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智库前瞻：特朗普5月访华将带来什么？｜IPP编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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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据中国外交部网站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国特朗普将于5月13日至15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全球局势动荡的背景下，此次中美高层互动可能对地区地缘政治格局、全球经济安全乃至未来国际秩序走向产生重要影响。

特朗普此次访华正值中美关系面临多重挑战的时刻。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不仅牵动美国“美国优先”的资源配置，其负面效应也正通过能源价格、航运安全和全球供应链传导至世界经济。与此同时，中美在贸易和进出口、稀土供应、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的结构性分歧仍未消解。叠加亚太安全形势持续演变，各方对地区秩序、经济安全和大国互动规则的预期更趋复杂。

日前，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多位专家就此次特朗普访华进行前瞻，探讨两国领导人的互动可能对两国各自关注的政策领域产生的影响，并就外界应如何评估此次峰会的成效进行分析。

升级风险笼罩下的“低预期”

乔纳森·A. 钦（Jonathan A. Czin）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迈克尔·H·阿玛科斯特讲席研究员，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员

外界或许不应对即将举行的“习特会”抱有过高期待。当然，自去年11月两国领导人会晤以来，中美关系的确有所稳定，但这种稳定仍然具有一定的脆弱性。

当前，双边关系更多是由于摩擦暂时减少，而非形成了积极议程，也缺乏围绕两国关系中诸多深层分歧的实质性对话。不少中国分析人士预计，美国可能在中期选举之后，或在特朗普2029年卸任之后，重新回到更具竞争性的对华政策轨道。中国似乎正着眼于利用这一过渡窗口期，增强自身相对于美国的战略位置。同样，特朗普政府内部以及美国国会中，也有不少人主张重返持续性的战略竞争路线。

此次峰会的外交安排，可能显示了一些阻碍中美会谈取得实质成果的深层因素。据报道，官僚层面的准备工作相对有限，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进展的可能性。此外，特朗普政府较早且高调地释放出希望今年举行多次元首会晤的信号，反而可能削弱中方作出重大让步的动力。中方可能认为，如果将让步留待稍后提出，可能获得更大价值；同时，中方也可能判断，自称最擅长“交易”的特朗普，会倾向于在中期选举前将任何与中国达成的协议包装为“重大突破”。

此外，未来仍存在一些风险，这可能使此次会晤成为中美关系的阶段性高点，而非推动更多协议的起点。值得关注的是，今年2月美国最高法院裁定部分此前关税措施不合法后，特朗普政府正试图重建其关税体系。北京方面可能认为，如果美国将关税水平恢复至此前状态，将等同于破坏中美贸易战中脆弱的“停火”安排，从而可能引发新一轮升级循环。

中美关系中的“暗流涌动的宁静”（uneasy calm）

瑞安·哈斯（Ryan Hass）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主任

对中美两国领导人而言，2025年的一个重要经验是：双方都有能力给对方造成损害，但这种损害也会招致对自身同样痛苦的反制。因此，去年10月，中美领导人在釜山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期间会晤时，同意达成一项贸易休战安排。

特朗普目前似乎更关注维持这一休战状态，并利用这段时间降低美国在稀土等关键投入品上对中国的依赖。这一重点很可能将主导他此次北京之行。从这个意义上说，此次峰会的意义，更多在于它试图避免什么，例如避免双边关系破裂，而不在于它能够真正达成什么。

当然，特朗普访华仍会产生一些成果。两国领导人很可能会宣布中方采购美国商品，例如波音飞机和农产品。双方也可能宣布建立一个双边“贸易委员会”，用于识别非敏感领域，推动采购承诺和有限的关税调整。

值得关注的领域包括：中国是否会宣布对美重大投资，以及美国在台湾问题上长期以来的政策表述是否可能出现某种变化。

只要访问过程顺利，且特朗普认为自己得到了足够尊重，双边关系中这种稳定态势可能延续下去。相反，如果特朗普离开时觉得自己受到轻视，或认为被轻视，他的态度就可能发生变化。此外，如果北京在他离开北京后立即热情接待俄罗斯总统普京，特朗普也可能对被认为抢了风头感到敏感。

结束疏离状态

苏珊·A. 桑顿（Susan A. Thornton）
耶鲁法学院蔡中增（Paul Tsai China Center）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外交政策项目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对美国而言，特朗普即将访问北京本身，就是此次访问最重要的结果。新冠疫情以来，中美两国政府之间的不信任急剧上升，跨太平洋沟通大幅减少。拜登是中美建交以来首位在任期间未访问中国的美国总统，美国国会议员访华也同样明显减少。

这种疏离状态，恰逢双边紧张关系上升，以及全球权力结构、国际规范和制度发生突然而深刻变化的时期。当前，元首层面的沟通是中美关系中仅有的“护栏”。双方需要这一渠道，避免误判走向冲突。

