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下40度的绝望：8人冻毙、氧气耗尽、神志不清……还原珠峰史上最惨烈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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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0日， 距离那场横扫珠峰高海拔区域的狂风暴雨已经过去了30年。那个夜晚，八名登山者丧生，这在当时是有史以来最致命的登山灾难之一。

更糟糕的是，当时正值珠峰商业攀登时代的黎明。强壮且有能力的西方登山者认为他们可以驯服这座山峰无数的死亡陷阱，并建立起一条通往顶峰的"黄砖路"（yellow brick road），正如"疯狂山脉"（Mountain Madness）登山公司的向导兼老板斯科特·费舍尔（Scott Fischer）著名的说法。

作家乔恩·克拉考尔（Jon Krakauer）当时作为客户，跟随新西兰人罗布·霍尔（Rob Hall）的"冒险顾问"公司一同登山，他当时是受《户外》杂志委托进行报道。

他交出的这篇杂志故事后来成为了畅销书《进入空气稀薄地带》，该书迅速登顶《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第一名。

这本书非但没有劝退那些潜在的客户和向导，反而似乎加剧了珠峰的商业化。当我（文中采访者）在二十一世纪一十年代初定期报道这座山峰时，大规模伤亡事件已经成为许多登山季的常态。

2012年，有四名登山者尽管天气良好却无法自行下撤；2014年，冰瀑崩塌导致16名夏尔巴背夫遇难；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引发的雪崩在大本营夺走了至少19条生命。

死亡人数在攀升，而大约13,000名成功登顶者似乎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记忆空洞"能力，他们对此视而不见，几十年来依然前赴后继。如今，30年过去了，克拉考尔为《进入空气稀薄地带》撰写了一篇新的序言，记录了这些变化。

野心、压力与致命的忽视

采访者：带我们回到1996年。商业攀登时代已经开始，但还处于初期。你似乎预见到了即将发生的事情。

克拉考尔：我成长过程中的英雄是汤姆·霍恩贝因（Tom Hornbein）和威利·安索尔德（Willi Unsoeld）。当他们在1963年攀登珠峰西脊时，那简直震撼了我的心灵。所以我非常关注珠峰。但当我成为严肃的登山者后，我痛恨所有的"守门人"。

后来，戴维·布雷斯黑尔斯（David Breashears）带着迪克·巴斯（Dick Bass）登顶了。人们看到会想，如果那个家伙都能登顶珠峰，我也能。于是就这样开始了。

1995年，《户外》杂志打电话来说有一支探险队几天后就要出发。我决定明年去，并进行训练。这就是我最终在1996年出现在那里的原因。

采访者：当你完成杂志文章和书时，你有没有哪部分觉得你成功地警告了世界，人们会退缩？

克拉考尔：我确信我摧毁了新生的珠峰向导产业。我在摇篮里就扼杀了它。后来我发现我的书实际上是它得到过的最好的广告。埃里克·西蒙森曾公开这么说："我们买不到像那本书那样的广告。"

我带着难以置信的幸存者内疚回家，因为我相信我在山上的出现对这场灾难有直接影响。我认为这扭曲了罗布·霍尔的判断。

斯科特·费舍尔的团队更年轻更强壮，他所有的客户都登顶了。罗布感到了压力，想让尽可能多的客户上去，所以他没有按理应做的那样劝返一些人。

例如，我们队年龄最大的成员弗兰克·菲施贝克（Frank Fischbeck）在5月10日很早就转身下撤了，因为他感觉不对劲。

但他遇到罗布时，罗布试图说服他继续往上走。罗布对道格·汉森也做过同样的事。如果罗布没有那样做，我认为灾难不会发生。

被遗忘的英雄与替罪羊

采访者：你在山上误把"疯狂山脉"队的客户马丁·亚当斯认成向导安迪·哈里斯，给了安迪家人错误的希望。30年后，你对此感觉如何？

克拉考尔：我感到很糟糕。但我真正感到内疚的是，当安迪在南峰神志不清，坚持满的氧气瓶是空的时，我没有强制带他下撤。如果我是他的伙伴而不是客户，我会这么做。但客户没有话语权。安迪最终留在了上面并遇难。

