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儿子家一周，亲家的一番话，让我做了个决定：余生只好好爱自己

楔子

我叫周秀兰，今年五十六岁，住在湖南西部一个叫青坪镇的小地方。镇子不大，从东头走到西头也就两根烟的功夫，街上卖啥的都有，菜市场旁边那棵老槐树据说比我爷爷年纪还大。我这辈子没啥大出息，在镇上供销社当了三十年营业员，退休金一个月两千八，老伴赵德厚比我大两岁，以前在粮管所上班，退休金比我多几百块。我们两个加起来一个月不到五千块钱，在这小镇上日子倒也过得去，不富裕，但也不至于饿肚子。

说起来我这人没啥爱好，不会打牌不会跳舞，连广场舞都不去掺和，怕人家笑我胳膊腿儿硬得像棍子。年轻时候爱看书，后来眼睛花了就看得少了。唯一的念想就是儿子赵明远，哦对，还有儿媳妇何莉莉，以及我那宝贝孙子赵小宝。这人上了年纪啊，就像向日葵似的，心总朝着儿女的方向转。我总跟老姐妹们说，我这一辈子没啥遗憾的，儿子有出息，在省城买了房，娶了媳妇，生了儿子，我这当妈的就算现在闭眼也能瞑目了。

可是人啊，不能太把自己当回事儿。你以为是根葱，人家拿你蘸酱都嫌辣。这话我说得刻薄了点，但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

今天我要讲的这个故事，说到底就是两个字——敲醒。就像大冬天有人往你头上浇了一盆凉水，冷得你直哆嗦，可也让你一下子清醒了。事情要从去年秋天说起，那时候我还没经历这些，还是那个把儿子孙子当成全世界的周秀兰。

一

那是个礼拜五的傍晚，我正蹲在院子里拔萝卜，手机响了。一看是儿子赵明远打来的，我这心里就美滋滋的，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才接起来。

“妈，国庆节您有空不？来省城住几天呗。”电话那头儿子声音透着疲惫，但语气还算热络，“小宝老念叨奶奶呢，说想吃您包的饺子了。”

这话听得我眼泪差点掉下来。孙子小宝今年五岁半，上幼儿园大班，我记得上次见他还是五月份他过生日的时候，坐了四个小时大巴赶过去，给孩子带了一双我亲手织的毛线鞋，还有一大袋子镇上买的好吃的。结果待了两天，儿媳妇何莉莉脸色就没晴过，嫌我话多，嫌我带的东西不干净，嫌我在客厅看电视声音大。我憋着一肚子委屈回来了，跟老伴发了好几天牢骚，发完又后悔，想着人家年轻人有自己的生活习惯，我一个老太婆去了确实碍事。

“去几天啊？”我小心翼翼地问，生怕自己太热情又惹人烦。

“住一个星期吧，国庆放七天假，正好。”儿子说，“莉莉也说了，让您来多陪陪小宝。”

我心里咯噔一下，儿媳妇主动让我去？这事儿听着怎么有点不对劲。可架不住想孩子啊，挂了电话我就开始收拾东西。老伴赵德厚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头都没抬，说了句：“又要去当老妈子了？”

这话把我气得够呛，我瞪他一眼：“什么叫当老妈子？那是去看我孙子！”

“看孙子是看孙子，别又像上次似的，去了啥活都揽，回来还跟受了气的小媳妇似的。”老伴这么多年说话就这德行，直来直去，也不管你爱不爱听。

我没搭理他，心里盘算着带点啥去省城。萝卜肯定要带的，自家种的没打药，城里买不到的甜。还有土鸡蛋，攒了一个多月了，攒了两百多个，得挑个四五十个好的带去。对了，镇上老李家的腊肉也是一绝，给亲家也带一条，虽说这两年走动少了，但礼多人不怪嘛。

就这么东想西想的，我一晚上没睡踏实。第二天一早天没亮就起来了，把萝卜洗得干干净净，装在蛇皮袋里；鸡蛋一个一个用报纸包好，码在塑料桶里；腊肉用塑料袋裹了三层，生怕漏油在人家新冰箱上。收拾完一看，好家伙，大包小包五六个，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要搬家呢。

老伴帮我拎到汽车站，嘴里叨叨着：“少说两句，别讨人嫌；手脚勤快点，但也别啥都大包大揽；带孩子的事听年轻人的，别老拿你那老一套说事……”

“知道了知道了，”我不耐烦地摆手，“你咋比我妈还啰嗦。”

大巴车颠簸了四个多小时，我在车上睡了一觉又一觉，做了好几个乱七八糟的梦。梦见了啥现在也记不清了，反正醒来的时候心里空落落的，像丢了东西似的。

到省城汽车东站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两点多了，儿子说要来接我，我说不用不用，你上班忙，我自己打车过去。其实我是心疼那几十块钱打车费，可嘴上不能这么说，显得小家子气。我硬是扛着大包小包坐了四十分钟公交车，在小区门口下了车，累得腰都直不起来。

抬头看眼前的这个小区，每次来都觉得眼晕。二十多层的高楼一排一排的，跟水泥森林似的，我永远分不清哪栋是哪栋。掏出手机给儿子打电话，响了七八声没人接，又打了两次，还是没人接。我心想可能是在开会，就又打给儿媳妇何莉莉。

“喂，妈。”何莉莉的声音不冷不热的，“您到了？明远不是去接您了吗？”

“他说要来的，我没让，”我说，“我现在在小区门口，你们住几号楼来着？我忘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两秒钟，说：“三号楼二单元，1803，门禁密码是123456。”

挂了电话，我拎着东西往里走。三号楼倒是好找，门口有保安，我跟他打了招呼，保安看我一眼，大概觉得我这乡下老太婆穿得寒酸，眼神里透着一股说不清道不明的打量。我假装没看见，按了密码进了单元门。电梯倒是快，一下子到了十八楼，我站在1803门口，深吸一口气，按了门铃。

开门的不是儿媳妇，是亲家母。

说实话，看到亲家母张兰英的那一刻，我愣了一下。上一次见她还是两年前小宝周岁的时候，那时候她跟我差不多，也是县城退休的，穿着打扮普普通通。可这次一看，简直换了个人似的——烫了一头卷发，染得乌黑发亮，穿着一件枣红色的真丝连衣裙，脖子上挂着一条金项链，耳朵上戴着金耳环，手上还套了个翡翠镯子，整个人珠光宝气的，站在门口像棵圣诞树。

“哎呀，亲家母来了，快进来快进来。”张兰英倒是挺热情，伸手帮我接东西，“你看你这大老远的，还带这么多东西干啥？城里啥都有卖的。”

话是这么说，可她那语气我听着有点不对味儿，像是我带的东西上不了台面似的。我笑笑说：“自家种的萝卜，没打农药，城里买不到的。”

进门换鞋的时候，儿媳妇何莉莉从卧室出来了。她穿着一身家居服，头发随便扎了个丸子头，脸上敷着面膜，跟我打了声招呼就转身回屋了。我这心里又是一沉，可转念一想，人家年轻媳妇不爱跟婆婆打交道也正常，我不往心里去。

把东西都搬进来，我这才有空打量这房子。房子是两年前买的，三室两厅，一百二十多个平，说是首付六十多万，儿子儿媳攒了十来万，剩下五十万是亲家两口子掏的。这事儿我知道，当初心里多少有点不舒服，可咱家确实拿不出那么多钱，老伴退休金就那么点，我一辈子攒了也就十来万，全给了儿子，连个水花都没溅起来。亲家公何建国以前在县里当个小领导，张兰英在银行上班，退休金比我多一倍不止，人家拿得出这个钱，我也没啥好说的，就是觉得对不起儿子，没给他攒下家底。

客厅里电视开着，放的是个什么综艺节目，笑声哗哗的。小宝不在家，说是送去上什么乐高课了，五点半才下课。我一听这话就心疼，五岁的孩子，礼拜六还要上课，现在的孩子也真是遭罪。可这话我不敢说，说了儿媳妇准不高兴，上次我就因为说了一句“孩子这么小别给太大压力”，何莉莉当场就甩了脸子，说我不懂现在的教育竞争。

亲家母张兰英端了杯茶给我，坐在我对面开始闲扯。先是问了问我们镇上谁谁谁还有没有联系，又问老街那家米粉店还在不在，又问我们小区那个谁家的女儿是不是嫁到了隔壁县。我都一一答了，心里却觉得奇怪，这些话题以前她从来不关心的，今天怎么突然问起来了？

正说着，门锁响了，儿子赵明远推门进来了。他看见我坐在沙发上，脸上露出一丝笑，叫了声“妈”，然后就往厨房走，打开冰箱找水喝。我看着他的背影，觉得比上次见他又瘦了些，头发也稀了，才三十二岁的人，看着像三十五往上。我这心里头一阵酸，想说句“你咋又瘦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怕说得多了儿媳妇嫌烦。