当然，此次会晤发生在美伊冲突的背景之下，并非理想情形。但美国政策常常让紧急事务挤压重要事务，而特朗普这一次似乎决心不让这种情况发生。特朗普在第二任期第一年就增加了同中国领导人的沟通，这一点值得肯定；中国领导层也展现出灵活性，并愿意保持这一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曾表示，今年可能举行多达四次会晤，若能实现，将创下纪录。此类会晤是防止误判的最重要渠道，应当受到欢迎。毕竟持续性的疏离风险太高。

台湾问题的不确定性

理查德·C. 布什（Richard C. Bush）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亚洲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外交政策项目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习特会”将如何影响台湾问题以及美—台关系，目前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中国观察人士都很清楚，中国的政策决策过程并不完全透明；而从美国方面看，当前也缺乏清晰、正式的政策协调机制。对于观察特朗普政府的人来说，无论是在台湾问题还是其他议题上，外界都很难看到此次峰会前有充分、密集的准备工作。希望美方官员正在同台湾方面进行沟通，但并不清楚实际情况是否如此。

同样难以判断的是，两国领导人将在峰会上以何种方式讨论台湾问题。相关讨论会是在其他官员在场的情况下进行，还是仅由两位领导人和译员进行一对一交流，甚至没有正式记录人员在场？无论采取何种形式，美国高级官员是否有机会在会前向特朗普进行充分简报，提醒其避免在台湾问题上作出过多让步，这仍是一个问题。

台湾问题也可能被其他重要议题挤到次要位置，例如关税、出口管制、俄乌冲突，尤其是美伊冲突。但中方已经释放信号，台湾问题无法被回避。因此，中国可能会要求美方调整其在台湾问题上的政策表述，包括涉及所谓“台湾法律地位”的表述；也可能要求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对台军售施加限制，并让相关限制得到切实执行。

北京方面实际上可以通过同台湾当局在不设前提的情况下展开沟通，来缓和其对台湾当局两岸政策的诸多不满，但过去10年来并未这样做。至于美台关系，作者借用卡特政府官员伯特·兰斯（Bert Lance）的一句话称：

“如果它没有坏，就不要修。”（If it ain't broke, don't fix it）。

中美是时候讨论人工智能问题了

陈凯欣（Kyle Chan）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外交政策项目研究员

美国和中国是全球两个人工智能大国。当前，几乎所有最先进、应用最广泛的人工智能模型，主要都由这两个国家开发。随着人工智能系统能力快速提升，其可能带来的风险也在同步上升。

例如，Anthropic最新模型Mythos引发了外界对人工智能增强网络攻击能力的新担忧；也有研究人员警示，人工智能工具可能帮助技术能力相对有限的行为体开发新型生物武器。与此同时，能够连续数小时自主运行的人工智能智能体不断扩散，也引发了有关系统非预期行动和失控风险的讨论。

然而，至少在官方层面，中美之间几乎没有就人工智能问题展开充分沟通。两国都将人工智能视为关键战略技术，而这一领域的中美关系也呈现出低互信、高竞争的特征。不过，这一情况可能出现变化。有消息显示，中美两国领导人或将在即将于北京举行的峰会上讨论人工智能问题。可以预见的是，中美在人工智能领域几乎必然会继续激烈竞争。但理想情况下，两国也可以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迈出合作步伐。

特朗普和中国可以从建立人工智能风险官方沟通渠道开始，推动制定非约束性的安全准则，并就人工智能误用或安全事件有限共享信息。两国都会对任何可能束缚自身发展的安排保持谨慎。但重启中美人工智能官方对话，是应对这一日益高风险议题的关键第一步。

美国人工智能政策的盲点

马颖毅（Yingyi Ma）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外交政策项目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人工智能领域的“冷战”正在拉开序幕。本周，白宫指责中国对美国人工智能模型进行“产业规模”的窃取；与此同时，据报道，北京方面也采取行动，阻止Meta收购Manus——这是一家由中国团队创立、目前总部位于新加坡的人工智能初创企业。

但更深层的竞争并非谁抄袭了谁的模式，而在于谁能掌握打造下一代前沿人工智能的人才。从这个维度看，特朗普此次峰会恐怕难以提供太多解决方案。

DeepSeek和Manus并不是由从美国机构“挖走”或“窃取”的人才打造出来的。它们的创始人和核心团队，完全是在中国本土培养起来的。北京方面阻止Manus被收购这一举动颇具启示意义，因为它显示出中国最看重的，是把前沿人工智能人才留在国内。相比之下，白宫仍将重点放在模型“蒸馏”和芯片管制上——这些固然是竞争的表现，却并非竞争的根本。

从美国角度看，衡量此次峰会成效的关键，应在于它能否促使美国认真反思自身的人才危机：为什么美国本土培养的技术人才不足，为什么美国人工智能人才链条如此依赖移民，以及为什么这一人才供给链正在趋于收缩。

