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亲参与筹建林芝毛纺厂，交给地方后，有人说他是军区的败家子

高原一支红

薛晓康

1964年，我父亲薛兴邦时任西藏军区生产部政委。一天，他去林芝地区考察调研，在返回拉萨的途中，由于当时的道路崎岖不平，他所乘坐的美式吉普车又出了故障，车翻到沟里，致使他的肩锁骨断裂，被送往军区总医院救治。张国华司令员正抱病从北京赶回拉萨，一下飞机便直奔总医院。金秘书把我母亲叫到病房外面说：“1号首长连家都没有回，从机场直接到医院来看望病人，他这还是第一次呢。咱们别进去，让他俩慢慢谈。”

父亲1960年拉萨留影

他俩在交谈了许多事情的过程中，我父亲突然试探地跟张国华讲：“我们生产部现有指战员和职工近五万人，物资供应存在很大困难，虽然我提了建议，撤销一些人员编制，以减轻军区的后勤供给负担，但我这次下去调研后，感到我们西藏的羊毛、羊绒和牦牛绒等资源还挺丰富，但没能好好利用起来。我看了，那些传统手工纺织品的质量还不错，很有民族工艺特色，就是产量不高，销路没打开，都是分散在群众各自家庭里操作的。我考虑，咱们生产部能否增加个编制，建立一个正规的毛纺厂？哪怕是非编制单位也可以。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一点还不成熟的想法，看司令员您的意见？”

张国华一拍大腿：“你这个想法好啊！不过，我这次赶回来，要办的事情太多，等忙完了这阵，关于建毛纺厂的事，我跟谭冠三同志商量一下再说。顺便给你说一下，西藏地方想办一个面粉厂，希望我们能支持一下。这样，，由你和老秦（生产部秦卓然部长）出面，派懂行的技术人员帮助指导他们一下。你看，我现在还兼着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副主任，明年要成立自治区，一大摊子筹备工作要做。不过，咱们再忙，对地方上的请求，咱们也要尽能力做到有求必应。面粉厂的事，你和老秦就辛苦一下吧。”（1964年10月11日，西藏地方国营拉萨面粉厂正式开始生产。）

我父亲答应后，张国华又说：“我这次回来，还有一个重要工作，就是研讨对曾经参加叛乱外逃藏族同胞的政策问题。你是老保卫，又当过军事检察长，还写过对被俘叛乱头目的区别对待处理意见，你在这方面有经验，所以你要认真考虑一下，提点建议供开会讨论时作为参考，这你可不要推辞啊。”（1964年10月30日，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西藏军区联合公布：“关于对曾参加叛乱外逃的藏族同胞投诚归来者的政策的通知”、“关于曾参加叛乱外逃的藏族同胞投诚归来者奖励的规定”。1965年8月31日，西藏军区军事法院宣布：释放参加1959年西藏叛乱的前西藏地方政府卸任代理司伦、罗布林卡常务总指挥本珠仓·洛桑扎西和前西藏地方政府卸任噶伦、藏军司令松多·坚村云登等人员。）

张国华跟我父亲道别后，突然又返回到病房，说：“老薛，我忙晕头了，还有个重要任务要交给你，差点忘了给你交代。”、

我父亲问：“什么重要任务？”

张国华说：“就是你要安心养好伤，这才是你眼下最重要的任务，是重中之重的任务，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嘛！你不知道，听说你翻车受伤，把我担心坏了，坐在飞机上都在猜想，你到底伤成啥样了。你今后乘车出去，可千万要多加小心。”

1965年9月1日，西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拉萨召开，9月9日举行闭幕式，正式宣告西藏自治区成立，张国华担任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这样一来，我父亲以为身兼军队和地方两方面高级职务的张国华，可能早把建毛纺厂的事给忘了，这也属正常，所以他也就没有再过问了。

不料有一天，张国华找到我父亲，说他已经跟谭冠三等同志商议过了，大家都特别支持建毛纺厂，问我父亲考虑准备得怎样了？

我父亲愣住了，实话实说还没考虑，更没准备。因为根据生产部目前的实际情况，确实不具备建毛纺厂所需要的条件，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放弃这个计划算了，没有办法。

张国华却信心满满地说：“不能放弃。老薛，我记得你曾经在一次会议上说的一句话，‘没有办法就想办法’，这话讲得好呀。这样吧，我去成都找一下四川省委书记李井泉，我跟他很熟，当年都在红四军干过，这点面子他还是会给我的。1962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时，他还组织过不少物资、粮食和民工支援我们军区，很耿直的一个人。我想，成都号称天府之国，物产丰富，工厂和技术人员也多，请李井泉帮这个忙应该不成问题。”

