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打帮派走极端？瑞典坚持下调刑责年龄至13岁，专家警告：只会加剧犯罪

关键信息：

• 瑞典计划自8月2日起将刑事责任年龄降至13岁，以打击城市有组织犯罪，但该立法草案遭议会委员会及律师协会等普遍反对。

• 马尔默的社区警务实践显示，其枪击事件从2017年的65起降至2025年的17起，警方通过深入社区建立信任来预防犯罪。

• 社会组织‘全马尔默’通过提供餐食、工作机会及社交空间与帮派争夺青少年，其所在社区儿童贫困率超50%。

• 丹麦2010年将刑责年龄从15岁降至14岁，但研究显示此举反而增加青少年犯罪，两年后政策被废止。

• 专家指出，公共服务缺失导致帮派填补空白，投资青年设施和学校才是让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关键。

瑞典正计划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尽管这一方案已在丹麦被证明无效，也遭到广泛批评，政府仍未改弦更张。随着今秋选举临近，当局坚持推进这一政策，理由是打击瑞典城市中的有组织犯罪。

瑞典计划降低将儿童送入监狱的年龄门槛。如果保守派政府如愿，自今年8月2日起，13岁的未成年犯罪者也可能被判处监禁，尽管这项立法提案遭到普遍反对。瑞典议会司法事务委员会、律师协会以及援助组织都对该法案草案提出强烈批评，认为其违反了多项保护原则，其中包括《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

尽管如此，随着今秋议会选举日益临近，政府仍坚持推进这一计划。该计划将先试行五年，官方给出的理由是打击瑞典城市中的帮派犯罪。

乍看之下，关于年纪很小的青少年卷入手榴弹袭击和枪击事件的报道，确实令人不安。像“狐狸步”这样的犯罪帮派，其头目在海外遥控，从当地网络中招募未成年人和年轻成年人，似乎已经牢牢控制了斯德哥尔摩、马尔默等大城市。就在几周前，马尔默一名15岁男孩在一栋楼的门厅内被枪杀。外界认为，作案者是一名15岁女孩，据称她此前还曾在斯德哥尔摩实施过一起谋杀。

更严厉的惩治之外，另一种治理路径也在被实践。

只不过，发生在马尔默罗森戈德区的这起案件，也被主张对帮派采取更强硬立场的人视为有力例证。然而，犯罪统计数据显示，近年来该市枪击事件其实大幅下降：2017年为65起，2025年降至17起。今年截至目前仅发生4起。

她说：“我很快意识到，我们必须从社区导向型警务做起。”在她看来，这意味着警方要真正进入社区、出现在人们身边，让居民看到，警方同样致力于预防工作。曾有一段时间，罗森戈德的警员被派驻到学校，与儿童和青少年建立联系；他们也会出现在清真寺每周五的聚礼现场。

莫兰回忆说：“一开始，人们对我们非常戒备。有些人很担心，害怕我们出现在那里，只是因为他们受到了威胁，需要保护。”但她表示，随着时间推移，一次次礼拜之后，人们逐渐习惯了警员的存在，也开始意识到，警察是为所有人服务的。

“他们中有些人来自对警察缺乏信任的国家，我们想让他们看到，瑞典并不是那样。”莫兰坚信，下调刑事责任年龄不会改变什么，真正的办法是让警方更紧密地与儿童打交道，把他们从帮派边缘拉回来。

与帮派争夺青少年，关键在于谁先满足他们最基本的需要。

30岁的罗宾·皮尔在“全马尔默”组织工作。该组织活跃于马尔默多个社区，目标是让当地儿童和青少年看到未来。他负责尼达拉分支。大约十年前，这个社区曾是整个瑞典犯罪率最高的地区之一。他认同莫兰的看法。

“全马尔默”的青少年中心位于一处广场角落，周围是米黄色的预制高层住宅楼，这也是瑞典所谓“问题社区”的典型景观。它的入口刷成淡紫色，乍看很像一家手机店，但玻璃门后其实是一处面积1000平方米的青少年中心，当地孩子可以在这里找到一个安全的容身之所。

大约有250名儿童和年轻人经常参加这里下午的活动。在这里，他们总能吃上一口饭，也总能找到愿意倾听他们的人。在这座城市，一些街区的儿童贫困率超过50%，研究显示，这两样东西都至关重要。皮尔直言不讳地说：“说得直接一点，我们的招募策略和帮派很像。”他解释说，原因在于，双方都把重点放在满足社区居民最基本的需求上。“帮派成员可能会先请一个年轻人吃顿饭，以此建立联系。”

“之后，这个年轻人会得到一份小工作，既能养活自己，也会觉得自己属于某个群体。”在“全马尔默”，饥饿的孩子同样能吃上饭，也能获得工作机会，不再独自一人。唯一的区别是，这里的一切都是合法的。

该组织也在努力为社区居民搭建联系的桥梁。住在这些高层住宅里的老年人同样深受贫困影响，在“全马尔默”早期的一些项目中，他们也能获得免费餐食。皮尔说：“那些场合让老人和年轻人第一次有机会见面、交谈，有些人此前从未说过话。”如今，社区里一旦发生一些小纠纷，人们首先打电话给“全马尔默”，而不是报警：“大家知道我们有一张网络，我们不仅认识这些孩子，也认识他们的父母。”这意味着问题往往能更快解决。

谈到计划中的刑事责任年龄下调，皮尔毫不含糊：“我不相信应该放弃一个人，我相信应该给人第二次机会。而监狱，意味着放弃他们。”在他看来，即便现行的刑事责任年龄——15岁——也已经太低了：“没有证据表明监禁有效，没有任何统计数据能支持这一点。”

情况恰恰相反。2010年，丹麦曾将刑事责任年龄从15岁降到14岁，但两年后，社会民主党政府又将其改回，理由是下调刑事责任年龄并未达到预期效果，而且不应把儿童当作罪犯对待。

今年1月，丹麦社会科学研究中心发布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这一做法实际上产生了相反效果——孩子们更早被贴上“罪犯”标签，反而更难摆脱这一循环。在刑事责任年龄下调的那两年里，丹麦的青少年犯罪实际上比此前更多。

如果公共服务持续撤退，帮派就会填补留下的空白。

皮尔认为，要应对瑞典城市中的儿童贫困问题、强化儿童的社会支持网络，就必须投入更多资源。他把尼达拉这类住宅区称为一种“系统性压迫”。长期以来，这里几乎没有任何配套设施：人们至少要花半小时，才能到达医疗机构、就业服务中心，甚至图书馆。

他说：“比如在‘全马尔默’，你能找到这个地区唯一的图书馆。”他还表示，当政府部门把整个社区丢在一边、任其自生自灭时，结果就是混乱和弱肉强食，而这恰恰是帮派最容易滋长的环境。

皮尔坚持认为，真正需要的是一个能让儿童和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环境，而这本可以通过投资青年设施和学校来实现。然而，目前并没有这样的计划。

来源：Sweden plans prison for 13-year-olds. Will it curb gang viol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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