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军抓住八路军的一个孕妇，做下丧尽天良的事情

1945年晚年的某个夜里，在日本一个偏僻住处里，已经五十多岁的绘鸠毅摊开纸，写下这样一句话：“我们的暴行丧尽天良，我们的罪永远不可原谅。”落笔停顿很久，他在纸上添了几个字——“山东海阳，一个孕妇”。

他笔下指向的，正是1945年夏天发生在山东省海阳县的一起罪行。时间已经过去多年，但那年雨天山洼里的尖叫声，对参与者而言并没有真正消失，只是被压在记忆最深处。要看懂这句忏悔背后的分量，就得从那年6月，日军第59师团在海阳的“扫荡”说起。

一、根据地边上的“堡垒村”，迎来1945年的血雨

1945年6月，山东胶东一带的天气已经闷热，海阳附近的山谷里却愈发紧张。对当地人来说，这是抗战的第8个年头，也是最难熬的一段时期：日本战败已成大势，但山东根据地上的村庄，却没有半点“快解放了”的轻松。

索格庄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这个村子被八路军称作“堡垒村”，不仅地形易守难攻，更关键的是村民普遍支持抗日，有民兵，有交通员，夜里常常是根据地武装的落脚点。对日军来说，这种村庄就像钉在据点周围的一颗钉子，拔不掉，就寝食难安。

1945年上半年，侵华日军在各战场节节后退，但在山东，他们仍不断组织所谓“治安强化”“清乡作战”。海阳方向，“秀岭二号作战计划”就是其中之一。名义上是清剿“土匪”和“抗日武装”，实质上就是对根据地军民的集中报复和破坏。

第59师团中的部队受命扫荡索格庄。一支小分队在分队长绘鸠毅的带领下，从据点出发，沿着山路悄然逼近。村里许多青壮早有警觉，能转移的已经转移，一些家属却留在村中。那位怀着身孕的妇女，就是其中之一，她的丈夫是八路军民兵，长期在外活动。

扫荡开始时，枪声、喊叫声混在一起，村道上尘土飞扬。很快，日军冲进院落，逐户搜查。民兵的妻子被拖出堂屋时，还捂着肚子，下意识护着孩子。她被认定为“八路军家属”，当场被押住，带走，送到了日军设在村外的一个大队部营房。

从被抓那一刻起，这名孕妇的命运就已经被推向了一个极端可怕的方向，只是她自己还不知道。

二、营房里的三天三夜，被侮辱，被拷打

那间临时营房，平时是日军的驻扎地，这几天成了审讯室。孕妇被绑在屋里，旁边堆着粗糙的棍棒、绳子，还有日军随身携带的军刀。她被关押了三天，期间不断有人进出，轮番审问。

日军最关心的，是她丈夫在哪，八路军在哪里集合，谁在村里负责联络。他们不相信她“什么都不知道”的回答，上来就是一顿毒打。拳头、皮鞭、军靴，往往先招呼肚子以下的部位，再往身上和脸上招呼。

有意思的是，在他们眼里，这种对一个孕妇的粗暴虐待并不是什么“过分的事情”。在当时日军的所谓治安战中，妇女、老人、儿童都被视作“可疑分子”，只要与八路军有一点点牵连，就容易被当作泄愤对象。

营房里有个细节很扎眼：有人提议把她的头发剃光。理由很简单——“好玩”。于是，她被按在板凳上，哆嗦着捂着肚子，一撮一撮乌黑的头发落在地上。对她来说，这不仅仅是羞辱，更是一种预兆——有些村民被剃光头之后，就再也没回来过。

三天时间，她几乎没有睡过一个整觉。挨打时，她咬牙忍，间隙里，她只反复说一句：“我真不知道，他出去就不回家。”既是事实，也是求生的本能。然而，这种反复辩解，在日军眼里只等于“嘴硬”。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阶段日军并没有打算当场处置她。日军中队长上山中尉看着这个被折磨得面目全非的孕妇，心里盘算的并不是如何依法审判，而是想着怎么“利用最后一次”。不久之后，他就下达了那个后来被写进忏悔书的命令。

