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博生吉创始人杨林博士：一位中国CAR-T领航者的15年远征

博生吉医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CEO，

博生吉安科细胞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杨林博士

从2011年回国到2017年底，整整6年的时间里，中国没有任何与CAR-T药品注册直接相关的指导原则。但杨林和他的实验室团队做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影响深远的决定：不走商业上最稳妥的B细胞肿瘤路线，而是把全部资源投入到一个无人敢碰的领域——CD7靶向的CAR-T，希望帮助“除了化疗就再无药物”的T细胞恶性肿瘤患者。

今天的我们如果把中国细胞治疗发展的坐标系放大，就会发现在当时看来似乎平平无奇的2011年恰巧处于剧变的奇点：

CIK疗法（细胞因子诱导的杀伤细胞治疗）矛盾集中爆发，但在战略、资本与医院近十年的狂奔惯性下仍持续野蛮生长，并在五年后酿成了“魏则西事件”；处于真空状态的监管开始按下逐步收紧的按钮，并于数年后真正走向制度化和体系化；彼时一片空白而如今已发展至与美国并跑的中国CAR-T（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技术，即将于一年后进入行业视野。

就在这一年，杨林博士从美国MD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回到国内。当时，摆在这位已拥有十余年全球前沿肿瘤免疫研究经验的科学家面前的，有三条路：加入CIK疗法的狂欢，在火热的市场中迅速获利退出；发展CAR-T疗法，尤其是在美国已获批并具备清晰商业化前景的CD19 CAR-T等针对B细胞恶性肿瘤的细胞疗法；挑战困难到几乎不可能实现的CD7 CAR-T疗法，并且从开发全球第一款CD7靶点纳米抗体入手。

最终，他选择了最难、最长，也没有同行者和参照指引的那条路。就在这一年，这位真正的孤勇者即将深刻改写中国细胞治疗在全球的版图，也让T细胞肿瘤病人看到了被治愈的希望。

自制CD7纳米抗体：在“无人区”中开辟新路

2010年，杨林先注册了博生吉医药科技（苏州）有限公司；2011年，他在获评苏州工业园区科技领军人才之后正式全职回国。然而，当他带着全球最前沿的CAR-T理念回到国内时，迎接他的却是一片空白。

“那时候，CAR-T在中国几乎没人听过。”在苏州大学做特聘教授时，为了能招到团队成员，杨林甚至不得不把研究写成了“工程化T细胞”，只为了让更多人听得懂。“那时国内跟美国之间明显有代差，美国早就把免疫治疗当作最有前景的方向在推进，中国却还没有走出化疗为主的治疗范式。”

更让他为难的是监管路径的缺失。从2011年回国到2017年底，整整6年的时间里，中国没有任何与CAR-T药品注册直接相关的指导原则。“你有一条路把研发出来的CAR-T细胞变成药吗？没有，根本没有。”

在这6年里，杨林和他的实验室团队做出了一个在今天看来影响深远的决定：不走商业上最稳妥的B细胞肿瘤路线，而是把全部资源投入到一个无人敢碰的领域——CD7靶向的CAR-T，希望帮助“除了化疗就再无药物”的T细胞恶性肿瘤患者。

这个选择面临的技术挑战令人望而生畏：第一，T细胞肿瘤患者体内遍布癌变的T细胞，难以分选出健康T细胞来制备CAR-T；第二，即便能成功分离健康T细胞并装入CAR片段，CAR-T细胞表面也会表达CD7受体，它就会把其它CD7阳性的T细胞当成敌人杀死，难以实现培养；第三，即便回输到患者体内，这些CAR-T细胞在杀灭肿瘤T细胞的同时，也会攻击患者体内所有正常的T细胞，而T细胞是人体最重要的免疫细胞，失去了它，患者将面临各种致命感染的风险。

这些难题让无数科学家望而却步，但杨林的选择是迎难而上。首当其冲的，是在缺少外界支持与配套的环境下完成CD7纳米抗体的开发。彼时中国的相关产业链是一片空白，杨林就带着团队自己搭建。

2012年，杨林带着刚起步的研究团队，几经辗转后打听到了山东曲阜农村的一个骆驼养殖场。没有高铁，他们就坐“绿皮火车”，再转大巴，最后坐上拖拉机抵达养殖场，提取B淋巴细胞回到实验室，构建噬菌体展示库，在简陋的条件下成功筛选出了CD7纳米抗体。

此后的整整6年，博生吉一点一点地攻克各项闻所未闻的难题，其中，光是为了证明CD7纳米抗体的有效性，杨林就写了多篇学术论文向国家监管部门汇报。最终，这款CD7靶向的CAR-T细胞终于在实验室中成功构建出来。