“明远，你们国庆有啥安排不？”我找话问他。

儿子拧开矿泉水瓶喝了一口，说：“没啥特别的，就在家待着，莉莉说想出去转转，还没定。”

“想去哪转啊？”我问。

儿媳妇何莉莉这会儿从卧室出来了，面膜已经摘了，脸上油光光的，她说：“我想去三亚，小宝一直想玩沙子，可机票住宿算下来要一万多，算了算了。”

一万多确实不便宜，我听着也觉得肉疼，可又不好意思说啥。亲家母张兰英接过话头说：“去啥三亚啊，人多不说还贵，不如在家休息几天。”

我一听这话，心里还觉得亲家母挺会过日子的，结果她下一句就是：“等明年开春了去国外玩，我有个姐妹上个月刚从日本回来，说那边干净得不得了，空气都是甜的。”

空气都是甜的？这话把我噎得说不出话来。我这辈子出过最远的门就是省城，连省都没出过，更别说日本了。我低头喝茶，不说话，心里有个声音在说：周秀兰啊周秀兰，你在这坐着干什么呢？人家说的那些东西你接不上话，人家过的日子你过不起，你就是一个乡下老太婆，哪凉快哪待着去吧。

这时候小宝被送回来了，门一开他就冲进来，看见我就扑过来喊“奶奶”，小手搂着我的脖子，脸贴在我脸上，一股奶香味儿钻进鼻子里。我这眼泪就控制不住了，抱着他亲了好几口，心都化了。

“奶奶，你给我带好吃的了吗？”小宝抬起头问我，两个大眼睛亮晶晶的。

“带了带了，奶奶给你带了萝卜，还有土鸡蛋，还有腊肉……”

小宝嘴一撇：“我不想吃萝卜，我想吃薯片。”

儿媳妇在旁边说：“小宝，不许没礼貌，奶奶大老远给你带的东西，你得谢谢奶奶。”

小宝敷衍地说了声“谢谢奶奶”，然后就跑去茶几底下翻出一袋薯片，拆开就开始吃。我看着那袋薯片，包装花花绿绿的，写着什么“烧烤味”，心想这孩子怎么爱吃这玩意儿，可嘴上啥也没说。

到了晚上，我主动去厨房做饭。儿媳妇说家里菜不多，让儿子下去买点，我说不用不用，有啥吃啥。打开冰箱一看，好家伙，冰箱里塞得满满当当的，可净是什么半成品菜、速冻水饺、外卖剩的盒饭，青菜就几根蔫了的芹菜和半个发黄的西蓝花。我心里叹气，这年轻人过日子啊，真是不会过。

翻出我带来的萝卜，洗了切了，和腊肉一起炖了一锅。又打了几个鸡蛋，炒了个番茄鸡蛋。冰箱里还有一盒豆腐，拿出来做了个麻婆豆腐。三菜一汤，简简单单的。

菜端上桌的时候，亲家母张兰英看了一眼，说了句：“呦，萝卜炖腊肉，有年头没吃过这个了。”语气听着像是怀念，又像是觉得不上台面。我也分不清，就笑笑说：“家常菜，随便吃吃。”

小宝死活不肯吃萝卜，说萝卜臭。儿媳妇何莉莉也没怎么吃，扒了几口饭就说饱了，坐到沙发上刷手机去了。只有儿子赵明远吃了两碗饭，把那碗萝卜炖腊肉吃得干干净净。我看着他吃，心里又酸又暖，到底是自己养大的，吃惯了我做的饭。

吃完饭我主动收拾碗筷，儿媳妇拦了一下，我没让。洗碗的时候听到客厅里传来笑声，是他们一家子在看电视，小宝趴在姥姥腿上咯咯笑。我站在厨房里，手里拿着洗碗布，看着窗外的万家灯火，忽然觉得自己像个外人。这本该是我儿子的家，可我怎么觉得自己就是来做客的，而且还是那种不太受欢迎的客人。

收拾完厨房出来，儿子在沙发上给我铺了床被子，说妈你晚上睡沙发吧，小宝那屋太小，主卧您睡不惯。我说行，睡沙发就行，挺好的。

躺在沙发上的时候，老伴打来电话，问我到了没，安顿好没。我说到了，一切都好。老伴“嗯”了一声，说那你自己注意身体，别累着。然后就没话了。结婚三十多年，他跟我说话从来就是这么几句，我已经习惯了。挂了电话，我把被子蒙在脸上，不知道为啥，眼泪就流了下来。可能是想家了，可能是觉得委屈，也可能只是老了，容易矫情。

我想起二十多年前，赵明远刚出生的时候，我抱着他坐在院子里晒太阳，看着他红扑扑的小脸，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妈这辈子没啥本事，但有你就够了，妈把所有的爱都给你，你长大了有出息了，妈就享福了。

现在他长大了，有出息了，在省城买了房娶了媳妇生了儿子。可我这心里，怎么反倒觉得空落落的了？

二

来儿子家的头两天，我把日子过得跟保姆似的。

每天早上六点不到就醒了，轻手轻脚地从沙发上爬起来，生怕吵醒他们。去厨房把粥熬上，再下楼去小区门口买油条豆浆。回来的时候他们还没起，我就把地板拖一遍，把昨晚换下来的衣服搓了，能机洗的扔洗衣机，不能机洗的我手洗。

亲家母张兰英也住这儿，睡在小宝房里的小床上。这事儿我后来才知道，原来张兰英从今年三月就搬到女儿女婿家住了，说是帮忙带小宝，顺便也享受一下城市生活，亲家公何建国一个人在县城待着，隔三差五过来看一趟。

头两天张兰英对我还算客气，见了我“亲家母长亲家母短”的，时不时还跟我聊几句家常。可到了第三天，情况就慢慢变了。

那天上午，我做了一件蠢事。小宝的幼儿园留了手工作业，要用树叶贴一幅画。我看外面秋叶落了满地，就自告奋勇带小宝下楼捡叶子。小宝很高兴，在小区里跑来跑去，捡了一大袋子银杏叶、枫叶和不知道什么树的小圆叶子。回来以后我帮他用胶水往纸上贴，贴了一幅很简单的小房子和太阳。小宝很开心，拿去给妈妈看。

儿媳妇何莉莉看了一眼，皱了皱眉，没说话。倒是张兰英凑过来，端详了一下，笑了一声说：“亲家母这手工，让我想起当年我们小时候在乡下玩泥巴，也是这么朴实。”

这话听着是玩笑，可那声“朴实”砸在我心上，比骂我还难受。我想反驳两句，可嘴笨，半天憋出一句：“孩子嘛，开心就好。”

“开心是开心，”张兰英说，“可现在幼儿园的手工作业是要评比的，贴得太简单了，孩子脸上也挂不住。莉莉，你不是说有个家长群吗？上次听你说哪个家长做的那个立交桥，多精致啊，那个才叫手工作业呢。”

何莉莉“嗯”了一声，从手机上翻出几张照片给我看，什么立交桥、火箭模型、恐龙骨架，全是用卡纸、塑料瓶、雪糕棍做出来的，精巧得不像话。我看了半天，心里不是滋味，嘴上还得说：“是挺好看的。”

后来何莉莉重新帮小宝做了一幅画，用了彩纸、亮片和不干胶，做了个什么海底世界，鲸鱼是会张嘴的，章鱼的触角是立体的。小宝很高兴，把那幅画捧在手里看了又看，把我做的那幅随手扔在了茶几上。我把那幅贴画收了起来，叠好，放进了随身带的手提包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留着它，一张破纸而已。可能是觉得，那是我和孙子一起做的唯一一样东西吧。

第四天的时候出了件大事。

那天下午大家都在客厅待着，小宝在搭积木，我坐在旁边看着他。张兰英接了个电话，接完以后脸色不太好，跟何莉莉耳语了几句。何莉莉的脸也沉了下来，小声说：“他们怎么又来了？”

我竖起耳朵偷听，大概听出个眉目来。原来是亲家公何建国在县城那边有个什么事，好像是跟邻居因为宅基地起了纠纷，对方找了人来闹，何建国气得血压都高了，说要找律师打官司。

张兰英挂了电话，叹了口气说：“你说你爸这个人，一辈子就是个老实头，被人欺负到头上了都不敢吭声。这事要依我，早就找县里领导去反映了，他非要自己扛着，扛又扛不住，到头来还不是得我来想办法。”

何莉莉说：“妈，你也别太着急了，实在不行我请几天假回去看看。”

“算了算了，你回去顶什么事？”张兰英摆摆手，“我自己回去一趟，明天就走。”

我在旁边听着，插不上嘴，也不好意思插嘴。

大概是看出我在那儿坐着尴尬，张兰英转头跟我说：“亲家母，老何那边出了点事，我得回去处理一下。这几天辛苦你了，帮我多照看照看小宝。”

我赶忙说：“应该的应该的，你别操心家里的事，好好处理那边的事情。”

