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人/胜兴 整理/墙角梅花
声明:为阅读方便,本文用第一人称写故事。
我叫胜兴,出生在一个小山村,说起来我爹给我起的这个名字,还有一些来历。
我娘说,那年我生下来的时候,瘦得跟只小猫似的,哭都不会哭,接生婆拍了三下,才哭了一声。
我爹蹲在门槛上抽旱烟,一根接一根,眉头皱成了一个“川”字,那年家里穷得叮当响,连块裹孩子的布,都找不出一块囫囵的,是我娘把自己的一件破棉袄拆了,用里头的碎布头拼了个襁褓。
我爹在院子里面坐了半宿,说我给孩子起个名儿:叫胜兴,战胜困难,兴旺发达。
后来刘大伯知道了,说我这个名字取得不好,还不如叫“石头”。(在那些年的农村,许多男孩子都叫作“石头”。)
可我爹嫌石头太土,最后还是叫了胜兴。
刘大伯摇摇头,也没再说什么,只是摸着我的脑袋说,胜兴就胜兴吧!
那天晚上,我爹和刘大伯在院子里面聊天到半夜。
后来我听我娘说,刘大伯那晚走的时候,把自己兜里仅有的两块钱塞给了我爹。
我爹不要,刘大伯瞪着眼说:“拿着,给慧珍买点红糖和鸡蛋。”
那两块钱,刘大伯攒了大半年,他一个人过日子,挣一个子儿,恨不得掰成两半花,可那回他硬是把兜里所有的钱都掏了出来,一分都没留。
这些事儿,我娘跟我说过很多回了,可我每回听着,还是鼻子发酸。
刘大伯不是我们村的人,他老家在刘家屯,离我们这儿十五里地,他在我们村住了三年,因为他在我们村的砖瓦上干活,就住在砖厂旁边那间破土屋里。
刘大伯白天在砖厂搬砖,晚上就着油灯看书,谁也不知道他看的是什么书,他的话不多,见谁都是乐乐呵呵的,可谁家有个难处,他第一个出手相帮。
村里人都说刘大伯是个好人,就是没有一个家,媳妇跟人跑了,也没个孩子,孤零零一个人,走到哪儿算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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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爹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一辈子在地里忙碌,话不多,干活不惜力。
那年,我的奶奶腿脚不好,下不了炕,吃喝拉撒都在屋里。
我娘每天伺候奶奶吃饭穿衣,从来没有一句怨言。
我们家日子过得紧巴,几亩薄地,打下来的粮食交了公粮,剩下的勉强够吃。
自从我初中毕业后,就跟着我爹种庄稼,可是种了几年庄稼后,我觉得那几亩地,再怎么种,也发不了家。
有一次,我去赶集,看到有一个卖豆腐的生意很好,于是,我想来想去,就跟我娘商量:“娘,我想做豆腐,卖豆腐。”
我娘说:做豆腐得有手艺。
我说我学。
做豆腐这手艺不复杂,可讲究个火候:豆子磨得粗了不行;细了也不行;豆浆煮过了不行,火候不到也不行。
点卤更是个技术活:卤水点多了苦,点少了不成块。
我拜隔壁村的陈老汉为师,学了三个月,总算是摸着了一点门道。
陈老汉快七十了,做了一辈子豆腐,他跟我说,做豆腐就是做人,豆子是好的,做出来的豆腐就是好的,掺不了假;卤水点豆腐,差一点,就差出十万八千里。
我这人笨,学东西慢,可架不住肯下功夫。
那三个月,我住在隔壁村:半夜起来磨豆子,晚上摆弄到半夜,手上磨得全是泡,后来又变成了茧子。
我娘心疼我,说:“胜兴,咱要不别学了,我看种地也行。”
我不吭声,第二天照样起来磨豆子。
我爹倒是支持我,他说年轻人在家种地没出息,学个手艺是正经。
我爹把家里唯 一那头猪卖了,把钱交到我手上,说:“这是你的本钱,好好干。”(那头猪本来是打算养到过年杀的,卖了猪,过年就没肉吃了。)
我爹说:“吃肉不着急,先把日子过起来再说。”
手艺学成之后,我娘出去借了一些钱,买了石磨、大锅、豆腐屉子、木桶,又进了三百斤黄豆。
万事开头难,头几回做的豆腐,不是老了就是嫩了,要不就是酸了,一屉一屉地往外扔,心疼得我晚上睡不着觉。
我娘把那些做坏了的豆腐切成块,用盐腌上,说不能糟蹋粮食。
咸豆腐块不好吃,可总比没有强,我们一家子吃了整整一个月的咸豆腐,吃到后来,我一看见豆腐就想吐。
功夫不负有心人,慢慢地,我做的豆腐越来越好了,村里人吃了都说好,嫩而不碎,香而不腻。
方圆十里八村,我的豆腐算是有了点名声。