坚守本心：魏则西事件的危与机

“那些年一直有很多人劝我：为什么不选CD19呢？先赚到钱不好吗？做CD7是不是傻了？美国都还没批，国家药监局怎么可能给批准？”杨林回忆道，“我的想法很简单：不缺我们一个公司去重复CD19，缺的是能把CD7做出来的企业，缺的是解决患者‘无药可用’这个困境的办法。”

面对压力与质疑，杨林毅然前行，直至遇到创业以来几乎最大的危机。

2016年4月，魏则西事件爆发。这位西安电子科技大学的学生因患滑膜肉瘤，接受了CIK细胞治疗，耗费巨额医疗费后医治无效去世。此事引发轩然大波，监管部门在第一时间下达了全面叫停细胞治疗临床应用的禁令。整个行业陷入一片哀嚎，投资方一个个撤离，不少公司倒闭。

面对风声鹤唳，杨林没有退缩，反而看到了一场洗牌带来的重大机遇——无规矩不成方圆，这项突发事件恰恰清理了不合规的灰色地带，为踏踏实实做药品研发的企业打开了大门。

志同道合之士的加入，也为杨林的坚持增添了底气。有一次，他与关键投资人——安科生物创始人宋礼华董事长一同爬上了安徽九华山。一路聊下来，两人做了一次关键决策：不仅要继续做CAR-T，还要加大力度，成立专注于CAR-T细胞治疗产业化的子公司“博生吉安科”，投向更加明确、速度更快的产业化道路。此后，安科生物从2015年的一投开始，直至2026年，持续支持了博生吉四轮融资。

一路走来，博生吉还相继受到来自苏州工业园区领军创投、元生创投、中金资本、华泰紫金、普恩国新、星瞳资本、华桐资本、磐毅资本、兴泰资本、国元资本、讯飞资本、包河创投等一流机构的支持。但是，在杨林看来，“钱是永远不够的”，因为他想做的事情、看到的机会实在太多了。如何取舍、如何坚持，决胜之道就藏在微妙的判断与心态中。

全自动制备工艺：另一场“海归不接地气”的决定

当博生吉逐步走向产业化时，杨林又做了一件在当时被外界认为是“不接地气”的事情：全自动CAR-T细胞制备工艺。

在那时的中国乃至全球，几乎所有的CAR-T生产都依赖模块化手工操作：细胞分离、激活、病毒转导、扩增、清洗、制剂，每一台机器只负责一个环节，人和机器之间来回对接。开放步骤中的无菌操作风险极大。一旦某个批次在某个环节被污染，整批产品就报废了，而那位等待治疗的晚期患者可能再也没有机会等第二次制备。

然而，作为活的细胞药物，CAR-T不能像其他药物一样做终末无菌过滤，但它还必须保证从头到尾的洁净和可控。面对这种高风险，杨林坚持采用全封闭、无人接触的全自动生产线，使整个制备流程在完全密封的管道系统中自动化完成，几乎消除了污染的潜在风险。

“很多国内朋友都很好心地提醒我说，杨博士一看就是海归，一点都不接地气——中国人那么多，搞什么全自动工艺？有那个必要吗？”杨林笑着讲起当年受到的质疑，“可我想到的是，一天到晚待在极其枯燥且封闭的手工操作车间，对人来说是一种巨大的折磨，并且会带来污染的风险。自动化能做到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用？”

事实证明杨林的决定是正确的。2019年，博生吉建成了中国首家全自动CAR-T细胞生产基地，不仅人力消耗和能耗大幅下降，产品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也有显著提升。2025年，随着博生吉研发的PA3-17注射液进入关键性临床Ⅱ期，凭借全自动工艺的优势，产品在成本可控性和临床数据一致性上均形成了显著的技术壁垒。

如今，博生吉的自动化工艺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与受认可度越来越高，与海外药企在该领域上的扩大合作也已摆上桌面。

临床突破：从概念验证到全球领跑

2021年，博生吉PA3-17注射液获得了全球第一款自体CD7 CAR-T注册临床试验批件。

这款药物凭借纳米抗体设计增强杀伤与渗透力，通过PEBL阻断技术防止CAR-T细胞“自相残杀”，提升治疗安全性。相较于国际主流基因编辑方案，博生吉的自体CD7 CAR-T技术路径优势突出，既能规避基因修饰风险，保障细胞扩增与存续性，又依托领先的全自动制备工艺实现高成功率与低成本，大幅提升临床可及性。

2025年，PA3-17注射液成功进入关键临床Ⅱ期，并获得了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拟纳入突破性治疗品种的资格认定，意味着Ⅱ期完成后即可直接提交上市申请。博生吉的目标是力争在两年左右成为全球第一款获批上市的CD7自体CAR-T产品。

临床数据显示，PA3-17注射液的客观缓解率达到了85%以上，95%的患者实现了骨髓内肿瘤微小残留的完全转阴，约20%的患者在无任何后续治疗的情况下完全缓解时长超过两年，且仍在持续缓解中。对于T细胞淋巴瘤这类恶性程度极高、此前只靠化疗维持的疾病，“超过两年”是闻所未闻的数字。

