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老公”文案和“有毒”儿歌，根源都在语言懈怠

那条“两个老公”的广告文案，如果不是几家重量级媒体评论，即使上了热搜，人们大抵也是一扫而过，无波无澜。

简单回顾事情原委：

手机商家联合《三联生活周刊》开展母亲节活动，发布广告文案“用镜头再写一遍《我的妈妈》”，其中写道“我的妈妈有两个“老公”，配图是母亲举应援牌，想表达妈妈也有追星爱好，而不只是家庭主妇。

该文案被网友集中批评为低俗、冒犯母亲、挑战家庭伦理、三观不正。

几顶大而沉重、正统的大帽子，扣了下来。

而后文案下架、商家致歉。网友继续批“敷衍、傲慢”。

几家大媒体评论其低俗营销。接着文案下架，行业协会表态抵制、策划人毕业院校紧急切割、手机商家二次道歉、内部严厉问责。

“低俗”，真是个非常好用的工具，但也是件不容易把握的工具，因为其情绪价值极其明显。

网友可以反感其低俗，媒体也可以评价其低俗，但如果依据法规处罚其低俗时，该如何界定呢？

今天，赛博世界占据着人们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网友们可以瞬间发现网络上的任何“低俗”、擦边等劣迹。

而现实世界里的某些行为，可能是真坏、影响更恶劣，却不一定能被发现和重视。

例如在孩子里嘴里流传的儿歌，其中有些恶俗度、危害度很高，而人们大多认为孩子只是随便说说，过些时间就会忘记。

但是，这些儿歌所传递的信息，不知不觉中会化为孩子脑中最基础的概念和价值取向，潜移默化影响孩子一生。

儿歌，简单、好听、容易记住，朗朗上口，孩子喜欢，这是人们一直以来的印象。

儿歌存在于孩子们的玩耍中，孩子们从中学语言、长知识、开启好奇心、学会基本行为规范，形成初步价值判断。

可是现在常听到的孩子们，闹哄哄嚷嚷的一些儿歌，实在难以入耳，称为“儿童邪典”也不为过。

第一种就是价值观扭曲的胡说八道。

例如《好爸爸坏爸爸》

“哪个爸爸不骂人？哪个孩子不害怕？打是亲来骂是爱，哪个不是好爸爸？”

何时骂人、打人变成了亲和爱？

这种儿歌，把打骂孩子变成司空见惯的正常行为，把成人私下的“打情骂俏”，移植给孩子，使孩子看淡打骂行为。

难道忘记了打骂孩子是家庭暴力、是违法行为？

再例如《妈妈不上班》：

“妈妈别上班儿，妈妈别上班儿，妈妈就算上班儿，也挣不了几个钱儿。“

这宣扬的是什么玩意儿？这就是把女性又拉回到了家里面。

中国女性自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开始，剪发、放足、识字，一步一步地从家庭走到社会，进而实现女性独立，职业女性更是文明世界发展的共识和趋势。

虽然最近若干年，“家庭妇女”一词被“全职妈妈”所代替，但依然有非常多的自觉、自尊、自爱的女性，坚持参加社会工作。

也许在当下社会，女性外出工作，如果单纯计算家庭育儿的经济收支，未必是最划算的安排。

但此举对女性保有独立地位、增长见识、文明教育子女，具有非凡价值。

第二种则是审美缺位的屎尿屁儿歌。

最无聊的就是《放屁家族》。

利用儿童发育的特殊“屎尿屁”感兴趣阶段，用粗俗歌词、痴呆画面，吸引儿童学唱。

使得孩子语言审美下降，习惯于粗俗表达；混淆公共、私人场合的行为边界，语言、行为出格；忽视对文明卫生习惯的基本认知。

第三种是魔幻改词，曲调不变，歌词乱改。

例如《上山打老虎》：

一二三四五，上山打老虎，老虎不在家，就去找它妈。它妈想打架，就赏它妈两个大嘴巴。

毫不掩饰、明晃晃地宣传暴力。

翻车的广告文案，和在孩子间悄然流传的“有毒”儿歌，其源头都是“语言懈怠症”。

懈怠于思考，懈怠于推敲，懈怠于搜肠刮肚，懈怠于“语不惊人死不休”。

世界由语言来描述，你能描述出的世界，就是你心中的世界，也就是你能认识到的世界。

诚如维特根斯坦所言：我的语言的边界就是我的世界的边界。

当我们的广而告之的广告文案，止步于“母亲的独立等同于追星”；

当我们养育孩童的语言养料——儿歌，沦陷在父权、屎尿屁和暴力中；

试问，我们的世界在哪里？我们的子孙的世界在哪里？

请拿出苛责手机文案的眼疾手快，关注、呼吁彻底清除“有毒儿歌”对儿童的祸害。

最后，翻出我保留的历史资料（1963年出版），和大家分享两则老儿歌：

小熊过桥（至今还是大班教材）

小竹桥，摇摇摇，

有只小熊来过桥。

立不稳，站不牢，

走到桥上心乱跳。

头上乌鸦哇哇叫，

桥下流水哈哈笑。

“妈妈，妈妈，你来呀！

快快把我抱过桥！”

河里鲤鱼跳出水，

对着小熊大声叫：

“小熊，小熊，不要拍，

眼睛向着前面瞧！”

一二三，向前跑，

小熊过桥回头笑，

鲤鱼乐得尾巴摇。

小燕子

小燕子，叫喳喳，

红领圈，黑裤褂，

一飞飞到屋檐下，

我和燕子把话拉：

“吃了吗？喝了吗？

燕子燕子忙些啥？”

“我吃啦，我喝啦，

除四害，忙着哪！

吃了苍蝇八千九，

吃了蚊虫九千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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