每逢二五八,我去刘家屯赶集,一挑子豆腐不到中午,就卖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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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年冬天,我又添了一副挑子,一担能挑几十斤豆腐。
生意渐渐好了,一个月能挣个几十块钱,虽然不多,可比种地强多了。
一九八六年,腊月初八,前一天,我就泡好了豆子,三十斤黄豆,在两口大缸里泡着,豆子吸饱了水,胀得鼓鼓的。
半夜两点,我起来磨豆子,磨盘架在院子里的磨架上,我推着磨棍一圈一圈地转,左手拿勺子往磨眼里添豆子。
石磨沉得很,推起来费劲,可我已经习惯了,不觉得有多累。
天冷得厉害,呵出的气都成了白雾。
磨了半个小时,额头上就冒了汗。
磨盘“吱呀吱呀”的声音在夜里传得很远,远处谁家的狗叫了两声,又安静了。
豆子磨好,我娘也起来了,她把豆浆倒进大锅里,灶膛里架上劈柴,开始煮豆浆。
火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得看着火候。
我站在灶台边,盯着锅里的豆浆,手里拿着长柄勺,不断地搅。
豆浆“咕嘟咕嘟”地翻滚着,满屋子都是热腾腾的白汽,豆香味浓得直往鼻子里钻。
豆浆煮好,我把它舀到缸里,凉一会儿,等温度降下来,就开始点卤。
点卤是个巧活,我拿着一瓢卤水,慢慢地往缸里倒,一边倒,一边用勺子轻轻地搅。
豆浆慢慢变了样,开始凝成絮状的豆花,再等一会儿,豆花聚成了大块,跟缸里的水,清清楚楚地分开了。
我把豆花舀到豆腐屉子里,屉子底下铺着纱布,豆花倒进去,把纱布包好,盖上盖子,压上一块大石头。
水顺着屉子底下的缝流出来,“滴滴答答”地响。
等了一个多钟头,豆腐压好了。
我掀开纱布,一屉豆腐冒着热气。
我用刀把豆腐切成方块,一块一斤,整整齐齐地码在挑子里的木板上,上面盖上湿布,怕风吹干了。
天还没亮,我喝了一碗豆浆,啃了一个馒头,准备出门。
我娘给我装了一壶热水,把两个馒头包在布里,塞进挑子里的空隙里。
我的那件老棉袄,外面又套了一件单衣,还是觉得冷。(棉袄太旧了,棉花都板结了,不暖和,可我没有更好的衣裳了。)
“娘,我走了。”我挑着挑子在门口站住了。
“路上慢点。”我娘站在门口,冲我挥了挥手。
我挑起挑子,出了门,街上黑黢黢的,没有灯,雪还没下,可天气冷得很。
我走出村口,上了大路,大路是土路,坑坑洼洼的,这会儿冻得硬邦邦的,走在上面“咔咔”响。
我的棉鞋底子磨得差不多了,脚趾头冻得发木,可我不敢走太快,怕摔了,一挑子豆腐摔了,就全完了。
走了没多远,身后突然传来脚步声,并且还有一个人在喊我:“胜兴,胜兴”。
我听出来是我娘的声音,就停下来,转过身,看见我娘从黑暗里跑过来,她跑得气喘吁吁的。
那天,我娘只穿着一件单薄的棉袄,连个外套都没来得及披,头发被风吹得乱蓬蓬的。
“娘,咋了?”我放下挑子,迎上去。
我娘跑到我跟前,弯着腰喘了好一会儿,才抬起头来:“差点忘了跟你说,今儿你到刘家屯卖豆腐,刘家屯有个大伯,你得给他留五斤豆腐。”
“哪个大伯?”我没反应过来。
我娘的声音哽咽了:“就是那个,你小时候,那年闹饥荒,给咱家送粮食的那个大伯。咱家断顿了三天,你饿得“哇哇”哭,我连一口米汤都给你熬不出来。你大伯听说后,把他自个儿攒的口粮,省了五斤小米、五斤白面,连夜给咱送过来。那十五里地啊,他摸黑走的,大半夜的,雪下得那个大,他走到咱家门口的时候,鞋都走烂了,脚上全是血口子……”
我娘再也说不下去了,因为天黑,我看不清楚,估计我娘的眼泪掉了下来,因为她别过脸去,开始擦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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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里一酸,想起了那个大雪天:那时候我才五六岁,记得不太真切,可有个画面我记得很清楚:一个高高瘦瘦的人影站在门口,浑身是雪,像个雪人似的,他手里提着一个布袋子,冲我笑了一下,露出一口白牙。那人就是刘大伯。
可我心里也有一个疑问:我去刘家屯卖豆腐少说也有几十回了,从来没听我娘说起过刘大伯的事情,既然他在刘家屯,为什么我娘从来不让我去看看他?