结果有问题。当时李井泉书记还担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总指挥），他正在主持开展云、贵、川（包括重庆）的上千个军工厂和地方厂矿的建设项目，忙得不可开交，党中央也催得紧，暂时无法援助西藏建厂。张国华只好对此表示理解，不使李井泉为难，决定亲自去找中央领导。后来听我父亲说，张国华到北京去了陈毅元帅的家里（陈毅曾于1956年4月至5月，以国务院副总理的身份率中央代表团赴西藏，祝贺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跟张国华几次交谈过关于西藏的建设事项），向陈毅汇报了在西藏创办毛纺厂的想法和几点理由，其中最关键的理由是“西藏军区立足西藏的资源禀赋与军用物资的供应需求”。陈毅的夫人张茜在一旁积极鼓动陈毅：“这是件好事，你应该向主席和总理汇报，帮助西藏军区解决一点实际困难，他们太艰苦了，这你也是清楚的。”

在这不久后，令人意想不到而又令人惊喜不已的结果，竟然是党中央决定，把在西藏建立毛纺厂的任务交给上海市毛麻公司，将该公司的纬伦毛纺厂及配套小厂的全体人员和设备整体迁入西藏（陈毅在建国初期担任过上海市长，熟悉上海的工业情况，他对中央的这个决定起到了推进作用）。1966年初，上海纬伦毛纺厂的各种设备和有经验的技术员，开始由青藏线入藏，工人和家属（共计611名）开始分四批陆续从川藏线入藏，厂址设在林芝地区（后改为林芝市）巴宜区八一镇。当时的厂区环境条件极为简陋，但先期到达的师傅们热情很高，干劲十足，连更熬夜地安装机器设备，他们的这种精神使我父亲深深感动。

我父亲向张国华汇报，林芝毛纺厂还没有正式宣布成立，车间和宿舍等设施也没完善，有的职工虽然出现高原反应症状，但仍然坚持工作。还有个问题是厂区连围墙都没有，他建议：“林芝地区的社情还比较复杂，为了防止有人搞破坏，我想派人先布设铁丝网，把厂区围起来，这样比较安全一点。”

张国华一听，哈哈大笑：“老薛，我不是说你，亏你想得出来，怎么能布设铁丝网？我看你这个老保卫，过去搞保卫工作时间太长，成职业习惯了吧。那是正儿八经的工厂，又不是监狱和看守所，你们一定要修正规的围墙和工厂大门。还有，你再辛苦一趟，去跟林芝军分区司令员陈国礼和政委杨永恩讲一下，凡是毛纺厂的人来看病，一律免费，并配发给他们一些副食品。他们刚从上海来，肯定还不习惯吃西藏的饮食。记住，这是党中央派来的厂，意义和影响不一般，我们要格外重视。我考虑，你们生产部一定要紧紧依靠林芝地方政府，多听听他们的意见，共同把这个厂管理好，建设好。”

1966年9月18日，林芝毛纺厂正式宣告成立，填补了当时西藏现代毛纺工业的空白。其实在此之前，职工们已经在紧密锣鼓地展开生产了，忙着给毛线染色，机制纺织出了质量上等的毛线、呢绒和毛毯，作为向建国17周年的国庆献礼，工厂被当地群众誉为“高原一支红”。我父亲赶去庆贺时，厂领导执意要送一些球形状的各色羊毛线。我父亲坚决不收，说：“如果是花钱买，那我就不客气了，我还真的要给我媳妇买些回去。”

母亲2023年国庆节留影

在此之前，我母亲已经从西藏内调到成都市公安局任干部科长了，正好田应珍（保卫部管理科长兼看守所长）和他夫人杨福珍（生产部进军皮革厂职工）要回内地休假，我父亲便托他俩把毛线带给我母亲。那时我家还在西藏军区驻川办事处后楼家属区，我清楚地记得，当我母亲拿到毛线后，她和杨福珍阿姨赶紧一起织毛衣和围巾，喜笑颜开地连着织了好几天。我穿上新毛衣，毫不掩饰地有意向同学显摆，甚至偷偷扯了一点毛线，送给我喜欢的两位发小女同学。

田应珍叔叔和夫人杨福珍阿姨

几年后，西藏军区生产部撤销，林芝毛纺厂移交给当地政府。曾有一位战友悄悄跟我讲：“有人说，军区好不容易建的农场、工厂、矿区、水电站等单位全都移交给了地方，太可惜了，说你父亲就是西藏军区的败家子。”

一次，我跟张国华的女儿张小康聊起这事，张小康立刻惊叫道：“乱说！西藏军区和成都军区哪有这个权利？那是中央军委的决定，怎么能怪到你父亲身上？再说了，把军区生产部所属单位交给地方，那也是件好事，建设西藏本来就是西藏官兵的一个神圣使命。那些闲言碎语你别往心里去。”

