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始人IP娱乐化，是科技沦丧还是时代悲剧？| 一个符号工作室

作者 | 金鑫YOYO

来源 | 微信公众号@一个符号工作室

追觅科技创始人俞浩最近干了两件大事：一是日发63条微博疯狂刷屏到自己公司的员工都人手多个社交账号疲于奔命，二是公开宣布“中国懂车设计的只有雷军、余承东和他本人”三人。

如果放在二十年前，这种言论大概会被归入精神科诊疗范畴。但在2026年的中国互联网，这只是一个科技公司创始人的“工作日常”。

这不禁让人想问一个深刻的问题：当科技公司的CEO开始比MCN机构的签约网红还拼命出内容，这到底是科技行业的沦丧，还是这个时代的悲剧？

答案可能比问题本身更荒诞——这既不完全是沦丧，也不全是悲剧，而是一套精密得令人窒息的商业逻辑，在倒逼创始人集体“下海卖艺”。

第一，流量成本高企，倒逼创始人无底线博眼球。

在中心化媒体时代，品牌只需要在央视砸几千万广告费，全国人民就都认识你了。但如今信息爆炸、算法当道，每个人的注意力都困在全网密集的信息茧房里。

正经做品牌传播？你的广告预算大概率会被信息茧房吞得骨头都不剩。

所以，才有了追觅这条“用争议穿透信息茧房”的离谱策略：俞浩炮轰小红书、扬言百万亿市值、放话吊打特斯拉，等等。

本质上，和你刷短视频时忍不住点开的那些惊悚标题是一回事。

周鸿祎早就说漏嘴了真话：企业家在短视频时代搞流量不可耻，像雷军、余承东用流量至少为企业省下了几十亿的营销费用。

既然花几十亿才能买到同等曝光，那脸皮又值几个钱？

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当正规渠道的获客成本高到天际，创始人亲自下场“发疯”就成了最理性的选择。

荒唐，但合理。

第二，创始人赚钱太多闲得慌，不搞点事情浑身难受。

这句话只说出了一半的真相。

更完整的表达是：创始人赚了足够的钱之后，开始进入了某种“人生意义焦虑综合症”——他们发自内心地认为自己必须改变世界、推动人类文明进步。

俞浩说追觅的使命是“推动人类生产力提高100倍”，“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百万亿美元的公司生态”。

当一个做扫地机器人的CEO开始跟你谈人类生产力，你就知道“马斯克综合症”如同meme（迷因）一样，已经完成了本土化变异。

他不仅说，他还做——跨界造车、做火箭汽车、进军天文望远镜赛道、成立十几支产业基金，仿佛不把所有行业都做一遍就对不住这个时代。

马斯克已经用亲身实践证明了：一个有钱、有闲、有社交媒体账号、还有存在感焦虑的科技公司创始人，本身就是一台行走的内容生产机器。

区别在于，马斯克是Original，中国的创始人们是带着本土化适配的复刻版。所以，才有了“苏州华强北”、“义乌厂二代”集体发疯搞抽象的状态。

第三，情绪价值已经从品牌营销的加分项，变成了品牌资产的硬通货。

过去我们谈品牌，谈的是功能价值、品质信任、性价比。

但现在呢？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发布的《视听时代企业家IP价值重构白皮书》一语道破天机：在传统广告效果加速衰减的今天，产品内容的可信度和情绪价值，正在取代检索信息的精准度与覆盖面，成为影响消费决策的主要变量。

换句话说，消费者不再为产品参数买单，他们在为情绪买单。

创始人就是那个行走的“情绪生产工具”。

雷军说一句“Are you OK？”能传成全网梗，周鸿祎卖一辆迈巴赫能霸榜一周，而俞浩显然悟透了这个道理——他不仅说狠话、放狂言，还连发多个视频讲述自己“艰辛的村娃少年生活”，精确地戳中这个时代最畅销的情绪品类：苦难叙事+底层逆袭。

品牌本身讲不出这样的故事，只有一群戴着工程帽的研发人员讲不好。

所以CEO必须亲自上阵，把自己的生平压缩成短视频，把自己的梦想制成情绪消费品，供用户免费领取。

第四，社交媒体用户的年轻化，让传播学意义上的“理性人”前提彻底崩塌。

清华大学周庆安教授指出，企业家IP的兴起依托三大驱动力：公众注意力日益稀缺带来的流量红利、社会信任机制的结构性变化，以及AI数字技术的全面赋能。

当互联网原住民成为消费主力，当微博热搜的阅读习惯已经培养出了“不刺激就不看”的信息接收模式，理性的、克制的、专业的品牌传播在被算法支配的社交媒体上几乎永无出头之日。

俞浩要求追觅两万名员工“全员自媒体”，每人每天发布3条短视频，粉丝过万奖励一万元、过十万奖励十万元——这不只是营销策略，这是一场公司内部的“全员注意力战争”。

当一个两万人的公司被指挥官押上了争取注意力的前线，你很难说这是创始人个人作秀还是被逼无奈。

或许两者都有，也或许两者已经无法区分了。

归根结底，创始人IP的娱乐化，不是谁的道德问题，也不是哪个CEO的个人选择，而是一整套看不见的传播学机制和经济学逻辑在悄然运转。

流量贵了，所以只能靠出格；用户年轻了，所以只能靠情绪；算法疯魔了，所以只能跟着疯魔；品牌没人设，所以创始人成了品牌本身。

这或许就是这个时代的底色——

当一个创始人开始在社交媒体上说“贾跃亭是窒息加梦想，追觅是理性加梦想”，你甚至分不清他是在做公关，还是在进行一种后现代的自我解构。

而围观的我们，也不知道该鼓掌还是该叹气。

但有一件事是确定的：当我们开始用“这个CEO很有趣”来评判一家科技公司时，科技本身就已经在被娱乐廉价地收编。

这不是谁的沦丧，这是我们所有人共同参与制造的时代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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