我忍不住问:“娘,您怎么不早跟我说呢?我去了刘家屯那么多次,您要早说,我早就去看大伯了。”
我娘叹了口气,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胜兴,不是娘不让你去。你大伯那个人,脾气犟得很。他帮了咱家,可他不愿意让人惦记着。早些年,我去刘家屯找过他两回,给他带点东西,他死活不要,说啥也不肯收。有一回我把东西放下就走了,他愣是追出来二里地,把东西塞还给我。他说,你们家日子也不好过,别惦记我了,我一个人,咋都能过。”
我娘说着,又开始擦眼泪。
“后来我就想,咱家那时候穷成那样,拿不出啥好东西去看他,去了反倒让他心里不落忍。你大伯那个人,他要是收了咱的东西,他心里难受,觉得给咱添了负担。他要是不收,咱心里难受。与其这样,不如先不去了。等你日子过好了,能拿得出像样的东西了,再去也不迟。”
“这些年,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可家里老是紧巴巴的。你爹那个人你也知道,实诚,种那几亩地,一年到头落不下几个钱。你好不容易学了做豆腐,头一年又赔了不少钱,娘哪敢让你分心?”
“并且我们前两年还听说了,你刘大伯一个人住家里着急,他去外地的一个表亲家里了,一直没有在家,前几天,我去镇上赶集,听说你刘大伯从外地回来了。今年你的豆腐卖得好了,咱家总算缓过一口气来了。腊八了,你的奶奶昨天还说,该去看看你刘大伯了。娘寻思着,这回你带几斤豆腐去,不多不少,五斤,是个心意,又不让他觉得欠了咱的。你大伯一个人过,大冬天的,能吃上几口热豆腐,也是好的。”
我听了,心里头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原来我娘这些年不是忘了恩情,她是把那恩情压在心底,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娘,我知道了。”我说,“五斤够不够?要不我给留十斤?”
我娘摇摇头:“五斤就够了,你大伯一个人,吃不了多少。你留多了他心疼,舍不得吃,放坏了,就可惜了。”
我娘顿了顿,又说:“你到了刘家屯,先卖豆腐,卖得差不多了,再去你大伯家。他要是问起来,你就说是顺便带来的,别说是我特意让送的豆腐。他要是推,你就说卖剩下的,不值啥钱。”
我急忙答应着。
我娘又叮嘱我:“你大伯住在刘家屯村东头,第三排房子,左边是个打谷场,右边是个水塘,门口有棵大枣树。你仔细找,别找错了。”
“我记住了。”
我娘又帮我理了理衣裳,“路上慢点,别摔着。”
“娘,你回吧,外头冷。”
看到我娘走了,我才又挑起挑子,开始赶路。
天慢慢亮了,我又走了大约一个时辰,到了刘家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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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家屯有一百多户人家,零零散散地分布在一个缓坡上。
村口那棵大树底下,有几个老人在晒太阳,他们穿着黑乎乎的老棉袄,缩着脖子。
我一边走,一边喊:“豆腐,卖豆腐……”
声音在村庄里回荡,不一会儿,就有几户人家开了门,拿着碗盆出来买豆腐。
“胜兴来了?”一个婶子端着搪瓷盆出来:“给我来三斤,今天腊八,中午炒一盘豆腐吃。”
“好嘞,婶子。”我放下挑子,切了三块豆腐,用秤称了,正好三斤。
婶子递过来一毛八分钱,我接过来塞进腰包里。
我的豆腐好,又都是老主顾来买,大家信得过,不到一个时辰,豆腐就卖了大半。
每卖一份,我都往挑子里瞄一眼,心里盘算着还剩多少,够不够给刘大伯留五斤。
豆腐一块一块地少了,我赶紧收了摊,把最后五块豆腐留好,往村东头走。
村里的小路弯弯绕绕的,我一边走一边问路,问到一个大嫂,她给我指了方向,又说:“你找老刘头啊?他可不容易,一个人过了多少年了,也没个儿女。前些天,他才从外地回来,我们都以为他在外地过的好了,没想到他回来的那天,我们见到他,唉……”
大嫂说到这里的时候,她摇着头,长叹了一声,就再也不说一句话了。
我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
终于找到了那个院子:院墙是土夯的,有年头了,有些地方裂了缝,院门虚掩着,两扇木板门对不齐,门上的铁门环生了锈,门口那棵大枣树光秃秃的。
我站在门口,喊了一声:“大伯,在家吗?”