这项突破，也收获了国际监管机构的认可：PA3-17注射液还获得了美国FDA和欧盟EMA的孤儿药双重认定，意味着后续可以享受一系列加速开发和市场独占期优惠。博生吉正在美国同步推进注册临床申报工作，与此同时，针对儿童青少年适应症的IND临床批件，也于2026年3月获得NMPA的正式批准，成为了全球首款进军儿童适应症的自体CD7-CAR-T产品。

“我们的资源现在集中在让CD7 CAR-T尽快上市，这是头等大事。同时，In Vivo CAR-T的临床前数据也已经不错，我们可能会与海外大药企的合作加深这一布局。”杨林向我们介绍。

下一步棋：In Vivo CAR-T与通用型CAR-T

在掌握前沿趋势变迁的杨林看来，当前的“第一代”自体CAR-T仍有不可回避的缺陷：制备周期长达三四周，部分患者等不了这么久；定制化生产只能服务单一病人，成本始终降不到大众能够接受的水平。

他还注意到，2025年以来，跨国大药企正以高额交易加速布局In Vivo CAR-T领域——阿斯利康斥资10亿美元收购了比利时Esobiotec公司，礼来更豪掷70亿美元收购了初创公司Kelonia。它们看中的是这种在体内直接制备CAR-T技术的颠覆性：将复杂的体外生产流程缩减为单个载体的体内注射，在患者体内改造自身T细胞，使其直接生成CAR-T细胞，大幅降低成本和缩短治疗时间。

而早在行业热潮兴起之前，博生吉就已布局In Vivo CAR-T，并已积累了扎实的临床前数据。去年10月，公司自主研发的体内细胞治疗产品LV009注射液已完成首例患者给药，标志着这项颠覆性技术正式进入人体临床试验阶段。用杨林的话说，In Vivo如若成功，将从根本上颠覆整个行业的成本结构——从百万元级别的天价，降至普通患者也能承担的水平。这将是新一代细胞治疗真正的“可及性”跨越。

除此之外，博生吉也在通用型CAR-T方向进行了布局。该技术有望能够治疗自身免疫疾病，如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牛皮癣、银屑病、湿疹等，能够在相当巨大的市场中惠及大量患者。与此同时，博生吉持续推进基于Vδ1T细胞开发的现货型细胞产品，主要针对实体肿瘤——这一领域目前仍是CAR-T技术最难突破的阵地。

“通用型和In Vivo代表着行业未来的两个主要方向。现在我们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必须做优先级取舍，但这两个方向我们会同步储备和推进。”杨林说。

以终为始：历经行业三阶段的科学家创业长跑

回顾这些年来中国细胞治疗领域的发展历程，杨林给出了一个清晰的三阶段框架：第一阶段是2016年之前CIK等不合规疗法的野蛮生长期；第二阶段是2017年以后的合规时期，监管规范相继出台，引导细胞治疗走上药审路径，一批创新药企涌现；第三阶段是从2025年起，中国细胞治疗行业步入全球化布局的新阶段，从“跟跑”走向在某些细分领域的“并跑”甚至“领跑”。

“我们很荣幸经历了这三个阶段。”杨林语气平静，“在野蛮生长的那段时期，我们坚持不做一例CIK收费治疗；在合规监管刚刚起步的时候，我们拿下了全球首个CD7自体CAR-T注册临床批件；在全球化时代，我们有能力走向美国、欧洲，参与全球标准的竞争。”

对杨林来说，科学家创业这件事本身既是优势也是挑战。“科学家创业大比例不被投资人看好，因为光靠技术判断，不靠企业家思维去运作公司是很难成功的。但如果能在十多年里活下来，并且逐步完成企业家思维的转变，那他就有可能比纯商业驱动的创始人拥有更长远的韧性和技术敏感性。”

相比商业上的短期成功，他更相信“以终为始”的长期理念：从临床患者需求出发，反推到研发，再反推到产品设计和商业路径。“如果我们真的能以患者的需求为最终目标，那么我们终将不会被资本和短期的热门红利牵着鼻子走。”

在博生吉的产品线上，PA3-17注射液距离上市仅一步之遥，而In Vivo和通用型产品正在一条稳健的道路上向前推进。这个行业正在经历从“天价的定制化”向“便捷、可及的通用化”跃迁。杨林希望在未来的五年内，博生吉能够完成这一历史性跃迁，让细胞治疗从顶级医院、高端定价的道路走出来，走向每一个需要它的患者。

“我们从来没有把商业化成功当作衡量创业成功的唯一标志。”他说，“能解决更多患者的实际困境，能做出让身边的人感到自豪的药——这些更接近我回国的初衷。只有以终为始，这十五年的长跑才有了真正的意义。”

声明：品牌之声相关资讯来自于被采访对象，非福布斯编辑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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