三、“放你回家”的谎言，把人骗上雨天山路

到了第3天下午，天色阴沉下来，远处传来闷雷声，雨点开始砸在营房的屋顶上。就在这时，上山中尉把分队长绘鸠毅叫到了外面。

“这个女人不能就这么放了。”上山语气冷冷的，“带几个新兵，把她拉出去，给他们做刺刀练习。”

这句话决定了孕妇和腹中孩子的生死，也决定了日后绘鸠毅写下那句“丧尽天良”的缘由。需要说明的是，战事进入1945年，日军兵源吃紧，新兵训练往往采取极端残忍的方式，以麻痹他们对杀人的恐惧。具体规定文书上未必写得这样露骨，但“拿活人练刺刀”这样的做法，在侵华战场上并非孤例。

绘鸠毅领命后回到营房，换了一副面孔。他让人把孕妇从角落里拉起来，拍了拍她的肩膀，装出一种“和气”的样子，对她说了一句：“不打你了，送你回家。”

这话一出口，孕妇愣了一下，似乎还没反应过来。过了几秒，她噗通跪在地上，一边流泪一边磕头：“谢谢官长，谢天谢地。”她的头刚被剃光，额头撞在潮湿的土地上，很快磕出血痕，泥水和血混在一起，看上去格外凄惨。

这个场景，是后来绘鸠毅在忏悔书中反复提到的。他承认，当时心里清楚这句“送你回家”完全是欺骗，但嘴上仍然说了出来。这种明知是骗，却要骗到最后一刻的做法，说白了就是要把一切“顺利做完”，不容对方有任何心理准备。

雨越下越大，营房外的土地变得湿滑。绘鸠毅挑了4个新兵，其中包括名叫桂山、伊东的年轻士兵，带上刺刀和步枪，押着孕妇出了营房。她双手被反绑，脚下打滑，鞋子早已破旧，沾满泥水，一步三晃，仍以为自己真的可以回家。

走出营地不远，山路渐渐陡起来，植被愈发茂密。中途经过一片庄稼地，远远有个中国农民在田里干活。孕妇突然抬头，想喊一句“救命”，话刚到嘴边，身后一个日本兵抬脚就踹在她腰上，她重心不稳，一下子跪倒在地，疼得冷汗直冒。

农民远远看了一眼，迅速低头装作没看见。那个年代，在日军刺刀下，太多人只能当作“什么都不知道”。这不是冷血，而是求活。

绘鸠毅嫌她走得慢，又用枪托在她背上砸了一下，催促她快点。孕妇稍微转头看了看他，眼神里既有惧怕，又带着一点点侥幸。她还记得对方刚才说过“放你回家”，不敢相信这是要去杀人的路。

队伍就这样在雨里往前挪，目标是海阳附近的420高地一带。那里地势起伏，有一处洼地，便于遮蔽视线，也便于“做完一件事后不被人发现”。

四、洼地前的停步，最后的哀求

走到离420高地不远的一片洼地上缘时，雨已经把路冲得满是泥浆。此时，孕妇的体力几乎耗尽，脚步虚浮，多次差点栽倒。看着前方越来越低凹的地形，她有了一丝不祥的预感，脚步就那么停住了。

她不再往前挪，而是突然回过头来，用力捂住自己的肚子，声音发颤地问了一句：“官长，我真的能回去吗？”

这个问题其实她心里也有答案，只是人到绝境，总习惯再试一试。绘鸠毅没有当场回答，只是冷冷地看了她一眼，用刺刀指了指前方的洼地，意思就是——往前走。

孕妇双腿一软，整个人跪在泥水里。她开始不停磕头，声音越来越大，语速越来越快：“求求你，让我把孩子生下来，再怎么处置都行，现在肚子里还有一个呢，再两个月就要生了。”

她说得很具体，说“再两个月”，说“生下来再死都行”。这些细节，后来也被绘鸠毅写进了忏悔书。他在文中承认，当时他听得懂这些话的意思，但还是选择了把心一横。

跪在地上的孕妇一面说，一面挣扎着往前爬，突然抱住了绘鸠毅的左腿，把脸贴在他泥水淌着的军靴上，颤抖着继续求：“求求你，放我一条生路，至少让孩子活下来。”

