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化田‖“被赶着跑的安次县城”——永定河的旧日记忆②

永定河，原有治水、桑干河、卢沟河、浑河、无定河等十几种称呼，是中国名字最多的大河。作为海河流域的重要水系，它蜿蜒千里，穿越内蒙古、山西、河北三省区，掠过北京、天津两座直辖市，滋养着沿途四十三个县市的生灵，最终于天津屈家店与北运河紧紧相拥，一部分循着北运河汇入海河，奔赴远方，大部分则经永定新河，在北塘镇投入渤海的怀抱。而安次，这片依偎在永定河下游的土地，自置县之日起，便与这条“无定河”紧紧纠缠，洪水灾害贯穿千年岁月，也倒逼这座古城，在迁徙中书写了一段“被赶着跑”的沧桑历史。

安次的历史，早已深深扎根在这片被永定河浸润的土地上。西汉初年，这里便正式置县，县城治所设于今廊坊市区西侧的古县村，算来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建县史。回溯汉朝以前，古永定河流经今北京城区，经萧太后河、凉水河注入北运河。彼时的它，性情尚算温和，水流平缓、河道稳定，对安次县域的影响微乎其微。古县村的城池，夯土为墙、草木为邻，得以在岁月中安稳伫立，见证着一方百姓春种秋收、繁衍生息，沉淀下安次大地上最初的市井烟火与乡土文脉。那时的安次人，还未体会到“被赶着跑”的无奈与辛酸。

世事流转，大河易辙，安次的安稳岁月，终究被永定河的桀骜打破。唐朝以后，永定河的河道悄然发生巨变，自今卢沟桥以下，水流一分为二，东南支依旧循着旧径缓缓流淌，南支却挣脱束缚，开始沿凤河蜿蜒前行，而后渐渐西摆，一度流经小清河至白沟一线，自此，南支成为永定河的主流，也成为安次县城迁徙的“推动者”。河道的左右摇摆、洪水的反复侵袭，如同无形的大手，一步步摧毁着安次百姓的家园。彼时，古县村的安次县城，四周环绕着夯土修筑的土城墙，历经八百余年的风雨侵蚀，本就已斑驳破旧、墙体松动，再加上永定河河水的日夜冲刷、浸泡，城墙日渐倾颓、根基动摇，雨水一冲便有坍塌之险，城内百姓日夜难安，生怕一场洪水便会将家园彻底吞噬。最终，这座存续了八百余年的安次县城，终究没能抵挡住大河的威力，被迫开启了它漫长而艰难的迁徙之路，“被赶着跑”的宿命，此刻便已注定。

唐朝武德四年（621年），安次县城治所从古县村向南迁徙五十华里，落脚于石梁城。彼时的先民，带着对故土的眷恋与不舍，背着行囊、携家带口，在石梁城劈柴筑城、开垦耕作，一砖一瓦搭建起新的家园，满心期盼着能在这片新的土地上，远离永定河的侵扰，安稳度日、世代相传。可他们终究没能逃脱永定河的羁绊，这座刚刚建好的石梁城，紧邻永定河南支，常年受河水泛滥的侵扰，河床淤积、河岸崩塌，仅仅存续了十几年，便再度面临被洪水吞噬的危机。看着日渐损毁的城池，先民们满心无奈，只能再度收拾行囊，挥别刚刚扎根的土地，向北迁徙，将县城治所迁到了境内的常道城（今北常道村）。只是，这份短暂的安宁，依旧没能持续太久，“被赶着跑”的脚步，从未停歇。

时光流转至唐朝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常道城的命运，依旧被永定河牢牢掌控。彼时，永定河支流频繁泛滥，洪水裹挟着泥沙，一次次冲刷着常道城的城墙，再加上隋唐大运河（永济渠）水道的变迁，河床改道、水位上涨，双重夹击之下，常道城的生存空间日渐狭窄，城池损毁严重，城墙倾颓、街巷积水，早已无法再作为县城治所。据史料记载，永济渠自幽州城南东南行，经安次县城东郭外，其水道的每一次变迁，都直接影响着安次县城的存续，商船难行、百姓难居，先民们又一次被迫踏上迁徙之路，将县城治所迁到了耿就桥（今旧州村）。他们以为，这片靠近运河、地势稍高的土地，能让他们摆脱水患的困扰，寻得一丝安稳，可永定河的咆哮从未远去，安稳，终究只是短暂的奢望，迁徙的宿命，依旧如影随形。

