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临终前出现回光返照，求主治医生救他，死时一只眼睛未闭合

溥仪临终前回光返照，恳请主治医生挽救生命，去世时竟一只眼睛未能闭合？

1967年5月的一天清晨，北师大西侧那处小院刚被树梢洒下的阳光唤醒，院里的人却突然倒在花圃旁。李淑贤闻声赶来，看见丈夫脸色铁青，呼吸急促，只听他含糊地说了句：“快……去请孟大夫。”那声音微弱，却透着一种不肯服输的劲头。

医生尚未抵达，溥杰扶着哥哥坐在藤椅上，握着他的手。溥仪睁开眼，努力定神，却还是咳了好几下。“我还得干活呢，”他低声嘟囔，目光越过院墙，似在打量还没长高的菜苗。很少有人会想到，这位面容憔悴的老人，半个多世纪前坐过龙椅，接受过万国使节的山呼万岁。

记忆最深的一幕，还是1908年底那场仓促的深夜迎驾。年仅3岁的爱新觉罗·溥仪被抱进太和殿，稚气未脱的脸对着空荡的大殿呜呜直哭，太监用糖豆哄他，命运却不给时间让他适应。三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清帝退位诏书落定，大清成为过去式，这位小皇帝瞬间从“万岁”变成“逊位”。天翻地覆，只用了一纸文告。

权力虽失，符号却还在。北洋军阀与列强争相把溥仪当作筹码，袅袅升起的龙旗时收时展。他被劝进，又被逐出，1924年夜里仓惶离开紫禁城。十几年后，日本人把他请到长春，冠以“满洲国皇帝”之名，宫殿换成了伪装成帝室的伛偻木楼，堂上旗帜却是太阳旗。对外，他是“康德天皇”；对内，是日军随意支使的牌位。那段岁月，他握着印玺，却听不见百姓的呼声，更无力阻止祖国的碎裂。

1945年夏末，关东群山回响炮声。苏军渡过乌苏里江后，伪满洲国崩散。溥仪带着仓皇的行装登机，企图南逃，却在牡丹江被押上列车。横跨西伯利亚的漫长轨迹，将这位曾经的主子送进远东战犯收容所。对镜剃掉象征皇权的发髻那一刻，他才发现自己的头颅并没有想象中那般金贵。

1950年被押解回国时，长春街头响起的不是迎驾锣鼓，而是审判战犯的口号。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央决定对战犯实行“管教与改造并重”，并不简单清算。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大墙里，溥仪第一次领到锄头。他学着军代表的样子站队、报数、写检查。起初手上磨出血泡，他暗暗叫苦，久而久之也能把地犁得笔直。夜深人静，他在灯下滞笔良久，写下《我的前半生》开头几行字，想弄明白自己到底走错在哪一步。

1959年大赦令下，溥仪被特赦，恢复公民身份。走出高墙那天，他抬头看天空，有那么一瞬竟恍惚自己又回到承德避暑山庄的次日清晨，只是再没有侍卫喊“万岁”。北京植物园成了新岗位，他穿上灰色工作服，跟工友一起扛锄头，一边配合技术员移栽木槿，一边琢磨笔下的回忆录。午休时，他爱拿出随身小镜子看看指缝里的泥，“过去被伺候惯了，如今自己动手，能睡得踏实。”工友们哈哈一笑，倒也不觉突兀。

几年后，他与李淑贤登记结婚。那是一场没有銮驾、却有邻里道贺的婚礼。院里摆了几张八仙桌，简单几盘花生瓜子。有人凑趣问：“皇上还吃得惯这口吗？”他拍拍鼓得微微发胀的肚子，反问对方同样一句，全桌哄堂。身份光环被劳动磨去，留下的只是一个普通老人的幽默。

然而身体并未与心情同步。1966年末，体检报告上的“尿毒症”三个字像铁钉一样扎在白纸黑字中。透析技术当时尚不普及，他只能靠中西医结合勉力支撑。前任主治孟大夫常来嘱咐饮食：“少盐，少油，少劳累。”可他往往一笑置之，仍拄着小铲子在土里忙活。那片属于自家的小菜园，是他对“重新活一次”的最好证明。

就这样撑到了1967年春。四月底，别人见他蹬着旧自行车在东单菜市场排队买油盐，还能闲聊北京的天气。没人想到，仅隔十几天，他就会在病床前迎来命运的最后一幕。那天夜里，呼吸机刚装上，他突然睁大右眼，像要看清什么。“我还想把书写完，别让我走。”话音未落，手指却已失了力道。李淑贤紧握着他的掌心，泪水止不住往下掉。医生抢救，药剂、注射、按压，一切都照流程进行，只是病灶已悄然扩散。

半小时后，监测仪停止了波动。左眼安静阖上，右眼却微张着，灯影里折射出一点亮光，仿佛仍在追索那只没有亲手完成的稿件，也像在打量他尚未彻底告别的世界。旁人轻轻抚上眼睑，它却在指尖下微颤良久，才勉强合拢。

消息传出，社会反应平静。北京街头的报纸售卖亭在角落里贴了一张讣告，人们匆匆瞥一眼，继续赶路。二十世纪中国的巨大车轮早已滚滚向前，末代皇帝的离去，并未掀起波澜。可院墙内那一畦菜地里，依旧留下了他拄着小铲、弯腰除草的脚印，连同那本停在“未完待续”的手稿，一并见证了权力巅峰到平凡日常的漫长滑坡。

那只来不及合上的眼睛，像一页未翻尽的史书，提醒后人：时代易帜之际，没有人能躲在权杖后面全身而退；也没有人能在新秩序里轻松归位。溥仪的生死，为风起云涌的二十世纪中国，划下一笔冷静而复杂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