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价飙升刺痛德国神经！经济放缓通胀反弹，能源转型路在何方？

2月底美以伊战事爆发以来，全球能源价格飙升，波及欧洲。在此情况下，德国正陷入经济增长放缓、通货膨胀反弹的困境，也引发了人们对从化石燃料到可再生能源转型的再思考。

20世纪70年代曾爆发过两次石油危机。一是1973年的第一次石油危机，二是1979-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这两次危机均重创西方国家经济。至今西方经济学家提及这两次危机及其后果时，依然有谈虎色变的感觉。

1973年爆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起因如下: 在第四次以色列-阿拉伯战争（“赎罪日战争”）期间，阿拉伯国家1973年10月17日决定减少或完全停止向西方工业国输出石油，以敦促这些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改变其对以色列的庇护态度。同时石油输出国组织（简称“欧佩克”，OPEC）大幅提高油价。这次石油危机清楚地表明，西方国家对化石能源，特别是化石燃料，依赖严重。

在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执政的是社民党和自民党组成的联合政府，联邦总理是社民党人维利•勃兰特（Willy Brandt）。作为对危机的直接反应，联邦议院通过《能源安全法》。根据该法，联邦总理和经济部长1973年11月20日颁布命令，禁止在1973年11月-12月的四个星期日驾驶机动车，并在六个月内限制机动车的行驶速度。

据称，推行这些措施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节约石油，而且也是为了让人们意识到形势的严重性。

1974年，联邦德国不得不为其石油进口比前一年多支付约170亿马克。这加剧了经济危机, 并导致短时工作、失业、社会支出和公司破产显著增加。当时德国政府实行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造成通胀攀升与经济低速增长交织并存的状况。

1979-1980年爆发了第二次石油危机。石油价格下降之后，在1979-1980年的第二次石油危机期间，又出现了短暂上涨。这次是由伊朗的伊斯兰革命（1979年）以及两个相邻产油国伊拉克和伊朗之间爆发的第一次海湾战争（1980年）所带来的生产短缺和不确定性引发的。当时的油价最高涨到约每桶38美元。20世纪80年代末，油价再次下跌到每桶20美元以下。

如同第一次石油危机，这次石油危机同样给西方工业国带来严重后果。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的通胀率远高于现在，1980年3月甚至达到14.8%的峰值。时任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 Volcker） 采用“休克疗法”, 不惜大幅提高联邦基金利率: 1979年的平均值为11.2%，1981年6月达到20%的峰值；最优惠利率1981年也上调至21.5%。

虽然沃尔克成功地治愈了顽固的高通胀，但同时也使美国经济在1980-1982年陷入衰退，其间美国失业率升至10%以上。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经济同样再次陷入低谷。通胀率飙升, 1981年为6.3%（在第一次石油危机期间, 1973年为7.1%, 1974年为6.9%, 6.3%是上世纪70年代至2021年期间第三最高值）。同时失业率急剧攀升。根据汉堡商会的数据，1980年，汉堡有23084名登记失业者，而1985年的相应数字几乎是四倍，达到89162人。失业率从3.4%飙升至12.3%。第二次石油危机带来的严重后果由此可见一斑。

总之，20世纪70年代爆发的两次石油危机，导致国际油价暴涨，西方发达国家生产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陷入严重经济滞胀，不仅重创当时这些国家的经济，同时也因其产生的深远影响，成为现代经济史中关于能源安全与滞胀现象的经典教训。

20世纪70年代两次石油危机爆发以来，约半个世纪过去了。尽管全球可再生能源（如太阳能、风能）投资正在大幅增加，但世界经济迄今为止仍未从根本上摆脱对石油、煤炭、天然气等化石燃料的依赖。

而始于2月28日的美以伊战事同样对全球能源供应造成严重影响，特别是石油和天然气领域，并导致全球性的能源供应短缺和价格上涨, 从而也再次为对化石燃料过度依赖造成严重后果提供了鲜明一例。