五代十国时期（936年），天下大乱、战火纷飞，安次沦为辽地，曾一度改县为城，县城治所也随之迁到了崧城（今稽察王村）。这一次的迁徙，既有战乱的裹挟，也有永定河水患的隐忧，乱世之中，百姓本就流离失所，再加上永定河的反复侵扰，日子更是雪上加霜。先民们在动荡的岁月中，一边躲避战乱、颠沛流离，一边抵御水患、守护家园，在迁徙中艰难求生，在苦难中咬牙坚守。这座崧城，见证了乱世的沧桑与残酷，也见证了安次百姓与水患、与命运的顽强抗争，可它依旧没能成为安次县城的最终归宿，洪水未消、战乱未止，迁徙的脚步，只能继续前行。

元朝中统元年（1260年），战乱渐平，天下趋于安稳，安次县治所从崧城迁回了旧州，这片曾经的耿就桥故地，再度成为安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在这一年，安次县被改名为东安县，次年（1261年），东安县升为东安州，不领县，安次大地终于迎来了一段相对安稳的岁月。彼时，元廷重视水利治理，对永定河的河道进行了初步梳理，河道相对稳定，水患频次有所减少。据记载，元时安次属中书省，地处京畿要冲，永定河的每一次泛滥，都可能威胁到京畿安全，因此朝廷对永定河的治理格外重视，这也让东安州得以在旧州安稳存续数百年，先民们终于得以在这片土地上稍稍喘息，暂时摆脱了“被赶着跑”的困境，市井烟火再度兴起，文脉得以延续。

好景不长，永定河的桀骜本性，终究难以驯服。明朝洪武二年（1369年），永定河再度爆发特大水患，汹涌的洪水席卷旧州，东安州州址被洪水猛烈侵袭，城池损毁严重，城墙坍塌、街巷被淹，官署、民房尽数损毁，已无法再继续作为治所。无奈之下，东安州州址从旧州向南迁徙五十华里，落脚于常伯乡张李店（今仇庄光荣村）——这片后来存续了五百八十一年的安次老县城，就此登上历史舞台，开启了它漫长而沧桑的历程。洪武九年（1376年），东安州降为东安县，而后历经明清两代的风雨洗礼，朝代更迭、岁月变迁，到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东安县复名安次县，张李店作为安次县城，见证了市井繁华与人间烟火，也屡屡遭受永定河水患的肆虐，每一次洪水过境，都给这座古城留下深深的伤痕，为上一篇所载1950年的最终迁徙，埋下了伏笔。

岁月流转，时光荏苒，转眼到了建国初期的1950年，安次老县城早已被永定河的水患折磨得满目疮痍。为了保证党政机关正常工作，守护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安次县政府万般无奈之下，作出了历史性抉择：放弃这座历经明、清、民国三朝、存续五百八十一年的老县城，将治所整体北迁廊坊镇（今廊坊市区）。这一次迁徙，是安次县城“被赶着跑”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自此真正终结了安次县城两千多年来因水患而迁徙的沧桑历史。

从汉朝安次置县至1950年的两千多年间，受古今永定河水患的持续影响，安次县城历经七次迁徙。每一次迁徙，都伴随着百姓的流离失所与家园的损毁，每一次迁徙，都消耗着大量的人力、物力与财力，每一步脚印，都刻满了水患的印记与岁月的沧桑。那些被遗弃的城池遗址，那些迁徙路上的颠沛流离，那些百姓对安稳家园的热切期盼，都藏在永定河的浪涛里。‍（待续）

（此文原名《历史上的永定河水患及安次移民》，经ai丰富增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