张兰英笑了笑，那笑容里有我看不懂的东西。后来我才想明白，那笑容里有优越感，有施舍感，还有一种“这个家暂时交给你了，但不是因为你配得上，而是因为我没空搭理”的意思。当然那会儿我没想这么多，我就是个老实人，人家说什么我都当真。

第五天，半夜三点多，我在沙发上被一阵孩子的哭声惊醒了。是小宝，不知道做了噩梦还是哪里不舒服，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赶紧爬起来，披了件外套就进了小宝的房间。

小宝哭得满脸通红，伸手要我抱。我把他抱在怀里，学着以前哄他小时候的样子，轻轻拍着他的背，嘴里哼着老掉牙的摇篮曲。张兰英已经走了，大床上就小宝一个人，小床上空荡荡的，大概孩子一个人害怕才哭的。

我正准备把小宝抱到沙发上跟我一起睡，何莉莉推门进来了。她应该是被哭声吵醒的，头发乱糟糟的，脸色很不好看，语气也不太好：“妈，您别抱他，让他自己哭一会儿就好，养成了抱的习惯以后更难带。”

我说：“孩子都哭成这样了，抱一下怎么了？你小时候不也是我抱大的？”

这话说出口我就后悔了。何莉莉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她咬着嘴唇没说话，转身出去了。过了几分钟，儿子赵明远披着衣服过来了，把小宝从我怀里接过去说：“妈，我来吧，您去睡。”

我看儿子的脸色也不好看，心想是不是我刚才说话又惹儿媳妇不高兴了。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默默回到沙发上躺下。躺了好久都没睡着，耳朵竖着听那边的动静，听到何莉莉压着嗓子说了句什么，儿子回了句“我明天说她”，然后就没声了。

第二天早上我起得更早了，熬了一大锅粥，蒸了馒头，又炒了两个菜。儿子出来的时候我偷偷观察他的表情，他没什么特别的反应，跟我打了个招呼就坐下了。何莉莉出来的时候脸色还是淡淡的，没跟我说话，拿了个馒头就回卧室了。

我端着粥站在厨房门口，不知道该不该叫她出来吃饭。最后还是儿子说了一句“莉莉，出来吃早饭”，何莉莉才端着碗出来，盛的还是粥，一口没喝，撕了点馒头塞嘴里，嚼了两口就说饱了。

那一天我过得格外小心翼翼，说话做事都掂量了再掂量。小宝在客厅里跑来跑去，撞倒了茶几上的水杯，水洒了一地。我赶紧拿抹布去擦，何莉莉也在旁边擦，两个人差点撞到一起。我说“我来我来”，她说“不用不用”，两个人手忙脚乱的，场面说不出的尴尬。

到那天晚上，事情有了转机，或者更准确地说，有了让我彻底清醒的契机。

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何莉莉接到了一个电话，打完电话以后突然变得很高兴，跟我说话的语气都柔和了三分。我跟儿子打听才知道，原来是何莉莉的单位要评职称了，她这次很有希望评上中级职称，评上了每个月能多几百块钱工资。

儿子说这事的时候脸上带着笑，我也跟着高兴，还主动跟何莉莉说了一句：“莉莉，你要是忙不过来，家里的事我来做。”

何莉莉难得地冲我笑了笑，说：“谢谢妈。”

就这么几个字，把我之前受的所有委屈都给冲散了。我在心里骂自己：你看，人家姑娘也不是故意对你不好，就是年轻人压力大，脾气急，你一个长辈跟晚辈计较什么？

那天晚上我睡得特别踏实，还做了个梦，梦到小宝长大了，考上了大学，牵着我的手在校园里走，说“奶奶，我终于有出息了”。梦里我笑得合不拢嘴，醒来的时候嘴角还带着笑。

可这个美梦，在第六天被彻底打碎了。

三

那天是国庆假期倒数第二天，天气突然变了，从早上的大太阳变成了阴沉沉的天，到了中午开始下起毛毛雨。秋风一吹，雨丝斜着打在窗户上，屋里光线暗得跟傍晚似的。

我在阳台上收衣服，听到客厅里何莉莉在跟人讲电话。声音时大时小的，我没太在意，后来突然听到她提了“你妈”两个字，不由得竖起了耳朵。

“你妈来了这几天，我真是够够的了，你说她能不能别再插手小宝的事了？昨天小宝不吃萝卜，她就非逼着孩子吃，孩子都哭了，她还在那儿说多吃萝卜身体好。我跟她说了多少遍，现在的育儿理念不一样了，不能强迫孩子吃东西，她就是不听。”

电话那头不知道说什么，何莉莉又说：“你也别总向着你妈，什么‘她年纪大了别跟她计较’，这话我听了多少遍了？她年纪大了就有理了？我跟你说，我妈在这儿的时候啥样你也看到了，人家懂分寸，知道什么时候该管什么时候不该管。你妈倒好，什么都想插一手，来了才几天啊，我头发都愁掉了一大把。”

这话是跟谁说的？跟儿子赵明远说的。她是在打电话投诉我，而且投诉对象就是我儿子。我抱着那堆衣服站在阳台上，腿像灌了铅一样迈不动，手心全是汗。

我不是不知道自己讨人嫌，可亲耳听到儿媳妇在背后这样跟儿子数落自己，那个滋味还是像刀子剜心一样疼。我想冲进去跟她理论几句，问她我哪件事做错了，哪句话说得不对，可她说的那些话，我又觉得确实是有道理的。萝卜那件事，我是逼着小宝吃了一口，小宝确实哭了，我当时没觉得有什么不对，现在想想，可能是不太好。可我也是为了孩子好啊，萝卜有营养，孩子不爱吃蔬菜怎么行？

我就这么抱着衣服站在阳台上，站了好久，直到胳膊酸了才回过神来。我把衣服叠好放进柜子里，然后去厨房准备做午饭。手在抖，切菜的时候差点切到手指头。

中午儿子回来了，带了一份凉拌牛肉，说是楼下新开的卤味店搞活动买的。吃饭的时候气氛有点怪，何莉莉跟儿子有说有笑的，可那笑不是对着我。我也假装什么都不知道，低头吃饭，吃完了主动收拾桌子。

下午两点多，门铃响了，是亲家母张兰英回来了。

她一进门我就发现不一样了，手里拎着好几个购物袋，全都是大商场的logo。张兰英这件换了一身新衣服，一件藏蓝色的羊绒大衣，看着就贵的不得了，脚上穿着一双黑色的短靴，鞋跟不高不矮的，走起路来哒哒响。

“哎呀亲家母，你可算回来了，那边的事处理好了？”我赶紧迎上去，接过她手里的购物袋。

张兰英脸上带着笑，但那笑看起来不太自然，她摘了脖子上的围巾说：“别提了，宅基地那事还得折腾一阵子，我先回来歇两天再想办法。回来的时候顺道去了趟商场，正好赶上换季打折，给他们娘俩买了几件衣服，也不贵，打完折才两千多。”

两千多还不贵？我心里头颤了一下，这钱够我们老两口吃一个月的饭了。但我嘴上没说啥，帮她把购物袋放到沙发上。

何莉莉看到亲妈回来了，明显高兴了很多，母女俩坐在沙发上拆购物袋，一件一件拿出来比划。张兰英给何莉莉买了件羽绒服，浅粉色的，说这个是某某牌子，原价一千八，折后九百八。又给小宝买了双运动鞋，说小孩子运动量大，得穿好鞋子，这鞋打完折三百六。还有一条围巾是给她自己买的，说是羊绒的，原价两千多，打完折一千二百五。

我看着那些东西，不知道怎么想的，突然冒出一句：“这围巾摸着是挺软的，羊绒的吧？我以前在供销社卖过羊绒衫，好点的羊绒是要这个价。”

说这话的时候我还在笑呢，可张兰英的反应让我愣住了。她看了我一眼，嘴角微微抽了一下，那种表情怎么说呢，就像是你在大街上看到一个疯子自言自语，你不想理他，但又不好意思不理，就给他一个敷衍的笑。

她没接我的话，转头跟何莉莉说：“莉莉，这几件衣服的钱你记得转给你爸，是他让我帮忙买的，说算他给外孙的生日礼物。”

何莉莉笑着说了句“爸也太客气了”，然后拿出手机扫了张兰英手机上的什么二维码，大概是转账了。

我站在旁边，手里还拿着那条羊绒围巾，摸也不是放也不是，尴尬得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过了几秒钟我才反应过来，赶紧把围巾放下，说“我去收晾在外面的拖把”，转身逃进了阳台。

雨还在下，比上午大了些。我站在阳台上，看着楼下的行人撑着伞匆匆走过，雨水顺着阳台的栏杆往下淌。我伸出手去接雨水，凉凉的，跟我现在的心一样。

那天晚上的事，说起来其实不大，但它就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让我这个年过半百的老太婆彻底想通了。

晚上小宝要看动画片，何莉莉说只能看二十分钟，小宝不干，在沙发上打滚耍赖。张兰英在厨房里忙活，我在客厅旁边的小板凳上剥毛豆，准备第二天的菜。

小宝滚着滚着滚到了我脚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我顺手把他抱起来，轻声哄他说：“乖宝不哭了，奶奶抱，等会儿奶奶给你讲故事。”