没有人答应。
我又喊了一声:“大伯,我是胜兴……”。
院子里传来一阵咳嗽声,咳得很厉害。
我心里一紧,推开门走了进去。
院子不大,打扫得很干净,正屋的门开着,昏暗的屋子里,一个人正从床上挣扎着要起来。
我急忙放下了担子,走到了正屋,这才看清楚:那人瘦得不成样子,穿着一件破旧的棉袄,棉袄上打了几个补丁,他的头发全白了,乱蓬蓬的,脸上全是皱纹,皮肤黑黄黑黄的。(他的眼睛深深陷在眼眶里,可那双眼睛看见我的时候,亮了一下。)
我认出来了,他就是刘大伯,可他不像是我记忆中的那个人了。(记忆中的刘大伯高高瘦瘦的,腰板挺得直直的,走路带风。可眼前这个人,佝偻着腰,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
“大伯,是我,胜兴。”我小声的说道。
“胜兴?”刘大伯眯着眼看着我,辨认了一会儿,突然笑了,露出一口残缺不全的牙齿:“胜兴啊,你是那个胜兴?老周家的胜兴?”
“是我,大伯。”我急忙走过去扶他。
刘大伯伸出手,拉住我的手,他的手冰凉冰凉的,骨头节子又粗又大,手心里全是老茧,像砂纸一样粗糙。(他的手劲儿还挺大,握着我的手就不撒开了。)
“哎呀,胜兴,你咋来了?”刘大伯上下打量着我,眼睛亮晶晶的:“你都长这么大了,我都认不出来了。你爹你娘这几年咋样?”
“都好着呢,大伯。”
“你的奶奶呢?老太太还好?”
“好,能吃能睡,就是腿脚不好,下不了炕。”
刘大伯点点头,又咳嗽了几声。
“大伯,今年我开始卖豆腐了,听说您从外地回来了,今天给您送几块豆腐,都是我做的,您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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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挑子里的湿布掀开,拿了五块豆腐,用干荷叶包好了,放在床头的桌子上。
刘大伯看了看豆腐,又看了看我,连连摆手:“不行不行,你卖豆腐挣钱不容易,我不能要,拿走拿走。”
“大伯,这是卖剩下的,不值啥钱。您要是不收,我也没法处理,带回去就坏了。”我照我娘教的那么说。
“卖剩下的豆腐,你留着自家吃,给我做啥?这么冷的天,豆腐根本就不会坏。”刘大伯一边咳嗽,一边说着。
“大伯,我们家里还有很多豆腐,这是专门给您留的。”
刘大伯还要推辞,我就把我奶奶搬出来了:“大伯,我奶奶说了,您要是不收这些豆腐,她让我回去给她跪着去。”
刘大伯愣了一下,然后叹了一口气,把那些豆腐收下了:“你的奶奶那个人,一辈子要强。我收下了,你回去跟老太太说,就说老刘谢谢她。”
我在刘大伯家待了一个多时辰。
刘大伯的话不多,有一搭,没一搭地问我家里的情况。
我告诉他:我爹身体还行,地里的活能干;我娘伺候着我奶奶,家里家外一把好手;我做豆腐,生意一天比一天好。
刘大伯听了,不住地点头,说:“好好好,日子过起来了就好。”
我打量了一下这屋子,墙上糊着旧报纸,报纸发黄发黑,有些地方掉了,露出里面的土墙;靠墙一张桌子,桌子腿用铁丝绑着;墙角一个灶台,灶是冷的,锅是凉的,上面盖着一个高粱秆编的盖子。
我掀开盖子看了一眼,锅里头有一个窝窝头,硬得像石头,旁边一碗咸菜疙瘩。
“大伯,您就吃这个?”
