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垃圾“不够烧”了？垃圾分类“多此一举”？

当前，我国不少城市已以垃圾焚烧发电逐步替代传统垃圾填埋，成为生活垃圾处置的主流方式。与此同时，多地陆续出现“垃圾不够烧”的现象，引发媒体关注。

对此，公众不免质疑：既然现代化焚烧炉可直接处置原生生活垃圾，且部分地区的垃圾焚烧厂已出现焚烧原料缺口，推行垃圾分类是否已然多此一举？现代化焚烧设备能否实现各类垃圾“一烧了之”？

△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是贵州省重点民生工程和大方县首座生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总投资3.52亿元的工厂，于3月20日正式投产运营。（大方县融媒体中心供图）

技术可行，但经济账未必

现代垃圾焚烧炉确实具备一定处理原生垃圾的能力。但在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固体废物控制与资源化教研所所长刘建国看来，这在技术上可行，但算经济账却未必可行。

“首先要明确目前焚烧技术的真实适配性。”刘建国告诉《中国报道》记者，我国现有垃圾焚烧系统均经过专门设计，能够适配较低热值垃圾，垃圾入炉前会在封闭垃圾池内停留5—10天进行生物发酵脱水，相当于将国外的机械生物处理设施集成到了垃圾焚烧系统中，通常1000吨垃圾可脱出约200吨水分，待热值达标后再进入炉膛焚烧，这一过程能有效避免湿垃圾直接入炉对设备造成损伤。即便如此，若大量高含水、高含盐的厨余垃圾等湿垃圾未经过分类，直接进入焚烧系统，仍会带来一系列负面影响，产生可能的隐性成本。

刘建国同时指出，若垃圾中厨余含量过高，即使在发酵仓停留一段时间，水分仍有可能过高，热值在入炉要求下限左右徘徊，大量入炉会导致炉膛温度难以达标，不得不通过喷油助燃的方式维持燃烧，这不仅会增加燃油消耗，提高焚烧成本，还会降低焚烧效率。同时，高湿、高氯的燃烧环境会加速炉膛、烟道等设备的腐蚀，缩短设备使用寿命，增加设备运维成本也容易造成燃烧不充分，产生更多污染物，进而增加环保处理成本。

“更为重要的是，焚烧发电是能量回收利用技术，在全球公认的垃圾处理技术选择中优先序低于物质回收利用技术。”刘建国分析道，事实上，垃圾分类最重要的目标是将金属、塑料、纸张、玻璃、织物等可回收物尽可能从中分离出来，实现物质回收利用，因为物质回收利用的全生命周期综合环境绩效远高于能量回收利用。不能因为焚烧可以实现垃圾的无害化处理，就将本来可以实现更高价值利用的可回收物都一烧了之，实际上这也是一种资源浪费。

“垃圾分类要算总账、算大账、算长远账。‘不分类直烧’增加的隐性成本和资源浪费带来的效益损失叠加在一起，可能远高于垃圾分类所投入的成本。”刘建国说。

“垃圾不够烧”绝非否定分类的理由

“垃圾不够烧”，在受访专家看来，并非垃圾分类导致焚烧产能闲置，而是我国近年来焚烧产能规划超前、布局不均衡以及回收利用率提升带来的结构性问题。

数据显示，2010年，我国约有100座焚烧厂，2025年，我国已有超过1000座的焚烧厂，约占全球总量的一半。15 年间，我国总焚烧能力翻10倍，超过了每年约2%的垃圾增速。

△三亚市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工作人员在操作机械，将垃圾送入焚烧炉。（三亚日报数字报）

对此，刘建国表示，焚烧产能提升的同时，垃圾分类推进和源头减量工作取得成效，垃圾总量增速放缓，再加上可回收物回收利用率提升，这才导致部分地区出现“垃圾不够烧”的尴尬。

据统计，目前我国垃圾焚烧日设计能力已达115万吨，而日均垃圾清运量仅为71.8万吨，焚烧产能利用率仅为62%左右，闲置产能达43.2万吨。

刘建国指出，目前部分地区为了消化闲置的焚烧产能，出现了跨区域“抢垃圾”、挖掘陈年填埋垃圾进行焚烧的现象，这是垃圾治理规划失衡的表现，绝非否定垃圾分类的理由。“垃圾不够烧”是发展中的问题，未来通过优化焚烧产能布局、协同处理其他可燃固废、推动焚烧厂转型升级，这一矛盾有望得到妥善解决，不能因为产能过剩就放弃垃圾分类这一长期战略。

随着城市扩张，部分远郊焚烧厂周边已形成产业园区和居住区，焚烧厂开始从“单纯发电”向就近“热电联供”模式转型升级。上海环联生态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教授级高工张益告诉《中国报道》记者，焚烧厂利用余热供暖需要稳定的热值与工况，对前端分类要求更高。如果分类不到位，供暖的经济性会直接受损。

“原生垃圾直烧并非垃圾治理的最优解，垃圾分类也不是造成焚烧产能闲置的‘绊脚石’，而是推动焚烧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催化剂’”。刘建国表示，坚持垃圾分类，优化焚烧产业，实现二者协同发展，才是兼顾当下与长远的科学垃圾治理路径。

撰文：《中国报道》记者 王焱 实习生 杨小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