就这么一句话，惹了大祸。

张兰英从厨房探出头来，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刀子似的。她没跟我说话，而是冲何莉莉使了个眼色，何莉莉立刻站起来，走过来把小宝从我怀里抱走了，嘴里说：“妈，我跟您说多少遍了，孩子哭的时候不要马上抱，得先跟他讲道理，让他学会用语言表达情绪，而不是用哭来要挟大人。您老是这么惯着他，以后更难管教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我看不得孩子哭”，话没出口呢，张兰英就接了一句：“亲家母啊，我知道你是好心，可现在的孩子跟以前不一样了。你们那个年代啊，把孩子拉扯大就不容易了，可现在不光要拉扯大，还要教育好。我们莉莉好歹也是大学生，学的就是教育心理学，带孩子这一块儿，您真得听她的。”

这话说得客客气气的，可每个字都像在我脸上扇巴掌。你们那个年代，我们那个年代怎么了？我们那个年代养出来的孩子就不如你们现在的大学生了？我把赵明远养那么大，没缺胳膊没少腿的，堂堂正正大学毕业，在省城买房安家，难道我没把他教育好？

这些话全堵在嗓子眼里，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因为我嘴笨，不会吵架，不会理论，别人一说我就觉得好像真是我错了。

我低头继续剥毛豆，手指头都是绿的，指甲缝里全是泥。我盯着自己的手，那双手粗大、干裂、布满老茧，和张兰英那双白嫩嫩的手比起来，简直不像是一个物种的手。这双手种过地、洗过衣服、搬过砖、给别人家当过保姆，用三十年的辛劳把儿子供到大学毕业。可这些付出，在这些精致的人眼里，大概就跟这毛豆一样，是上不了台面的东西吧。

晚上躺在床上，不，躺在沙发上，盖着那条薄薄的被子，我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像放电影似的，把过去这几十年过了一遍。

二十三岁嫁到赵家，婆婆是个厉害角色，三天两头数落我不会过日子。我忍着，熬着，想着等分家就好了。分家以后日子更苦了，赵德厚那人你也别指望他多体贴，男人嘛，觉得管你吃管你喝就是天大的恩情了。怀明远的时候我还在田里插秧，肚子大到弯不下腰，就用一个凳子撑着。生他的那天早上还在洗衣服，疼得蹲在地上起不来，邻居见了才帮忙叫了三轮车送到卫生院。

明远从小争气，学习成绩好，从镇上考到县一中，又从县一中考到省城的大学。那些年我啥活都干过，白天在供销社站柜台，晚上去饭店洗碗，周末去工地搬砖，一双手磨得全是血泡，回来还得给儿子做饭洗衣裳。有一次我发高烧到四十度，实在起不来了，赵明远放学回来看到我躺在床上，哭了，说“妈我不上学了，我去打工养你”。我扇了他一巴掌，打得自己心都疼，我对他说：“你要是不上学，妈这辈子受的苦就白受了，你要是真想让妈享福，就好好读书，将来有出息了，妈就高兴了。”

他哭着点头，从此没再说过不上学的话。

现在他有出息了，我享福了吗？我不知道。但我总觉得，福不是这么享的。天天看人脸色，处处小心翼翼，连抱一下亲孙子都要被说三道四，这福我享不起啊。

想到这里我又想到老伴，想到他来之前跟我说“少说两句，别讨人嫌”，想到他这些年虽然不会说好听的，可也从没嫌弃过我。家里的活我干得少了身体不舒服了，他虽然嘴上叨叨，可该做的都默默做了。去年我腰疼得走不了路，他陪我去县医院，挂号排队取药全是他的事，回来还学会了给我熬中药，虽然药熬糊了好几次。

人呐，总是在外面的世界受了委屈，才想起家里人的好。

胡思乱想到半夜，总算是迷迷糊糊睡着了。迷迷糊糊中听到有人在小声说话，我以为是在做梦，翻了身继续睡。后来声音大了一些，我听清了，是何莉莉和张兰英在说话，声音从主卧的门缝里传出来，断断续续的。

“她就是不想走……我看得出来……”这是张兰英的声音。

“我跟明远说了……让她过了国庆就回去……也不好直接开口说……”何莉莉的声音压得很低。

“你不好意思说，我来说……大过节的……我也不想把关系搞僵……但总这么住着也不是个事……”

“妈你别急，明远说他去说……反正也就剩一天了……”

“我跟你说莉莉，这房子当初是我们出的首付，你可得把住了，别让你婆婆觉得这是她儿子的房子就可以赖着不走……”

“知道了知道了，妈你先睡吧……”

声音渐渐小了，没了。我睁着眼睛躺在黑暗里，一动不能动，像是被人点了穴一样。客厅里的钟在滴答滴答地走，每一声都像在我心上敲一下。

我赖着不走？我才来第六天，是你女儿女婿打电话请我来的！我带了一堆东西大老远跑来，每天起早贪黑洗衣做饭带孩子，到头来变成我赖着不走了？这房子是你们出的首付，我就该低人一等，连来做客的资格都没有了吗？

我想哭，可眼睛干干的，一滴泪都挤不出来。胸口像压了一块大石头，喘不过气来。我想坐起来，想去敲主卧的门，想问问她们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可我又想，问了又能怎样呢？她们说的话哪一句不是事实？我没出钱买房子，我没文化没见识不懂育儿理念，我就是个乡下来的穷老太婆，在人家眼里就是多余的，就是赖着不走的。

那一夜是我这辈子最难熬的一夜。从凌晨一点多到天亮，我就那么躺着，把过去五十六年的人生从头到尾想了一遍。想我那个重男轻女的爹，想我那个十三岁就辍学去砖瓦厂搬砖的少女时代，想我那个跟赵德厚相亲见了一次面就定下来的婚姻，想我那个为了儿子牺牲一切却从不觉得辛苦的青春岁月，想我现在这个寄人篱下看人脸色的晚年光景。

我这一辈子，好像从来没有为自己活过一天。

小的时候为爹娘活，帮家里带弟弟妹妹，干农活做家务，爹说啥就是啥，连上学的权利都没有。嫁了人为丈夫活，赵德厚在外面受了气回来往我身上撒，我不吭声，觉得男人养家不容易，我得忍着。生了孩子为孩子活，把所有的钱都攒下来给儿子上学，儿子结婚把积蓄全掏出来，儿子买房恨不能把棺材本都贴进去。

可到头来，我在儿子家里连个客房都没有，只能睡沙发。在儿媳妇眼里我是个讨人嫌的老太婆，在亲家母眼里我是个赖着不走的穷亲戚。我这一辈子付出了一切，换来了什么？换来了在别人家的沙发上，听着别人商量怎么把我赶走。

窗外天快亮的时候，我做了一个决定。

这个决定做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可不知为什么，心里那块压了一整夜的石头，好像轻了那么一点点。

四

天亮以后，我该干啥还是干啥，熬粥、拖地、洗衣服，一样没落下。但我心里已经打定了主意，只是不想在走之前再把事情闹僵。儿子还要在这个家里过日子，我不能因为我的一时冲动，让他以后在媳妇和丈母娘面前抬不起头。

九点多钟，儿子从卧室出来了，头发乱着，眼睛还有点肿，一看就是没睡好。他坐在餐桌前喝粥，喝了两口，欲言又止地看了我好几眼。我知道他要说什么，无非就是让我今天回去之类的话。

果然，他放下碗，搓了搓手，说：“妈，明天假期就结束了，您看您是今天回去还是明天回去？我帮您买票。”

这话说得够客气了，可客气得让人心寒。我是他妈，来他家住了六天，他问我“您看您是今天回去还是明天回去”，像问一个不太熟的亲戚一样。

“今天回吧，”我说，语气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意外，“票我自己买，不用你操心。”

儿子愣了一下，可能是没想到我答应得这么痛快，他含糊地说：“那我帮您买，您把身份证给我。”

“不用，”我说，“我坐大巴就行，到了镇上你爸来接我。”

儿子低下头继续喝粥，没再说什么。亲家母张兰英从厨房端着一盘切好的水果出来，听到我们的对话，脸上露出一丝满意的神情。她把果盘放在茶几上，招呼小宝过来吃，嘴里说：“亲家母这么快就走啊，不多住两天了？我还说等天气好了咱们一起去逛公园呢。”

我冲她笑了笑，没接话。逛公园？这客套话说得真是滴水不漏。

不是我不想跟她理论，是我突然觉得没必要了。跟一个看不起你的人争论，你就算赢了，也不过是让她更加看不起你而已。我没那个精力和时间。

我本来打算上午就走，可转念一想，既然要走了，有些事该做还是得做完。冰箱里的萝卜还剩几根，我拿出来切了，腌成酸萝卜，装在玻璃罐子里搁在冰箱冷藏室，吃面条的时候配着吃好。小宝的脏衣服收了一筐，我怕何莉莉忘了洗，提前都搓了一遍扔进洗衣机。客厅的窗帘我取下来洗了，窗帘杆也擦了灰。厨房的油烟机滤网拆下来洗得干干净净，连灶台下面的柜子我都收拾整齐了。

