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一
礼乐与宗法制：
就礼乐和宗法制本身的关系来说,周公制礼作乐,就是为了巩固“宗周”——宗法制的周天王和诸侯这一个体系。
但是,这件事本身有它的物质原因。这就是王国维所说的,殷不能“灭国受土”,即殷不能灭掉一个“国”(一个部落)。只能俘虏,令其朝贡,而不能封自己的人当这国的侯王。周灭殷后,大封同姓与功臣,把殷的邦畿千里及其朝贡部落,装上一个周所封的侯王,变成宗周的一个组成部分。当然,这个过程不是一代完成的,但经过武庚和二叔之叛,经过周公经营洛邑,经过齐鲁就国被拒和征服的斗争,在成康二代是建立起来了。
至于中国宗法制残余弥留很久的原因,另有说,见后。
二
戊．从此以后,中国就走不出这个圈子了。
三
只有元代的末代君王还跑回了漠北,这是因为时间太短,又因为元和西北的联系太密切,例如,金帐汗国的消灭就在元灭亡之后。
四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其因素多端。《资本论》第二十四章虽然强调了劳动力的自由买卖这一点,但其他条件则列举了很多很多。新大陆的发现当然是原因之一。新大陆流入的贵金属,活跃了海上贸易,引起了价格革命,改变了地主和农民的地位,加速了封建制度的削弱。不说中国的禁海政策与此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即以元以后贵金属的严重缺乏,钞法的混乱,妨碍了商品流通和赋税地租的货币化,也就可以看出这一因素多么重要了。总之,西方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条件,有许多是中国所不具备的,这确是事实。
然而,中国的劳动力和土地可以自由买卖则由来已久。那么,为什么马克思认为基本条件的东西在中国并不缺乏,而资本主义却发展不起来呢?这就是因为中国没有个人主义和私有权的传统。私有权是有的,但是不完全的,它没有足以抵抗专制主义的思想和物质的力量。所以,中国历代不少商人发过财,但对汉武帝的“告算缗”，桑弘羊的均输,或明清的禁矿从来没有反抗过,连反抗的思想反映都没有过。有的,不过是顾炎武式的“寓封建于郡县”的学说,这比起洛克的赤裸裸地代表伦敦商人反对君主侵犯商业利益,相差又何其远也?绝对君权的专制主义下面,可以有资产阶级,但不可以有资本主义。中国的资本主义,只有在专制主义管不到的租界里才“萌芽”得出来,这岂不是历史的证明吗?
西方不是没有这种例子,拜占廷就是一个。
五
总之,西周奠基的礼,经过儒、墨、法、术各家的深化,形成了绝对君权的中央集权以及强化君主专制主义的一整套上层建筑——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汉以后僵硬化了,于是从上面对 中国经济强力的一个桎梏,使中国二千年陷入循环停滞的地步。
二千年中进步是有的,很不显著。例如,北魏有露田、授田，唐有均田，与此相应的有租庸调的赋役制,这是不完全的土地国有和徭役实物租赋。宋以后,土地私有愈来愈完全,到清初还想象金的猛安谋克户那样圈地,不久只好放弃。而明的一条鞭到清的摊丁入地,也使人口税这种税制最终消灭,转入货币赋役制。 又如,宋明两代的城市经济,比汉唐发达得多。清初,城市经济发展得更快,江南已经相当商品经济化了。设想，如果把江南这一块独立出来,鸦片战争以后,一定会很快“维新”,和日本一样。只是这个专制大帝国把它窒死了。
六
这一套僵硬化的东西,到宋明为止,还维持了当时世界上十分先进的繁荣水平。比较起来,罗马灭亡以后,西欧大大落后倒退了一步,而中国没有,也许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适合”的。西方不是没有这样的例子,拜占廷就维持了罗马时代的繁荣不使倒退几乎一千年。直到清朝乾嘉时代,西欧的大陆——农业国家的思想家的魁奈,还把中国作为典范形成了他的重农主义。可是这套东西到头来不适合17—19世纪的世界的突飞猛进。唯其存在久,功绩大,所以丢掉也慢。
附带说说, 中国有些史家喜欢用马克思的村社自给经济来解释中国资本主义化的困难。 据我看,一切证据都足以证明,中国农村的交换经济,老早(明末)就超出了同时代,例如十六七世纪的法国农村的交换经济水平了。至于自由劳动力,中国是从来不缺乏的。停滞的原因,决不能从这里去找。原因就在于这个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绝对君权的典章制度和意识形态。
七
至于宗法制度之所以残留很久,在说明了以上各问题以后,其解释变得十分容易。它在意识形态上符合中央集权绝对君权的体系,它在物质生活上和小农经济这种生产关系并不矛盾。只要个人主义被排斥,这种制度的残余总是会残留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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