张小康与作者合影

无法不往心里去的，依然是我心之所往、情之所钟的那片高原。1995年，我去拍摄大型风光艺术片《美丽的西藏》时，特意去了林芝毛纺厂，参观了车间，去了几户老职工的家里探望。我想拍点影视素材，但令我感到有些失望。早先这个厂除了职工和家属的600多人，还招收了300多位学徒工，人数达到近千人（前后陆续安排了就业人员3000多人），厂区里热闹非凡，产品多达一百多种。在80年代的黄金期，高质量的产品畅销军队和全国各地，并出口到海外。如今由于种种原因，现有职工不足百位，有的车间已经停产，不再“美丽”的厂区显得格外冷清。但职工们非常热情，仍保持着“高原一支红”的精神面貌跟我聊天，跟我合影留念。尽管我看似跟他们谈笑风声的模样，心里却感到阵阵发痛。因为我了解到，一些老职工有的内调，有的退休，有的下岗，有的在当地结婚安家，还有的已经病重离世了。我就想，他们当年听从党的召唤，放弃大上海的舒适生活，不远4000多公里路程来援建西藏，毫无怨言地埋头苦干，真是太不容易了，我能替我父亲对他们说些什么才好呢？无言表达。我不忍在此地多逗留。

作者与林芝毛纺厂职工合影

多年来，最使我心里一直感到难受的，是我听廖步云叔叔（时任西藏军区副政委、后任四川省军区政委）讲，1968年我父亲最后告别西藏去贡嘎机场时，是他为我父亲送的行。临行时，我那身患严重肺心病的父亲一边剧烈咳嗽一边自责地说：“唉，中央军委为了西藏军区的生产建设，专门成立了这个正军级单位生产部，还编制了近五万人，可见中央领导对我们寄予了多大的希望。我在政委这个位置上没挪窝地苦干了好几年，却把生产部搞成这样，这叫我怎么说呢？如果按中国古代人的说法，我就是朝廷的一个罪臣，是重罪臣……”

廖步云叔叔劝慰道：“老薛，千万别这么想，我觉得生产部搞得挺好，就算出了点什么问题，那也不是你个人的责任，你已经尽力了，大家心里都清楚。你这样自责，只会使你的病情更加严重，那会把我们大家都搞得很痛心。什么罪臣不罪臣的，用词不当啊。”

就为这个，我为因病离世的父亲写了一幅挽联：

在世无惭真公仆 盖棺犹是老忠臣

我像一个虔诚的朝圣者，决定把我父亲的遗像拿到珠穆朗玛峰祭奠。我的一位叫马竞的战友（时任成都军区《战旗报》驻西藏军区记者站长），他很理解我的心情，主动陪我一同前往。

战友马竞

在珠峰脚下，马竞用站着、蹲着、趴着等姿式和各个角度，拿照相机为我拍了几十张照片。返回拉萨的第二天，马竞从冲洗照片的暗房里拎了一长卷白色胶片慌张跑来，歉意地对我说：“哎呀，我当时看你祭奠父亲的那个情形，心情太激动，忘了打开照相机的镜头盖了！”

我一句也没有埋怨马竞，心想，我现在冥冥之中有些相信“灵魂之说”了，出现这种情况，肯定是我父亲的英魂有意安排的，他不愿意接受别人对他的宣扬。但我对马竞一直心怀感激，因为我在珠峰脚下对我父亲说了许多话：“……爸爸，无论别人怎么看你，但在儿子心里，你永远都是我们党、我们国家、我们军队、我们各族人民的忠臣，你不是罪臣，绝对不是……”说到这里，我再也控制不住，“哇”的一声跪倒在地痛哭，泪流不止。马竞扑过来抱住我，泪眼汪汪地对我好一阵安抚。这份真挚深厚的战友之情，令我至今心存感激。

我看见，珠峰上面的积雪在阳光下蒸腾起来，被高空气流冲击着伸展飞扬，宛如一条巨幅哈达在飘忽抖动。珠峰晃动着庞大的身躯，时而凌空飞起，时而缓缓逼来……我仿佛接受了一次神圣的洗礼，接受一种与珠峰共享的情绪。就在这一刻，我真切地看到我百倍负重的父辈们的铮铮生命超越了珠峰。我祝福我父亲走向他属于的地方，走向他爱过而仍然爱的地方，走向他为之而死又为之复活的地方……这地方，就是这地方——我父亲生命的璀璨星座。

在这片神圣而美丽的高原上，不仅仅只有“高原一支红”，所有为西藏建设做出奉献和牺牲的人们，用自己的心血浸染出了千万支永不褪色的红，至今仍在珠峰闪耀着不熄的藏光。我面对珠峰，向他们致以庄重的军礼，并手捧一条圣洁的哈达，向他们深深鞠躬致意。

2026年5月1日

（注：林芝毛纺厂旧址已被西藏自治区列为文物保护单位）

（注：本文插图均由作者提供）

作者简介：

薛晓康：全国首批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当代军旅作家代表人物之一。生于西康军营，长在西藏军区保育院，就读于西藏军区成都八一校，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历任司号员，报务员，电台台长，副连长，干事，西藏军区政治部创作室主任，中央电视台军事部编辑等职。作品多次获奖，并译介到国外。

作者：薛晓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