我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亲家母张兰英在客厅看电视，何莉莉在卧室里不知道干什么，儿子赵明远去加班了。小宝蹲在茶几前玩拼图，时不时喊一声“奶奶你看”。我就从厨房探出头来，夸他一句“小宝真棒”。

就这样忙活到中午，我做了一桌菜，比哪一天都丰盛。红烧肉、萝卜炖排骨、清炒西蓝花、番茄炒蛋，还有一大碗紫菜蛋花汤。我把菜端上桌的时候，张兰英看了一眼说：“哎呀，做这么多菜，吃得完吗？”

我说：“吃不完剩着呗，晚上热热吃。”

何莉莉从卧室出来了，看到满桌子的菜，表情有点复杂。她拿起筷子夹了块排骨，咬了一口，没说话。

我给自己盛了碗饭，坐下跟他们一起吃。吃到一半的时候，我开口了。

“莉莉，这几天辛苦你了，”我说，“我来这儿给你们添了不少麻烦。”

何莉莉连忙说：“妈您别这么说，您来帮了我们大忙了。”

我笑了笑，这话要是昨天之前听到，我可能会感动得掉眼泪。可现在听在耳朵里，我只觉得客套。

“明远这孩子从小被我惯坏了，有啥做得不对的地方，你多担待。”我说，“过日子嘛，一个让一步，一个退一步，就过去了。”

何莉莉“嗯”了一声，没接茬。张兰英低头喝汤，也没说话。

我又说：“我下午走，东西都收拾好了。小宝明年上小学，你们多操点心，别光顾着工作，孩子的习惯要从小抓。”

说完这句，我低头扒饭，把剩下那几口吃完了，放下碗筷开始收拾。

何莉莉忽然站起来说：“妈，您别收了，我来吧。”

我说：“没事，马上就好。”

厨房收拾好以后，我回沙发上收拾自己的东西。其实也没什么好收拾的，就几件换洗衣服，一个手提包，还有那幅小宝用树叶贴的画，我一直压在枕头底下，怕弄丢了。

何莉莉走进来，手里拿着一个信封，递给我说：“妈，这点钱您拿着，路上买点东西吃。”

我看了一眼信封，厚厚一沓，怕是有一两千。我伸出去的手缩了回来，摇了摇头说：“不要，我有钱。”

“妈，您别客气，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何莉莉把信封塞到我手里。

我捏着那个信封，心里五味杂陈。这钱是感谢费还是打发费？是真心实意还是走个过场？我想不出答案，也不想去想。我把信封塞回给她，说：“妈不差这点钱，你留着给小宝买书看。”

何莉莉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到底没再说。

下午两点多，儿子赵明远回来了，说送我去车站。我说不用，我自己打车。儿子说送送吧，不差这一会儿。我看了看亲家母张兰英，她正跟小宝在阳台上指指点点地说着什么，没有往这边看。

我背上包，穿好鞋，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小宝从阳台上跑过来，抱着我的腿说：“奶奶你别走，你再陪我玩一会儿。”

弯下腰亲了亲他的额头，说：“奶奶要回去了，下次再来看你。小宝要听妈妈的话，好好学习。”

小宝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然后又跑回去跟姥姥看什么去了。

电梯门关上的时候，我最后看了一眼那个家。玄关摆着何莉莉的高跟鞋和儿子的皮鞋，鞋柜上放着两串钥匙和一包没拆封的抽纸，墙上贴着小宝画的画，歪歪扭扭地画了一个大太阳。这一切看起来那么温馨，那么像一个家，可我站在门外的时候才意识到，这个家的温馨不属于我。

儿子开车送我去汽车站，一路上我们都没怎么说话。省城的秋雨绵绵的，打在挡风玻璃上，雨刷一下一下地刮着，发出刺耳的声响。

快到车站的时候，儿子忽然说：“妈，要不您再多住两天？国庆还有一天呢。”

我看了他一眼，他的脸朝着前方，看不到表情。我没接这个话，因为他跟我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挽留，只有愧疚。他觉得自己应该挽留我，所以说了这句话。可他心里巴不得我赶紧走，好让家里的气氛缓和下来。我不怨他，他夹在中间也不容易。

“明远，”我说，“妈只有一个要求。”

“您说。”

“以后对莉莉好一点，别让她受委屈。”我说完这句顿了一下，又补充道，“但也别太委屈了自己。”

儿子愣了一下，大概没听懂我的意思。我也没再解释，有些话点到为止就够了。

到了汽车站，我去窗口买票，儿子非要抢着付钱，我没让。四十五块钱的车票我还是掏得起的。检票的时候，儿子站在候车大厅的门口冲我摆手，我也冲他摆了摆手，然后扭头走进了检票口。

大巴车启动的时候，我靠窗坐着，看着省城的高楼大厦一点点往后退，最后消失在雨幕里。眼泪终于流了下来，无声无息的，顺着脸颊往下淌，我用手背擦了一把，咸咸的。

旁边座位上坐着个年轻姑娘，大概看到我在哭，犹豫了一下递过来一包纸巾。我接过来抽了一张，说“谢谢”，然后继续看窗外。

三个多小时后，大巴车到了青坪镇。雨比省城小了很多，毛毛雨，不打伞也行。我拎着那个手提包下了车，车站还是老样子，又小又破，候车室里几个等车的老人坐在水泥凳子上打盹。

出站口的地方，我看到了赵德厚。

他穿着一件军绿色的旧棉袄，胡子有两天没刮了，手里撑着一把黑色的长柄伞，整个人站在雨里，像一根生了锈的铁桩子。看到我出来，他把伞举过来，罩在我头顶上，嘟囔了一句：“回来了？”

就两个字，可我这眼泪又差点没忍住。

“回来了。”我说。

我们并肩往家走，他撑着伞，伞面有些地方破了，透出星星点点的光。我们走了好几分钟谁都没说话，最后是他先开口的，问了一句：“吃了没？”

“在县城吃过了，”我说，然后又补了一句，“其实也没吃啥。”

“那回家给你煮碗面。”

五

回到家那天晚上，我把从儿子家带回来的东西一样一样往外拿。给老伴买了件新衬衫，在省城的时候偷偷去超市买的，打折的，四十九块钱一件，深蓝色的，料子一般，但老伴穿衣服不挑。还有小宝那幅树叶贴画，我叠得整整齐齐地夹在一本书里，怕折了。

老伴看了一眼那件衬衫，说了句“又乱花钱”，但还是拿起来在身上比了比，嘴角微微翘了一下。然后他注意到那幅贴画，问我是什么。我说是小宝做的手工，树叶贴的，好看吧？老伴嗯了一声，说还行。

“还行”就是好的意思，我懂他。

晚上躺在床上，我好半天睡不着，翻来覆去地不知道在想什么。赵德厚被我翻得烦了，迷迷糊糊地说了句“毛病”，然后翻了个身背对着我。我看着他的后脑勺，头发已经白了大半，后脑勺那块都快秃了，露出光溜溜的头皮。

这人，跟了我三十多年，不会说好听的，不会买东西，不会带孩子，连饭都不会做。可他会在我出门的时候叮嘱一句“别讨人嫌”，会在我回来的时候在车站撑着伞等着，会在我哭的时候不问我为什么哭，只是默默地把面煮好端到我面前。这样的日子说不上好，可也说不上不好。

就像我那个家，三间平房，院子不大，种了点葱蒜和几棵月季花，东边的墙皮因为漏水脱落了一大块，露出里面的红砖。厨房的灶台还是老式的烧柴灶，炖肉比煤气灶香。客厅的沙发弹簧坏了两个，坐上去就陷一个坑。这样的家说不上好，可这是我的家，我在这屋子里住了三十年，闭着眼睛都能找到东西在哪。

可就是这样一个人，这样一个家，在那天夜里亲耳听到那些话之前，我都觉得不够好。我觉得我儿子应该住大房子开好车过好日子，我觉得我应该多攒点钱帮他还房贷，我觉得我应该低声下气地去讨好儿媳妇和亲家母，因为只有这样，儿子才能在那个家里过得好，我才能在那个家里有一席之地。

我错了吗？

第六天深夜，我躺在自己家的床上想这个问题。窗外有蛐蛐在叫，还有远处传来的狗叫声。我想起今天早上在儿子家听到的那些话，“她就是不想走”“你可别让你婆婆觉得这是她儿子的房子就可以赖着不走”。

赖着不走？那是我的儿子，我去儿子家住几天，变成赖着不走了？

亲家母张兰英在饭桌上说的那些话，一句一句在我脑子里过。“你们那个年代”“现在的孩子跟以前不一样了”“朴实”，每一句话都是在划清界限，告诉你你不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人。何莉莉跟她妈妈说的那些话，每一句都是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拔不出来。

