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全是为你好，实则惦记你腰包

历史最大的不公是，决策者负责决策，承担者负责承担，两者从来不是一拨人。

熙宁二年，经过4015个夜晚等待煎熬。王安石终于等到了命运的回应，枢密承旨官带着神宗圣旨来到翰林院——拔擢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位列宰执班子。

这一刻，王安石等了十一年。

嘉祐三年（1058年），身为大宋财政预算司司长的王安石给宋仁宗上了一道《言事书》，从社会风气、财政穷困、军事低能各个角度对大宋一通批判。书中洋洋洒洒写了一万多字，最后落脚一句话——效仿先贤，改革变法。

一听变法，宋仁宗头都大了。

15年前（1043年），范仲淹和富弼要搞庆历新政，遭到守旧派强烈反对。新政实施了一年，有10个月是在党争内耗。内耗的结果是，啥也没干成，反而打开了北宋“党争”的潘多拉魔盒。

王安石再提变法，心有余悸的宋神宗只是淡淡回了一句“卿家所言极是，容朕三思”。之后，变法束之高阁，石沉大海。

等宋英宗登基后，病怏怏的身体无法支撑他作为一个帝国的领导者，朝政大权落入高太后手中。

宋英宗个人素质不错，生父是濮王赵允让，因仁宗无子，将其收养立为储君。仁宗一死，朝廷立刻陷入“濮议之争”——到底该尊称赵允让是濮王还是“皇考”。

这事跟明朝“大礼仪之争”一模一样，历代穷酸文人都一个德行，治国无方，起哄有术。

“濮议之争”一吵便是四年，本就身体不好的宋英宗没有等到尊称生父一声“皇考”的机会，在群臣七嘴八舌的争吵中嗝屁了。

接下来便是宋神宗登基，宋朝迎来了最强鹰派的帝王。

神宗皇帝鹰派到什么程度呢？

据说，他小时候是一个挺愣的青年，经常在后宫穿着铠甲，对曹太后说：奶奶看我穿铠甲帅不帅。

这样一位好武的皇帝，每每看到赵宋被人欺负，心中愤懑久久难平。契丹欺负赵宋就罢了，20年前连输“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战，连党项西夏也拿赵宋当“提款机”。

宋神宗忍不了，决定大干一场。

登基次年，宋神宗便把王安石由一个正厅提到副国位置，开始操办变法一事。

得到神宗支持，王安石终于有了实现政治抱负的机会。

王安石变法向全世界展示了什么是“大宋速度”。当年，推出青苗法。次年，推出募役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市易法、均输法。

作为“诸法之首”的青苗法从推出那天，历经千年依然争议不断。

花一点时间，跟象友分享一下“青苗法是福还是祸”。

青苗法本质是“官府放苗”。用王安石的逻辑去解释，青苗法的设计底色没有任何问题。

盖人之困乏，常在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于不得。

青苗法推出前，农民遇上天灾人祸，手里没有余粮，春季耕种时不得不向地主借“苗子”。

可是地主心太黑了，居然要价高达5至7分利息，主打一个“趁你病，要你命。爱借不借，不借拉倒”。

5至7分意味着什么？转化成“年利率”是介于60%至82%。用一万，年底还六千至八千二。

黄世仁见了，直呼内行。当年，黄世仁“接济”杨白劳10块大洋，也仅仅是收了12.5%的年“回报”率。

这么一比，北宋地主可比民国地主狠多了！

5分“回报”，春借秋还，等于白忙活一场。没钱还，地主就要拿自耕农的地来顶账，最终造成了大量土地兼并。

青苗法推出后，直接将“放苗回报”干到了2分。相比之下，官“苗”价格更亲民。

可2分“回报”依然是百姓无法承受的生命之重。因为2分“回报”可不是一年，而是一季。换成春秋各一次，加起来实际上“回报”是4分，一年“回报”依然高达48%。

可再怎么着，官“苗”性价比的优势还是很明显的。

可是，政策从汴京落到各州县时，完全变样了。

王安石给青苗法加上了一条“KPI”量化考核——放“苗”越多，吏部考核越好。

各路官府为了升迁的通天大道，发疯一样放“苗”完任务。

起初是发动小吏下乡入户做工作，让农民多少贷点。现实狠狠打了老爷们的脸，绝大多数农民没有需求，拒绝了官府的好意。

官府被拒绝，苗子放不出去，就出不了成绩，老爷就得不到提拔。

“刁民”耽误了老爷的乌纱帽，老爷岂能跟他们愿意。有些地方的老爷被逼急了，直接推出了“强贷”。

组织胥吏入户“摸排”，把有能力偿还“苗子”的农户底子摸出来，照着名单给他们发“苗”。

只要上了老爷的名单，就必须借苗。如若不借，就可以被定罪“恶意拒借”。

真正需要苗子，但经评估没有偿还能力的穷人，老爷们根本不会放给他们，怕到时收不上来，影响了个人政绩，这一波人根本拿不到苗子。。

万一遇上硬茬，打死也不借怎么办？

老爷有的是办法，对这一类于顽冥不化、拒不配合的，还有“互保”机制等着。

五户为一保，捆绑式、团购式借苗子。偿还不起或拒绝偿还的户，由其他户均摊代偿。

一户破产，一保五户跟着破产。一户耍赖，一保五户跟着倒霉。

如果一保破产了，便重新分保，组合成新的“保”，继续互保互借。

经此霍霍，大量自耕农纷纷选择放弃土地，甘当流民，一村一镇大规模流亡的现象，比比皆是。

于是，变法十年，北宋更穷了。

北宋决策者没有料到，他们在汴梁开了一会，会上因为说了一句话，经路、州、县三级层层放大后，到了每一个普通人身上便是一场场家破人亡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