虽然欧洲最大经济体德国如今对海湾地区化石能源的依赖程度较低，但仍承受了相当大的压力。

4月初，德国主要经济研究所发布了春季联合经济预测报告。鉴于伊朗战争的影响，这些机构已将其2026年的经济预测下调超过一半：今年德国经济增长率仅为0.6%，而此前预期则为1.3%。德国经济部长卡特琳娜•赖歇（Katherina_Reiche）4月底也大幅下调德国经济的增长预期。今年1月，德国政府曾预计增长率为1.0%，而现今则下调至0.5%。

而就通胀率而言，联邦统计局4月中旬公布的数据显示，德国3月通胀率同比已反弹至2.7%，高于2月的1.9%，且主要是能源价格上涨7.2%所致。为此，联邦统计局局长露丝•布兰德（Ruth Brand）明确表示:“能源产品价格的显著攀升正推高通胀。特别是自伊朗战争爆发以来，燃料和取暖油的价格对消费者而言已大幅上涨。”

这就表明，由于美以伊战争导致能源价格飙升，德国现正陷入经济放缓、通胀反弹的困境，从而也引发了人们对能源转型的再思考。

4月中旬，在德国首都柏林举行了第17届彼得斯堡气候对话部长级会议，旨在为将于2026年11月在土耳其安塔利亚举行第3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大会（COP31）做准备。开幕当天，德国媒体就评论道：“气候政策正面临危机。出人意料的是，伊朗战争和不断上涨的能源价格或许能为气候政策注入新的动力。在今天开幕的彼得斯堡气候对话会上，各方将致力于建立新的合作联盟。”

而就在这次气候对话会召开前夕，德国社民党籍环境部长卡斯滕•施耐德（Carsten Schneider）就已表示:“为了让下一次化石能源危机的冲击减轻，气候政策能够提供解决方案。”他指出，可再生能源、电动汽车和热泵早已提供了有效的应对措施。在他看来，当前这场化石能源危机将起到催化剂的作用。

在气候对话会上致开幕辞时，施耐德则表示:“我们正经历着给人类造成巨大苦难的战争。而且在短时间内，我们第二次目睹了化石能源市场的剧烈波动。石油、天然气、煤炭等化石能源的价格大幅上涨。一些国家已对化石燃料实施配给。部分企业已削减产量。”他还称：“显而易见：这场危机是化石能源的危机。化石能源无法提供人们、企业、国民经济和全球供应链迫切需要的供应保障。如今，任何依赖石油和天然气进口的国家，都面临着难以估量的风险。”

虽然石油能源危机确实能带来巨大的改革推动力，促使各国加速能源政策大转型，将目光从进口化石燃料转向可再生能源，但实事求是地说，石油时代还远未结束。据报道，按照欧佩克等机构的观点，预计到2050年，石油仍将在全球能源结构中占据重要位置，当然这种观点也遭到国际能源署（IEA）的驳斥。

但无论如何，美以伊战争还是给全球再次敲响能源转型警钟，并激发了公众的转型意识。毕竟能源转型不仅仅是重大的国家战略，它更体现在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上。通过日常节能和生活方式的微小改变，普通人同样也能为气候保护做出贡献。而在欧美市场上，眼下颇受人们关注的则是，对电动汽车的需求正在飙升。

1月，德国“黑红联盟”政府重启电动汽车购置补贴，对新购入电动汽车的家庭提供最高可达6000欧元的补贴，旨在推动德国国内电动汽车产业发展。

虽然专家们对当下需求激增是否具有可持续性仍存争议，但观察人士普遍认为，当前的能源危机加速了转型进程。而这一进程早在伊朗战争爆发前就已经开始。这场危机结束后，需求增长能否持续，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汽油价格、汽车价格以及充电基础设施的未来发展态势。

清洁能源革命正由市场力量所驱动，化石燃料终将寿终正寝。全球能源转型已成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大势所趋，势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