可我没有跟她们吵，没有闹，没有撕破脸。回来以后我甚至没跟老赵说这些事，因为我知道，说了也没用，老赵那个人只会说“早知道就不让你去了”，然后这事儿就这么翻篇了。可我不想翻篇，我想记住，记住这些，然后做点什么。

做什么呢？

那天夜里我想了很多可能。我想以后再也不去儿子家了，管他想不想我管他让不让去，我不去了。可转念一想，小宝怎么办？我想孙子啊，想得心都疼，不去看他怎么行？可去看他就要受这些气吗？

我想打电话跟儿子说清楚，告诉他我心里有多委屈。可说了又能怎样？儿子是能跟媳妇吵架还是能跟丈母娘翻脸？到最后还是我儿子夹在中间两头受气，我当妈的怎么忍心？

我想找亲家母理论理论，问她凭什么看不起人，凭什么在背后说那些话。可理论赢了又怎样？撕破了脸，以后见面更尴尬，最后受苦的还是我儿子。

想来想去，发现好像没有一条路是通着的。我怎么走都是死胡同，怎么选都是错。

后来不知道怎么就睡着了，做了个乱七八糟的梦，梦到自己在一条大河中间，四周全是水，没有岸，也没有船，我就那么泡在水里，怎么也游不到头。

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阳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照在床前的地砖上，亮晃晃的。我躺在床上没动，耳朵听着院子里赵德厚在扫地的声音，还有隔壁王婶家公鸡打鸣的声音。

忽然之间，我想通了一件事。

我要为自己活了。

这个念头之前也有过，但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清晰、这么坚定。我以前觉得自己活着就是为了儿子，儿子有出息了我就有价值了，儿子过得好我就满足了。可现在我发现，我把所有的一切都给了儿子，儿子拿走了，转手给了他的家庭，他的老婆，他的孩子。这不是儿子的错，天经地义的事，儿子长大了就要成家，成家了就要以自己的小家庭为重。这是正常的，应该的。

不正常的是我。我把自己活得只剩下一个身份——赵明远的妈妈。我忘了自己还是周秀兰，还是赵德厚的妻子，还是一个有血有肉有自己想法的女人。

我忘了自己爱看书，忘了自己年轻时候也想过去省城学个手艺，忘了自己曾经在供销社当营业员的时候也被人夸过“这姑娘利索”。这些年来，我被生活磨得只剩下一个壳子，里面装的全是儿子孙子，装不下别的了。

可我现在想试一下，试着往里面装点别的。

那天早上我起床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小宝那幅树叶贴画从书里拿出来，找了张相框镶了起来，挂在客厅的墙上。赵德厚看到了，问我那是什么。我说是孙子的画，好看不？

他看了几秒钟，说：“糊得跟啥似的，有啥好看的。”

我说：“我觉得好看就行。”

他不吭声了，继续扫地。

那天下午我去菜市场买菜，走到半路遇到老姐妹李桂兰。李桂兰比我大三岁，以前在镇上的裁缝铺上班，前两年退休了，日子过得比我潇洒多了。她隔三差五就去城里闺女家住几天，回来就跟我学城里那些新鲜事，什么跳广场舞啊、做瑜伽啊、打太极啊，听得我一愣一愣的。

“秀兰，你从省城回来了？”李桂兰远远地冲我招手，“你儿子家好吧？亲家母对你咋样？”

我说：“挺好的，就是想小宝。”

“你这个人啊，”李桂兰挽着我的胳膊，边走边说，“就是太把儿子当回事了。你看看我，闺女叫我去帮忙带孩子，我去了，该做饭做饭，该接送接送。可晚上闺女女婿回来了，我就去公园跳广场舞，我才不管他们在家干嘛。周末他们想出去玩了，我就自己找节目，要么跟老姐妹逛街，要么去老年大学学个画画。人老了，得给自己找乐子，不能光围着儿孙转，转来转去把自己转没了。”

这话要是以前听，我肯定觉得李桂兰这个人心太独，当妈的怎么能不管儿女呢？可今天听在耳朵里，却觉得句句在理。

我把自己转没了，真的转没了。

那些天我天天琢磨这件事，琢磨来琢磨去，琢磨出了几个方向。

第一，我要去学点东西。镇上有个老年大学，其实就是个活动中心，开了几个班，有书法班、广场舞班、太极班，还有电脑班。我报了太极班和电脑班，一周各上一节课。太极拳以前在电视上看过，觉得那些老头老太太比划得挺好看，自己也试试。电脑嘛，我连微信都用不利索，想学学怎么上网，以后跟小宝视频聊天也方便。

第二，我要把自己的身体搞好。这些年起早贪黑的，浑身上下没一块好肉。腰疼、腿疼、肩膀疼，去医院查了说是骨质增生加腰椎间盘突出，都是累出来的毛病。我跟赵德厚说了，以后家里的重活你别指望我一个人干，你也有份。赵德厚瞪了我一眼，说你今天吃错药了？我说没吃错药，就是想明白了。

第三，我要攒点钱，给自己攒的。以前每个月的退休金，我给儿子转两千，剩下的一千多日常开销，年底能攒个三五千也给儿子拿去还房贷了。现在想想，儿子有儿子的日子要过，我也有我的日子要过。我不是不帮他们了，但不能把老本都搭进去，万一生个病，难道让儿子卖房给我看病？

这几个想法我跟赵德厚说了，他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就是哼了一声。我知道他的脾气，不反对就是同意了，反正他这么多年也没管过我干啥。

十月下旬的一个周末，天气晴好，我去镇上老年大学报了名。报名费交了三百块，太极班一百五，电脑班一百五，一学期十六节课，每周一次。负责报名的是个四十来岁的女人，姓刘，别人都叫她刘老师，穿一件枣红色的外套，说话嗓门特别大。

“周阿姨，电脑班要用电脑的，您家里有电脑吗？”刘老师问我。

我说没有。刘老师说那您得买一台，二手的也行，几百块钱就能买一台。我跟赵德厚说了，他破天荒地没叨叨，从他那个皮夹子里摸了六百块钱给我，说买个差不多的，别买个破的回来用不了几天就坏了。

二手的电脑在镇上不好买，我托李桂兰帮忙打听。李桂兰说她女婿在县城修电脑，让帮忙留意一下，没两天就回话了，说有一台二手的笔记本，八成新，卖八百块钱，看看要不要。我说要，第二天就跟李桂兰去了县城，把电脑抱回来了。

那台笔记本电脑是银灰色的，牌子叫什么华硕，开机有点慢，但能上网。李桂兰的女婿帮我装了系统，又手把手教我怎么开机、怎么联网、怎么用微信电脑版。我认真地记在笔记本上，回家以后天天练，练了几天就熟练了。

电脑班的第一节课是在十一月初，我去的时候班里已经坐了七八个老头老太太，有的比我年轻，有的比我大。刘老师教我们怎么用word打字，怎么保存文件，怎么用表格。我学得很慢，人家打一行字的时间我只能打两三个字，还经常打错。有个大爷坐我旁边，看我半天没打出几个字来，笑呵呵地说：“大姐，你慢慢来，不着急，咱们这班上了年纪的人都这样。”

那天下课后回到家，我打开电脑，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了一篇文章。说是文章，其实就是一段话，写的是那天在儿子家阳台上的感受。我打字打了一个多小时，打了好几百个字，打到眼睛都花了，可看着屏幕上那些字，心里特别有成就感。

从那以后我养成了个习惯，每天晚上洗了碗就打开电脑，把一天的事情记下来。今天菜市场的猪肉涨了两块钱，今天赵德厚帮邻居修水管弄湿了半条腿，今天小宝在视频里说他想我了。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写下来以后觉得日子也没那么难熬。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着，平平淡淡的，倒也不觉得闷。

十一月下旬，儿子打来电话，说小宝想我了，问我啥时候再去省城住几天。

我拿着手机，犹豫了几秒钟，说：“等寒假了吧，到时候小宝放假了，我过去陪他玩几天。”

“寒假？”儿子在电话那头愣了一下，“那不是还要好几个月？”

“嗯，天冷了我不太想出门，等暖和点再说吧。”

挂了电话，我在心里琢磨这个事。我不是不想去，是不敢去。我怕去了又受一肚子气，回来又要难受好几天。可不去吧，又觉得自己小心眼，儿子儿媳妇也没把我怎么样，就是说了几句不太中听的话，亲家母那个态度不舒服，可也没明着跟我吵过架。我要是因为这些事就不去儿子家了，传出去人家该说我这个当婆婆的太娇气。

可我转念又一想，我为啥非要去？那是人家的家，是人家的日子。我有我自己的家，我自己的日子。小宝我想他了可以视频，寒暑假我让他回来住几天，不是说非得我去省城才能见着。

