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大教授曹树基：731部队不存在，侵华日军没有拿华人做实验

上海交大教授曹树基称731部队并不存在，侵华日军未曾以中国人为实验对象是真的吗？

1945年8月11日深夜，哈尔滨平房一带突然传来几声巨响，火光冲天。标着“防疫给水器材”的厂房顷刻崩塌，无数老鼠四散奔逃。几日后，松花江畔的医院里陆续收治高烧、淋巴肿胀的患者，人们这才知道，那场爆炸并非“军需仓库事故”，而是日军第731部队自毁实验基地的最后一幕。

整整七十五年后，一场疫情让尘封史料再度被翻检。2020年春，《新京报》刊出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曹树基的专访。这位1956年出生、以人口史和疾病史研究见长的学者表示，在他统计的死亡簿与医疗档案中，并未发现足以证明日军在华发动过系统性细菌战的确凿数据，“731部队可能只是战后构建出来的符号”。

这番话像尖锐石子落进湖面，激起巨大漪涟。人们疑惑：连铁证如山的731，还能说成“虚构”吗？曹教授并非无名之辈：江西鄱阳人，1989年获复旦大学历史地理学博士，2004年受聘交大任历史系首任系主任，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他一向偏好大样本量化分析，自称“只信账册数字”。然而，文字记载之外，历史现场的残痕与幸存者回忆却在持续发声。

日本关东军的“防疫给水部队”1932年就已在东北落脚。内部档案显示，该部队接受军医石井四郎直接指挥，分布于哈尔滨、牡丹江等多处。对外，他们高举“公共卫生”“净水技术”招牌，实则暗中招募医师、兽医、化学家数百人，兴建地下隧道、冷冻室与焚尸炉，关押大批中国、朝鲜及苏军战俘。囚犯被编号为“马鲁太”，意为“木头”，剥夺姓名亦剥夺人格。

冻伤实验最为典型。冬季午夜，犯人被驱赶到露天，手臂浸入冰水，再暴露在刺骨寒风。研究者用木棒敲击皮肤，听那“咔咔”脆响来判断结冰深度，随后将组织切片记录。密闭干燥实验同样残酷，高温热风持续吹袭，待受试者体重降到不足原来的四分之一才结束。《恶魔的饱食》与苏联1949年伯力审判记录都确认了此类试验的存在。

1940年秋，浙江衢州、义乌一带出现诡异疫潮。当时天空飘下裹着稻壳的“谷粒”，孩童以为是食物，抓回家喂鸡。十余日后，炭疽与鼠疫同时爆发。战后，美军从缴获的日军文件里找到“Z项目”投放计划，地点、日期与浙赣疫情完全吻合。

临近战败，关东军高层担心事败追责，命石井尽快“清场”。于是有了开篇那场大火。高压锅炉连烧三昼夜，文件、器械、遗体一股脑塞进炉膛；但仓促中仍留缺口。苏联红军进驻后，在残垣中发现解剖台、冷冻机、细菌弹壳以及大批出土人骨。1949年的伯力审判上，多名部队成员供述实验细节，陈述与遗址实物吻合。

即便如此，战后审判的惩戒并不彻底。为了获得实验数据，美方情报部门与石井达成秘密协议，换取资料以减轻其责任。直到21世纪，俄方解密的档案、原队员口述录像、平房遗址的持续发掘，让研究者得以把碎片一一拼合。哈尔滨鼠疫博物馆陈列的玻璃罐里，保存着当年采集的含菌水样；平房旧址周围土壤，仍能检测到高浓度炭疽芽孢。

历史学界的常识告诉人们：单一资料难成定论，唯有档案、遗址、口述、法庭记录相互咬合，才可能逼近真相。曹教授坚持从人口数据切入，这本身无可厚非，但若忽视了跨学科证据，就容易产生“灯下黑”。毕竟，被焚毁的实验日志无法提供数字，却不能让冰冻残肢、干燥室骨架自己开口辩白。

一位曾在平房遗址参观的志愿讲解员回忆，展厅中央摆着一截焦黑的铁管，据说是当年冷冻装置遗存。有人问：“这东西还能说明什么？”他低头摩挲那层斑驳锈迹，回答道：“它说明，有人想抹掉的东西，其实一直在这儿。”

采访风波之后，曹树基沉寂了许久。学术争鸣本应鼓励，但当质疑与审慎失衡，便容易让研究陷入偏狭。鼠疫是否大规模暴发，确实需要更多基层记录来核实；然而，否认731部队存在，已与跨国证据链正面冲突，这一点在学界几成共识。

从1931年到1945年，东北白雪年年落下，融水却带走了无数生灵的血迹。爆炸声过去近八十载，废墟成了纪念地，铁证仍在地底。历史不是账本上的孤零数字，也不是采访中的只言片语，而是一座座未被炸毁的水泥柱、一条条仍在发酵的档案卷宗。

今天的平房区略显荒凉，风一吹，荒草掠过断墙。路过的老人偶尔会停下脚步，轻声自语：“当年闹过瘟的，可怕。”那是亲历者留给后人的短句，胜过任何华丽论文。所有关于否定的争论，终究要面对这些沉默却顽固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