雨声、喘息声、泥水拍打声纠缠在一起，场面变得极为压抑。几个新兵站在一旁，有点不知所措，有人视线躲闪，也有人装作若无其事地摆弄刺刀。对这些刚到前线不久的年轻人来说，这是他们第一次面对一个已经毫无反抗能力的“活人目标”。

有意思的是，这一刻，哪怕在加害者当中，也出现了一瞬间的犹豫。绘鸠毅在回忆中承认，他当时心里“有点发麻”，但这种犹豫并没有持续太久。上级的命令、队伍的氛围、已经走到这里的“进度”，都在推动他做出下一步动作。

五、“刺刀练习”的罪行，被雨水掩埋的母子

短暂的沉默过后，绘鸠毅突然抬声呵斥新兵：“还愣着干什么，动手！”他的语气刻意放硬，好像这样就能压住那一点点不安。他一边说，一边猛地甩开被孕妇抱住的左腿，又朝她腰部踢了一脚。

孕妇被踢得翻倒在地，右手本能地护住肚子，左手撑在泥里，嘴里还在断断续续喊“不要杀我，不要动孩子”。然而，这种哀求在当天的雨地里，终究变成了背景噪音。

绘鸠毅端起刺刀，忽然对身边的新兵说：“我的刺刀已经杀了21个人，今天要杀第22个。”这句话带有一种病态的炫耀意味，既是威慑新兵，也是给自己“壮胆”。

说完，他一刀刺向孕妇的脸部。刺刀划破皮肉，血和雨混在一起，从她的面颊流下。她本能地用手去挡，抓住了刀身，血顺着指缝往下滴，整只手抖得厉害。

这种抓住刀身的动作，使刺刀暂时停住了。绘鸠毅用力一拧，抽出刀来，随即又补了一刀，直刺向她的腹部。这一刀，是整件事情中最残忍的一瞬，也是后来被他自己认定为“永远无法原谅”的关键动作。

就在腹部被刺的同时，几名新兵也举起刺刀，对着她的胸口、上身刺了过去。有人刺得很重，有人明显用力不足，但总归是刺下去了。作为“训练”的对象，这个即将临盆的母亲在短短几十秒内，承受了多次致命伤。

雨越下越大，泥地里出现了小股浑浊的水流，把鲜血冲开，扩散成一片深色痕迹。孕妇的声音慢慢断了，只剩下气息，随后连气息也没有了。腹中的孩子，还差两个月才到预产期，就这样连同母亲一起被埋在洼地旁的泥土里。

不得不说，这类行为早已突破了任何战争中的基本人道底线。再怎么强调“军事命令”“战场需要”，也无法掩盖其本质，就是拿最没有抵抗力的人当作“靶子”，当作练手工具。

刺杀结束后，绘鸠毅带着新兵匆匆从洼地离开。没有举行任何所谓“处置仪式”，也没有记录在案，只是简单填埋了尸体。对他们来说，仿佛只是执行了一个“训练任务”。

而在整个胶东根据地，这样的悲剧，并不是孤立的存在。抗战后期，在“杀光、烧光、抢光”等三光政策的残余影响下，妇女、儿童遭遇暴行的情况在多个地方出现，这位孕妇，只是无数受害者中的一个具体面孔。

六、投降、苦役与“西伯利亚之路”

母子被杀后的4个月，战场形势出现了决定性变化。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驻扎在东北及华北部分地区的日军根据安排陆续解除武装。第59师团也难逃这一命运，不久后向苏军缴械。

这一师团的许多官兵，被苏军押往西伯利亚，开始长时间的苦役生活。气候严寒、劳动强度巨大、食物匮乏，原本身体就被战争消耗得七零八落的士兵，很难在那种环境下撑太久。据统计，这些被押往西伯利亚的日军中，有很大比例死在途中或劳役营。

绘鸠毅算是“命大”的一批。他挺过了最初几年，在西伯利亚扛过了伐木、修路等重体力劳动，保住了性命。到1950年前后，他被转交给中国，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关押和审查。