这么一想，心里又轻松了一些。

六

十二月初的一个晚上，我正在电脑上写东西，手机响了。是儿媳妇何莉莉打来的视频电话。

我整理了一下头发，接起来。屏幕上出现了小宝的大脸，他喊着“奶奶奶奶”，手里举着一个用积木搭的小房子给我看。我说“小宝真棒”，他又给我展示他今天在幼儿园画的画，画的是一只红色的兔子，说是送给奶奶的礼物。

聊了几分钟，何莉莉把头凑过来，说：“妈，您在干嘛呢？”

我说在家呢，正看电视。何莉莉说：“妈，我刚才听明远说，您最近在学电脑？还会打字了？”

听她这么一说，我心里有点美，嘴上谦虚道：“瞎学的，啥也不会。”

“妈您谦虚了，”何莉莉笑了笑，“明远说您还在写日记？挺好的，老年人多动动脑子对身体好。”

老年人？我今年才五十六，虽然头发白了不少，可也没到自己觉得老的地步。何莉莉管我叫“老年人”，叫得我浑身不自在。可我没说什么，笑了笑岔开了话题。

挂了视频以后，我坐在沙发上愣了好一会儿。赵德厚在看电视，没注意我。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何莉莉第一次来我们家的时候，那是七年前的事了，那时候我四十九，她二十六。她叫我“阿姨”，我说叫啥阿姨，叫妈就行。她脸红了一下，没叫出来，后来过了好长时间才改的口。

那时候我多年轻啊，四十九，还不到五十，在供销社站柜台一站一整天也不觉得累。现在倒好，七年过去了，我在儿媳妇眼里已经变成“老年人”了。也是，五十六了，可不就是老年人吗？再过几年就要领老年证坐公交不要钱了。

可我真的老了吗？老的只是身体，心呢？我的心想明白了一些事，反而觉得比前些年年轻了。

那天晚上我突然有了个想法，一个连我自己都觉得荒唐的想法。

我想把这些年的事情写成故事。

不是写给自己看的那种日记，是写给更多人看的故事。我虽然文化不高，只上到初中，可年轻时候爱看书，镇上那个小书店的老板娘都认识我，每次进了新书都给我留着。我记得有一年冬天特别冷，我窝在被窝里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看到孙少平在煤油灯下看书那段，眼泪哗哗的，觉得那就是我自己。

我想把我这一辈子遇到的人、经过的事写下来。写我那个重男轻女的爹，写我那个大字不识一个却把我养大的妈，写赵德厚这个闷葫芦一样的男人，写我那个从小就懂事的儿子赵明远，写我在儿子家那些天的所思所想，也写亲家母张兰英和儿媳妇何莉莉。

不是为了指责谁，也不是为了证明什么。就是想写下来，就像把肚子里的苦水倒出来，倒出来了，心里就好受了。

这个想法一旦冒出来就按不下去了。我开始每天晚上写一点，有时候写得多，有时候写得少。电脑用得不熟练，打字慢，打错了一个字还不会改，急得满头大汗。可我坚持着，一个字一个字地敲，一句话一句话地写。

开头几天写的是小时候的事。我爹是怎么在我十岁那年让我辍学的，说丫头家读书没用，认识几个字会写自己的名字就行了。我妈不敢顶嘴，晚上偷偷抹眼泪，第二天一早还是去砖瓦厂给我办了退学手续。我当时不懂什么叫命运，现在知道了，命就是你不服不行，可运是你自己转出来的。

写到这些的时候我哭了好几次，不是难过得哭，是心疼当年的自己。那个十岁的小女孩，瘦得跟豆芽菜似的，站在砖瓦厂的土堆上，看着远处的学校，眼睛里全是羡慕。

写完童年写结婚。我和赵德厚是相亲认识的，见了两次面就把婚定了。定亲的时候他给了我爸妈八百块钱彩礼，我妈用那钱给我买了个红色的皮箱和两床棉被。结婚那天我穿了一件红色棉袄，头上别了一朵红花，坐了辆拖拉机到了赵德厚家。他家的房子比我家还破，院子里有棵树，院子里有鸡屎，稀稀拉拉的，我踩了一脚鸡屎进的洞房。

写到这里的时候我忍不住笑了。赵德厚在客厅看电视，听到我笑，狐疑地转过头来看了我一眼，问我笑啥。我说没啥，写了个好笑的段子。他摇摇头，继续看他的抗日神剧。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的故事写了将近两万字。写得不好，语病多，有些词用得不对，可我觉得那些字是有温度的，每一个字都是真心的。

快过年的时候，李桂兰来找我，说她女儿帮她注册了一个叫什么号的，可以在手机上发文章，问我有没有兴趣试试。

我说我写的那些东西也能发？李桂兰说能发，发到网上给人看，反正也不花钱，你试试呗。

我犹豫了好几天，最后还是让她女儿帮我把那篇关于在儿子家经历的故事整理了一下，改了改错别字，发到了一个什么网络平台上。

发完之后我就后悔了。我在心里骂自己，周秀兰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六十岁的人了写这些东西发给别人看，人家不笑话你才怪。我把这事放在一边，以为顶多也就几个认识的人看看，翻篇就过去了。

没想到，李桂兰那个号还有点粉丝，她女儿帮忙发出去以后，陆陆续续有人点赞评论。我让李桂兰念给我听，有人说“阿姨写得真感人”，有人说“看到最后我哭了”，还有人说“希望阿姨以后对自己好一点”。

我听着那些评论，心里头说不出的滋味。原来我这点破事，也有人觉得感动，也有人能理解。原来我不是一个人在受苦，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和我一样的人，一辈子为儿女活，活到最后把自己活没了。

十二月中旬，事情出了一个新的变化。

那天下午我接了儿子赵明远的电话，他语气不太对，开口就说：“妈，您是不是在网上写了什么东西？”

我心里一惊，问他怎么了。

儿子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躲着谁打电话：“莉莉的手机上刷到一篇文章，写的是您来我们家的事情，她说是您写的，是不是真的？”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来。那篇文章是我写的，可我没想过会让儿媳妇看到。网络这东西太可怕了，它不分亲疏远近，不管你是谁，只要在这个网里，就谁都躲不掉。

“妈，您知道您写了什么吗？您说莉莉不让您抱孩子，说亲家母看不起您，说我们家让您睡沙发，说我家连客房都没有……这些东西写出来让别人看到了，莉莉现在气得在哭，说您故意败坏她的名声，说您阴险毒辣。”

我握着手机的手在发抖，心脏砰砰跳得厉害。我想说我没有故意败坏谁，我只是把自己的感受写下来，就像写日记一样，想让自己心里好受些。可这些话说不出口，因为我知道，不管我出于什么目的，那篇文章确实把何莉莉和张兰英写得不那么好。

“妈，您能不能把那篇文章删了？”儿子的声音又急又无奈，“现在莉莉和丈母娘都觉得您是在故意报复，说您上次来我们家的时候装得挺大度，背地里跟人嚼舌根。妈，您让我怎么做人？”

我坐在椅子上，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找回了自己的声音：“那篇文章写了就是写了，写的是实话，我没想瞒着谁。你媳妇要是觉得我说得不对，她可以来找我对质，不用在你面前哭。”

儿子在电话那头叹气，说：“妈，您别这样，算我求您了，把文章删了吧。”

我挂了电话，眼泪终于没忍住。赵德厚从厨房端着一碗面出来，看到我在哭，愣了一下，把面放在桌上，问我怎么了。我把事情跟他说了，他没吭声，过了好一会儿才说了一句：“你写都写了，还能咋的？”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这件事。我想把文章删了，可从心里又不愿意。那篇文章每个字都是我的心里话，都是在我最难过的时候一个字一个字敲出来的。删了它，就好像把我那几天的委屈也给删了，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继续装大度装不在乎。

我不想装了。

第二天早上，我起了个大早，给儿子打了个电话。电话响了好几声他才接，声音沙哑，像是没睡好。

“妈，”他说，“您考虑好了吗？”

“明远，”我说，“文章我不会删。”

电话那头沉默了。

“我不会删，因为那上面写的都是我的心里话。”我说，“每个人写的东西，都不应该被轻易删掉，就像每个人心里的感受，都不应该被轻易否定。我知道这篇文章让你为难了，让你在媳妇和丈母娘面前不好做人。可妈也有妈的日子要过，妈也有妈的委屈要消化。我不能为了让你好做人，就把自己憋死。”

“妈，您这是何苦呢？”儿子的声音带上了哭腔。

“明远，你听妈说，妈不是怪你，也不怪莉莉。你们年轻人有你们的生活方式，我没意见。可妈也有妈的生活方式，妈不偷不抢不害人，写写文章抒发一下感情，碍着谁了？要是莉莉觉得这篇文章让她没面子了，那她可以写一篇，写她对我的看法，写她心里怎么想的，我也看。谁说得对，谁说得不对，让看的人去评判。”

儿子又沉默了，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妈，您变了。”

“人都会变的，”我说，“就像你从一个小孩子长成了一个大人。妈以前不知道变，现在想试试。”