“这不就行了?我一个人,吃饱就行,不讲究。”
我没说什么,把锅盖盖上了,又帮他把屋子扫了扫,把柴火抱进来一些,放在灶台边。
刘大伯靠在门框上,看着我忙活,嘴里一直说“不用不用”,可脸上带着笑。
水开了,我给刘大伯倒了一碗热水,他接过去,慢慢喝着。
我趁刘大伯不注意,从腰包里拿出两块钱,压在床头的枕头底下。(钱不多,可我不敢多放,怕他发现了会生气。)
临走的时候,刘大伯把我送到院门口。(他拄着一根棍子,走得很慢。)
“大伯,您别送了,外头冷。”
“不冷,我送送你。”他一直送到大门外边。
我走出去很远,回头看,刘大伯还站在那棵大枣树底下,风呼呼地吹着他的头发,他的身子佝偻着,还不停的咳嗽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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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转过身,大步往前走,眼泪顺着脸颊往下淌,我用手背使劲擦了擦,可怎么都擦不干净。
回到家的时候,我娘正在灶屋里蒸馒头,屋里雾气腾腾的;我爹在院子里劈柴。
“见着你大伯了?”我娘问。
“见着了。”
“怎么样?”
我在灶台边坐下来,把刘大伯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说了:他瘦了,老了,一个人过得冷清,屋里冷锅冷灶的,就剩几个硬窝窝头。
我娘听着,眼泪就下来了。
我爹在院子里听见了,放下斧头走进来:“你大伯那个炕,烧了没有?”
“刘大伯的炕烧了,爹,可他那被褥太薄了。”
我爹皱皱眉:“咱家还有没有多余的被子?”
“只有咱娘那条备用的被子了。”我娘说。
“咱娘那条被子,先给他送去。”我爹说:“咱娘有炕,烧热了,盖一床厚被子,也不碍事。”
当天下午,我爹又套上牛车,拉着那条被子和我一起去了刘家屯。(那条被子是我娘做的,虽然旧了,可洗得干干净净的,棉花絮得厚厚的。)
刘大伯看见我们又来了,又高兴又埋怨,说:“你们这样,叫我咋过意得去?”
我爹不多说话,把被子铺在炕上,又把带来的白面和小米搬进屋里。
“小周,你这是干啥?”刘大伯急了。
我爹看了他一眼,说:“刘大哥,那年你给我家送粮食的时候,我推过没有?”
刘大伯不说话了,低下头,用手背擦了擦眼睛。
那天,我和爹在刘大伯家待了一个下午,帮他把水缸挑满了,又劈了一堆柴火。
临走的时候,我爹在炕席底下又压了十块钱。
从那以后,每次去刘家屯赶集,我都要去刘大伯家看看,给他带点豆腐,带点菜,有时候带几个鸡蛋。
我娘只要蒸馒头,都会让我给刘大伯捎几个去。
刘大伯总是推,可每回都收下了,收下的时候眼眶红红的。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我爹套上牛车,接刘大伯来我们家过年。
刘大伯不肯来,说不给你们添麻烦。
我爹不听刘大伯的话,把他从炕上拉起来,扶上牛车,一路拉回了家。
那年,我们家格外热闹,我娘包了饺子,猪肉白菜馅的,饺子皮擀得薄薄的,馅子塞得鼓鼓的。
饺子煮好后,我娘盛了满满一碗,先让刘大伯吃。
我爹也喝了二两酒,话多起来,跟我大伯说起当年在砖厂的事情,说起那些苦日子里的一点一滴。
刘大伯那天晚上特别高兴,虽然还是咳嗽,可精神头比在他家时强多了。
刘大伯也喝了半杯酒,脸红红的,说这辈子没白活,遇上了好人。
正月初六,我送刘大伯回刘家屯,他穿着我娘给他做的新棉袄,高兴得像个孩子。
我说:“大伯,往后过年就在咱家过,您别一个人回刘家屯了。”
刘大伯摇摇头,说还是回去吧,一个人待惯了。(可我知道,他不是待惯了,是不好意思总麻烦我们。)
开春以后,天气慢慢暖和了。刘大伯的身体好了些,有时候自己走到村口,跟那几个老人坐坐,晒晒太阳。
我每次赶集都去看他,陪着刘大伯聊天。
我爹说,人穷不能穷良心,再苦再难,不能忘了别人的好。
我娘说,做人要知恩图报,人家帮你一分,你还人家十分,这日子才有盼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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