采访者：那阿纳托利·博克里夫呢？你批评他向导时不使用氧气，这很有争议。

克拉考尔：我认为争议是他的代笔人故意挑起的。我报道绝对正确。我称赞他是有史以来最强壮的登山者之一，并赞扬他英勇救了三个客户。

但他不应该在不使用氧气的情况下向导，这迫使他必须比客户先下撤以保持体温，留下了经验不足的内尔·贝德尔曼带客户下撤。内尔把他们带到了南坳，理应被称为英雄。

采访者：关于缺乏经验的客户，桑迪·皮特曼（Sandy Pittman）因为喜欢奢侈品招致了很多批评。回想起来，她不是替罪羊吗？

克拉考尔：是的。她实际上比我们队的几个客户都强壮。她去过高海拔，参加过两次珠峰探险。她不应该成为替罪羊。我在新版中纠正了这一点：斯科特的头号夏尔巴洛桑·jangbu（Lopsang Jangbu）扛着沉重的电子设备上山是斯科特的错，不是桑迪的错。

更安全的数据与更大的隐患

采访者：你在序言中指出，尽管图像令人震惊，但从统计学上讲，珠峰正变得越来越安全。你能解释一下吗？

克拉考尔：现在的平均比例是每1.6个向导对应1个客户。这是政府的要求。现在从大本营到顶峰的每个英寸都有固定绳索，像双车道公路。你可以拥有所有你愿意付费的氧气（每分钟8升）。

从1921年到1996年，每5个登顶者中有1人遇难。从1997年到2025年，这个比例下降到每68个登顶者中有1人死亡。去年，每173名登山者中有1人遇难。

但是，我担心的是大规模伤亡事件。一个像公寓楼那么大的冰瀑随时可能崩塌并杀死200人。今年路绳固定工作晚了两周，这意味着每个人都要晚些时候冲顶。他们预计今年将有1000次登顶。这会带来比1996年更严重的交通拥堵（当时是十几人，现在是数百人）。

采访者：更好的天气预报如何让事情变得更糟？

克拉考尔：更聪明的向导会等待窗口期，但客户有"错失恐惧症"，支付了10万美元，不愿错过好天气。每个人都同时出发。在1996年，我在希拉里台阶（Hillary Step）没有氧气的情况下等待了90分钟。现在这种情况更严重。

夏尔巴的觉醒与道德困境

采访者：谈谈夏尔巴人的演变。

克拉考尔：30年来最有趣的变化是，夏尔巴人现在是"守门人"。他们经营大多数向导服务，发号施令。

在1996年，他们被视为"苦力"，英语不好，不敢劝返客户。现在他们受过良好训练，甚至利用2013年的"夏尔巴斗殴事件"和2014年冰瀑灾难争取到了尊重和权益。

采访者：为什么人们像研究肯尼迪遇刺案一样挑剔你的故事？

克拉考尔：因为在高海拔，记忆受损，人们试图通过互相交谈来拼凑真相，这留下了阴谋论的空间。至于环境问题，现在要求人们带下排泄物，但腐败依然存在。甚至有人为了不走冰瀑，假装生病以获得直升机救援。

采访者：现在有高科技手段辅助，甚至有无人机运货。珠峰还剩下什么？

克拉考尔：氙气在实验室有用，但实际效果待定。无人机和直升机（甚至提议直接飞越冰瀑）会让珠峰更受欢迎，但这还是登山吗？

采访者：你仍然认为攀登珠峰是人生的重要经历吗？

克拉考尔：我在1996年5月10日清晨和安格·多杰（Ang Dorje）一起到达"阳台"时，看到了毕生难忘的景色。但我羞于我爬过珠峰。

我后悔去了。 如果没有死人，我会觉得这很酷。但经历了灾难，我只剩下羞耻和内疚。我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还在。

每当我看到人们说"不要去"，他们却说"现在很安全"。我可能不对，但我认为坏事还会发生。我并不指望人们听我的，但我必须说出来。

撰文：Grayson Schaffer编译：Arvin校对：Arvin
版式设计：Arv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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