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支部队在湖南打到几乎覆灭，贵州老家却很少有人知道他们

贵州遵义，老城子尹路，有一座中西合璧的灰砖小楼。如今它举世闻名，因为一场会议改写了中国的命运。可走进这院子的人，很少会去想，这栋宅子原来的主人是谁，他和他的子弟兵后来去了哪里。

这座公馆原属于柏辉章，一个遵义本地的黔军将领。

一九三五年那个冬天，红军走进他家的宅院时，柏辉章正带着他的队伍，在威宁接受国民政府的改编。他的部队被授予一个新番号：国民革命军第一〇二师。从这一刻起，这支前身是王家烈第二十五军第二师的地方武装，正式以“中央军旁系”的尴尬身份，登上了中国抗战的舞台。

可这是一支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队伍。在讲究嫡庶之分的国民党军队里，黔军属于杂牌中的杂牌。走过天南海北，人家问起来，言语里总透着几分轻慢。柏辉章心知肚明，他曾对部下交底：“我们一个师孤军作战，到处作客，临时在战场上找婆婆，只能向前看，不能后顾。”话里的辛酸，只有带兵的人能懂。没人给当靠山，没人替你兜底，仗打胜了是别人的功劳，打没了是你自己活该。

可就是这样一支部队，后来成了日军眼里的硬钉子。因为他们从上到下都明白一个道理：既然谁都瞧不上咱们，那咱们就打出个样儿来。背水一战，哀兵必胜，这几个字自此烙进了一〇二师的筋骨。

淞沪会战，一〇二师被拆散了用，两个团被调走强渡苏州河，师部手下只剩下一个团。这是明摆着要吃掉的架势。柏辉章咽下这口气，带着仅有的兵力跟日军打肉搏，硬是把侧击的敌人给打退了。胡宗南不得不刮目相看，写下了“奋勇克敌，显树战功”的评语，恢复了师的建制。

台儿庄大捷后，日军重兵夹攻徐州，几十万国军分路突围。一〇二师奉命赶到砀山掩护大军后撤，这几乎是一道送死的命令。以一个师的残破之躯，去挡数倍于己的追兵。六〇七团在韩道口与日军遭遇，团长陈蕴瑜带着弟兄们跟敌人拼到弹尽粮绝，最后殉国于突围路上，全团只活下来百余人。六〇九团死守李庄车站，也同样打到几乎覆灭。

最惨烈的是砀山县城。柏辉章带着师部和六一二团被日军围得铁桶一般。重炮轰塌了城门，敌兵蜂拥而入。柏辉章下了死命令：逐屋争夺，恢复阵地。他一面给团长下令，一面把师部文书、伙夫、马夫全部编成突击队，连副官都派上去带兵。四面求援，援兵不到，军部却发来一道电令：“砀山不可失，砀山不必守。”如此自相矛盾的指令，让柏辉章哭笑不得。他明白，这是做好了让他们全体玉碎的打算。凌晨两点，他率部突围。出城时回头一望，九千七百多黔家子弟，只剩下了三千人。

但真正让一〇二师流尽最后一滴血的，是那条在地图上毫不起眼的小河——新墙河。这条横亘在湘北门户的河流，是长沙的第一道屏障，也是日军志在必得之地。当面之敌是第六师团，日军的绝对精锐，两万余众，飞机坦克重炮一应俱全。而一〇二师守的阵地，足足二十公里宽，兵力捉襟见肘。

柏辉章站在新墙河南岸，看着对面高耸的敌岸，心里清楚这是一场没有胜算的仗。可他没有退路。他一面组织部队死守河防，一面派出小股部队潜入敌后打游击。工兵营长趁夜色潜到冰冷的河水里，摸到敌人修的军桥下面，硬是用炸药把桥给炸断了。敢死队偷袭麻布大山，用集束手榴弹掀翻了鬼子的碉堡。他们把黔人打山战的狡黠和机敏，发挥到了极致，搅得日军入夜就不敢动弹。

最严峻的考验在一九四一年九月到来了。日军四个师团同时压向新墙河，炮弹像犁地一样把南岸阵地反复翻了个遍。飞机在天上嚎叫着俯冲扫射，坦克在河滩上掩护步兵架桥强渡。一〇二师的弟兄们趴在被炸烂的掩体里，等敌人近了就打，打光了子弹就冲上去拼刺刀。柏辉章守在电话机旁，几天几夜没挪地方。三〇六团告急，他的话硬得像石头：“采取近战肉搏。你如后退，就提头来见！”三〇五团二营奉命死守黄泥港，代理营长带着十八个人与敌骑死战，全部阵亡，无一生还。工兵营顶上去补防，打了十三天，下来的时候连营长在内只活了三十一个人。

激战二十一个昼夜。从贵州一路带出来的老兵，那些在淞沪趟过苏州河、在砀山爬过死人堆的骨干，几乎全打光了。当撤退命令终于下达时，柏辉章清点全师，军官佐属凑不足百人，士兵只剩八百四十余人。出征时九千黔中子弟，此时星流云散。他站在集结地，看着眼前这些衣衫褴褛的残兵，说出的话却平静得令人心碎：“贵州籍的老兵伤亡殆尽。殉职的官兵兄弟，不愧是军人的楷模。”

他没有哭。带兵的人，眼泪早被战火烧干了。可他后来执意要在贵阳给死去的弟兄们立一座塔。塔修好了，十米多高，三菱形，像一柄直刺青天的刺刀，塔身上密密麻麻刻满阵亡者的名字。这座塔后来因修路拆掉了，可贵阳人至今仍管那个地方叫“纪念塔”。塔倒了，名字却活在了地名里，活在了这座城市的记忆深处。

新墙河战后，一〇二师虽经补充，但那股子老黔军的魂魄，已经随死去的弟兄们一同埋进了河边的焦土。柏辉章后来被明升暗降，调离了他一手带出来的部队。

很多人从那座公馆门前经过，怀着崇敬的心情走进去，缅怀那场伟大的会议。这是应该的，那场会议配得上所有的荣耀。可当你从那扇大门走出来，回望这座灰砖小楼，也许可以多问一句：它的主人，后来的命运如何？那些跟着他从遵义、从毕节、从黔东南走出来的年轻人，把尸骨抛在了远离故乡千里的土地上，他们的名字，还有几个人记得？

历史记住了这栋房子的光辉，却常常忘记这栋房子主人的血性。那支从西南大山里走出来的、被人轻视的杂牌军，曾经以最惨烈的方式，把自己打进了民族的记忆深处，又在新墙河的血色波涛里，归于沉寂。他们不在乎被遗忘，可我们，不应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