抚顺战犯管理所，是新中国成立后专门对在华被俘日本战犯进行监管和思想教育的场所。那里并不是简单的报复场，而是在法理框架下，通过长期学习和审讯，让这些曾经的侵略者正视自己在中国土地上所犯下的罪行。

对许多战犯来说，被押到抚顺，是他们第一次比较系统地接触到侵华战争的全貌，第一次集中面对受害者的证言与史料。也正因为这样，一些人开始逐渐回想起自己曾经刻意压下去的“某些场景”。

绘鸠毅在这一阶段，不得不一次次回忆1945年在山东的行动。他清楚自己参与了扫荡、参与了杀戮，但要精确到“哪一天对谁做了什么”，当初刻意“匆匆处理、赶紧忘掉”的本能，就成了新的压力。雨天洼地里那位孕妇跪地求饶、抱住他腿不放的画面，重新浮到意识上面来。

日常管理和审查的持续，逼着他重新排列那段经历。这种重新回忆，对旁人而言只是“调查需要”，对他本人来说，却像是一场漫长的内心拷问。

七、1956年获释后的纸与笔，迟来的承认

1956年，中国根据政策，对经过改造、态度较明确、罪行经过查清的部分日本战犯作出处理，陆续予以释放。绘鸠毅也包含在其中，被允许返回日本。

回国之后，他并没有被当作“英雄”，而是一个带着历史污点、身心俱疲的前军人。家庭重建、生活重来，对一个过了不惑之年的男子来说并不轻松。而在这种表面平静下，那些在抚顺反复被提及的细节，始终跟着他。

也就在这种背景下，他动笔写下了忏悔材料。不同于战时的报告书，这些忏悔文字是写给中方、也是写给后人的，内容里有清单式的事实，也有某种迟来的自责。在有关山东海阳的那一段，他详细交代了“带孕妇出营”“欺骗说送她回家”“在420高地附近洼地用刺刀杀害”等关键环节。

在描述那一刀刺向腹部时，他写下“丧尽天良”四字，承认那一刻已经完全超越任何战争行为，纯粹是暴行，是罪恶。他也明确提到，孕妇当时说了“孩子还有两个月就要出生”的话，而他仍然选择执行命令。

从字面看，他把罪责落在“我们”的头上，说“我们的暴行不可原谅”。这里面既包括他个人，也包括参与刺杀的新兵，更包括当时下达命令的上山中尉以及第59师团这套运转机器。无论如何分摊，“对一个孕妇施以刺刀训练”这一点，是任何人都推不干净的。

值得一提的是，抚顺战犯管理所的改造工作，并不是为了让这些人“被原谅”，而是要通过明确事实、留下记录，让下一代有据可查。绘鸠毅的忏悔书，就是这样一份资料。它既不会抹去海阳那片洼地里发生过的血腥，也不会替那名孕妇讨回什么个人意义上的“公道”，但它至少把这件事，牢牢钉在了纸上。

从结果看，日军末期在山东采取的这些残酷手段，并没有改变战局的结局。第59师团一样投降，许多军官士兵一样死在异国他乡的寒冷土地上。唯一被永久留下的，是他们在中国土地上留下的一串串血痕，而索格庄那位民兵妻子的遭遇，是这串血痕里格外刺眼的一段。

试想一下，同一时间，山东根据地的民兵、八路军战士，在山沟里继续坚持活动，保卫根据地交通线，支持周边群众。民兵的妻子则在背后承担风险与压力，有人转移，有人被捕，有人被迫面对敌人的残暴。这种“前方战斗、后方被难”的局面，构成了那个年代普通人最沉重的命运。

那位孕妇的名字，档案里没有留下，她的年龄、家庭细节也已不可考。能被记住的，只有几个片段：索格庄的“堡垒村”身份，被抓后的剃头拷打，雨天泥地里的磕头、哀求，以及420高地旁那一道深及腹部的刺刀。

多年以后，当绘鸠毅在纸页上再次写下“山东海阳，一个孕妇”时，那年6月的雨声，大概又在他耳边响了一遍。对他个人而言，这些文字是忏悔；对后来研究抗战史的人来说，它们是侵华日军暴行在山东根据地的一个具体注脚，也让人看到，在战争的末尾，所谓“刺刀训练”背后究竟踩碎了怎样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