特朗普在芬太尼问题上已失去筹码

万达·费尔巴布-布朗（Vanda Felbab-Brown）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高级研究员，任非国家武装行为体倡议主任、非洲安全倡议联合主任

芬太尼及合成阿片类药物前体仍是美中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特朗普政府已经削弱了自身的谈判筹码。到2025年10月，中国承受住了特朗普2025年初加征的关税，同时以反制性关税、关键矿产出口管制以及抵制大豆等敏感进口商品作为回应。随后几轮外交接触中，中国给予特朗普政府的成果，实际上与其在2024年底已经给予拜登政府的成果相同——即将硝氮烯类药物以及数种芬太尼前体列管。

美中禁毒工作组仍在运转，但美国官员告诉我，双方合作的力度已不如2024年底那样强劲。在2026年3月举行的第69届联合国麻醉品委员会会议上，美中双方的交锋颇为激烈：美国代表团抱怨中国在阻止芬太尼前体流出方面做得不够，而中国则指责华盛顿“单边霸凌”。

事实上，特朗普政府任由拜登时期建立的““全球应对合成麻醉品威胁联盟”（Global Coalition to Address Syntheic Drug Threats）逐渐失去活力，从而使自己失去了那种曾经能够促使中国作出回应的多边禁毒压力。此外，特朗普政府偏爱的外交工具——关税——也因美国最高法院2026年2月作出不支持其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裁决而受到重创。美国新法案《阻止中国芬太尼法》（H.R.747）试图在中国不配合打击合成毒品流动的情况下，对中国官员及其他相关行为体实施签证禁令和其他制裁，但该法案目前仍停滞在参议院。

2026年3月，在将墨西哥贩毒集团指定为外国恐怖组织之后，美国开始以“为恐怖主义提供实质性支持”的罪名起诉中国前体化学品走私者。此举令中国不满，但只是一个较小的刺激因素。对中国而言，更大的刺激将是美国政府在9月发布所谓“2025财年主要毒品转运国或主要非法药物生产国的总统决议备忘录”时，将中国列入主要非法毒品供应国名单。

石油、煤炭与能源政治

斯科特·M. 摩尔（Scott M. Moore）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外交政策项目非常驻高级研究员

伊朗冲突的气候与能源影响，将从两个方面影响即将举行的“习特会”。一方面，能源市场受到扰动，已经显著推高了中国能源进口成本，并且几乎必然会导致煤炭消费增加。峰会开始时美伊冲突若仍在持续，中国将会希望尽可能降低这类外部冲击对中国能源安全的影响。

另一方面，这场冲突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中国能源安全策略的合理性。中国长期采取“多元并举” （all-of-the-above”）的能源战略，同时发展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并推动能源系统电气化，使来自不同来源的电力能够实现更优化的整合，并越来越多地实现储存。中国长期增加陆路而非海上油气供应的投资，尤其是来自俄罗斯等方向的供应，在当前形势下也显示出其战略意义。因此，到目前为止，相比于没有这些布局的情形，中国受到能源供应中断和价格波动冲击的程度相对较低。

从美方角度看，衡量此次峰会成效的一个标准，是中国是否同意增加购买美国能源，而不是继续扩大从伊朗、俄罗斯以及其他美国视为对手国家的能源采购。

有原则的强硬与战略克制

迈克尔·E. 奥汉伦（Michael E. O’Hanlon）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主管，斯特罗布·塔尔博特安全、战略与技术中心主任，非洲安全倡议联合主任

特朗普政府针对中国的战略，在其《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以及向国会提交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年度报告》（The Military Pow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中都有详细阐述。这一战略是稳妥的，应当指导特朗普对华政策。

特朗普应保持整体积极的基调，同时在关键问题上明确、坚决地提出分歧。同时，特朗普应避免使用近年来美国官员对中国有时使用的一些“敏感词”。不应称中国为“邪恶轴心”成员，也不应称其为敌人甚至对手。这类用词要么过于强烈，要么过于煽动，或过于笼统，不利于建设性和公平的交流。批评是可以且必要的，但夸张言辞和人身攻击式表述则不明智。

这种做法——在具体问题上存在强烈分歧，但在私人关系以及整体双边关系中保持相互尊重甚至一定程度的友好——最大限度地提高了建设性接触的可能性，同时最大限度地降低了战争风险。我认为，对于评估本次峰会以及现代美中关系中的大多数其他峰会的成果而言，最后一个目标才是最重要的。

*内容于5月4日发布于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官网，原标题为“Commentary What will happen when Trump meets Xi? Brookings experts weigh in”。中文标题为编者所加，内容有所删减。所有编译的观点仅代表原作者，不代表本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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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版 | 周浩锴

校对 | 刘 深

终审 | 刘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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