余的期盼，也没有浓烈的悲伤，只剩一种渡尽劫波、历尽沧桑后的通透与安然。

福贵把他的名字活成了一种反讽。

受学生时代的影响，那时的语文课上，每学完一篇课文，老师最后总要求我们提炼文章的中心思想，好在对《活着》来说，这个答案是现成的。

余华在小说的前言的最后，对本书的中心思想有一个精炼的概括，注意：这是作家本人给出的标准答案，而不是参考答案。

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写作过程让我明白，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我感到自己写下了高尚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