挂了电话以后，我的心跳得还是很快，但没之前那么慌了。我不知道儿子会不会把那番话转述给何莉莉，也不知道她会怎么反应。但我已经不在乎了。我不是不在乎儿子的感受，而是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我没办法让所有人都满意，包括我的亲儿子。我只能先让自己满意，心里踏实的满意，不是委屈求全的满意。

那天我在日记本上写了这样一段话：

“半辈子过去了，我才学会一个道理：别总想着让别人开心，先让自己舒服。自己舒服了，身边的人才能真正舒服。以前我不懂，总觉得当妈的就该牺牲自己照亮别人，可照亮别人的人，自己不能站在黑暗里。”

李桂兰后来问我还写不写故事了，我说写，为什么不写？写完了我自己开心，别人爱看不看。她说你这心态就对了，人老了，任性一点怎么了？

七

这故事写到这里还远没结束。生活不是小说，没有那种一锤定音的结局。它像一条河，弯弯曲曲地往前淌，遇到石头就绕个弯，遇到崖子就变成瀑布，不到最后一刻，你永远不知道它会流向哪里。

年底的时候，亲家公何建国从县城来了青坪镇一趟。说是路过，专门来看看我们。

何建国这个人，跟张兰英不一样，是那种不善言辞的人，说话慢吞吞的，笑起来憨厚，一看就是个老实人。他来的时候带了两瓶酒和一条烟，说是别人送的，他不喝酒不抽烟，就给我们带过来了。

赵德厚留他在家吃饭，我炒了几个菜，炖了一只老母鸡，还把上次从省城带回来的腊肉切了一盘。三个人坐在八仙桌前，边吃边聊。何建国喝了二两酒，脸就红了，话也多了起来。

“亲家母，上次兰英在省城住，给你们添麻烦了。”他端起酒杯跟我碰了一下。

我说没有没有，亲家母挺好的。

“好啥好，”何建国摇摇头，“她那脾气我知道，刀子嘴，说话不饶人。其实人没啥坏心眼，就是嘴不好。以前在家里也这样，我让着她，让了三十多年了。”

我笑了笑，没接话。何建国大概知道些事情，可能是从那篇文章里知道的，也可能是从何莉莉那里听说的。他说这些话，有替我打抱不平的意思，但也仅此而已，他不会多说，我也不好多问。

“亲家母，这孩子的事，咱们做老人的少插手，”何建国又喝了一口酒，“他们过他们的，我们过我们的。该帮的帮一把，帮不了的也别硬撑。人老了，把自己照顾好，就是给儿女减轻负担。”

这话说到了我心坎上。我看了看赵德厚，他正低头啃鸡腿，啃得满嘴油，吃相不好看，可看着觉得踏实。

年后正月十五，我给小宝织了一件毛衣，红色的，胸口织了一只小老虎，因为今年是虎年。毛衣织好了我拍了张照片发给何莉莉，说我给小宝织了件毛衣，要不要寄过去。

何莉莉回了个消息，说“谢谢妈，好看”。就这么简单的几个字，没有多余的话。我不知道她还在没在生我的气，也不想去猜。我把毛衣打包寄了出去，附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小宝穿上合不合身跟我说一声，不合适了我再改。”

过了几天何莉莉发来一张照片，小宝穿着那件红毛衣，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照片下面配了一行字：“妈，毛衣很合身，小宝很喜欢，谢谢您。”

我看了那行字看了好几遍，眼眶有点热。何莉莉从头到尾没提过那篇文章的事，可能是觉得提了更尴尬，也可能是已经放下了。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她愿意叫我一声“妈”，愿意跟我说谢谢，这就够了。

元宵节那天晚上，我在镇上广场上跟李桂兰她们一起扭秧歌。镇上组织的元宵晚会，有唱歌的、唱戏的，还有我们这群老太太扭秧歌。我穿了一件大红袄子，头上戴了朵花，跟着锣鼓点扭得起劲，腰不疼了腿不酸了，觉得自己年轻了十岁。

赵德厚站在人群里看，我冲他招手让他一起来，他摆摆手，一脸嫌弃。可我看到他嘴角一直在往上翘，这个闷葫芦，笑起来不好看，可难得一笑。

晚会结束后我和赵德厚并肩往家走，月亮很大很圆，照得地上亮堂堂的。走到巷口的时候，对面走过来一个人，走近了我才看清，是镇上那个开书店的老陈。老陈跟我差不多年纪，头发花白了，走到跟前停下来问我：“周秀兰，你那篇文章我看了，写得好咧。”

我愣了一下，问他什么文章。

“就是你发在网上那篇啊，我女儿在手机上给我看的，”老陈竖了个大拇指，“写得好，真实。我女儿说好多人转发，都看哭了咧。”

老陈走了以后我还站在原地愣神。那篇文章不是让儿子替我删了吗？不对，我没删，我只是让李桂兰的女儿帮我隐藏起来了，不让更多人看到，可之前看到的人已经看到了，有人保存下来也是有可能的。

我没往心里去，跟赵德厚回了家，洗洗睡了。

可第二天李桂兰兴冲冲地跑来找我，手里拿着手机，上面全是截图。她说我那篇文章被好多人转发了，不止是镇上的，县里的、省城的、外地的，好多人都在看。有人说这是最真实的老年人心声，有人说得让年轻人看看，有人看完以后给爸妈打了电话道歉。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不是高兴，是害怕。我怕何莉莉看到了更生气，怕儿子在单位不好做人，怕整个青坪镇的人都在背后议论我。我拉着李桂兰的手说，快帮我删了，全删了，别让人看了。

李桂兰说，晚了，已经传开了，删了别人也看过了。

我一屁股坐在椅子上，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

之后的几天，我都不敢出门。怕碰到熟人问东问西，更怕碰到何建国家的人或者儿子同事的亲戚，那样消息传到儿媳妇耳朵里，事情就闹大了。

赵德厚看我这副缩头乌龟的样子，破天荒地说了句人话：“你怕啥？你又没做亏心事。写都写了，还能把文字吃回去？”

我瞪了他一眼，心想你懂个屁。可他这话糙理不糙，文字吃是吃不回去了，只能面对。

让我没想到的是，最先跟我联系的，是亲家母张兰英。

那天下午我接到她的电话，看到来电显示的时候我的手抖了一下，犹豫了好久才接起来。电话那头张兰英的声音跟以前不太一样，少了那种居高临下的味道，多了一些我没听过的温软。

“亲家母，是我，兰英。”她说。

“哎，亲家母。”我嗓子有点干。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钟，我以为信号不好，正准备挂了重打，张兰英说话了：“那篇文章我看了。”

我握着手机的手心全是汗。

“我想跟你说几句，”张兰英的语速比以前慢很多，像是一边斟酌一边说，“文章有些地方我看了不舒服，可我后来想了好几天，觉得你说的是实话。”

我愣住了。

“你说我说话不好听，确实不好听。你说我有点看不起人，可能真的有一点。”她的声音有点抖，“我这个人，一辈子争强好胜，从小就不服输。跟人比工作、比老公、比孩子、比房子，比到最后，跟自己比，把脾气比坏了，把心眼比小了，把人也比老了。”

“亲家母……”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你让我想了很久，我怎么对你说话就那么不客气了？”张兰英的声音更低了，“后来我想明白了，因为我心里有气。气你儿子没本事买房，让我女儿跟着受苦还房贷。气我自己掏了首付，还不能大大方方地住在那房子里，总觉得自己是在给你们赵家做嫁衣。这些气我没地方撒，就撒在了你身上。”

电话那头传来她的哽咽声。

“兰英，”这是我第一次叫她名字，以前都是叫亲家母，“你别说了，我懂的。”

“你不懂，”她吸了吸鼻子，“我那篇文章看了好几遍，看到你说在阳台上听到我和莉莉讲话那段，我把你在我心里的位置看清楚了。在你眼里，我就是个有钱的城里老太太，瞧不起你这个乡下的穷亲家。”

“不是，我没那个意思……”

“你不用解释，我知道你没那个意思，可我给人家的感觉就是那个意思。”张兰英的声音稳了一些，“你文章里有一句话写得好，说照亮别人的人，自己不能站在黑暗里。我以前没照亮过你，还在你心上戳了几个窟窿。亲家母，对不起。”

张兰英的一句“对不起”，让我哭了半个小时。

挂了电话以后，我坐在院子里哭，赵德厚从屋里出来看到我哭了，慌了，问咋了咋了。我说没事，风吹的。他说今天哪有风。我说心风，心里刮的风。他没听懂，白了我一眼进屋了。

我想不到张兰英会跟我道歉。在我心里她一直都是那个高高在上的亲家母，有钱有势有文化，怎么会跟一个乡下老太婆道歉？可她真的道歉了。不是因为那篇文章有多好，而是因为那篇文章让她看到了在我这个乡下老太婆眼里，她是什么样子。

她不喜欢那个样子，所以她想变好一点。

人这一辈子，最难的不是原谅别人，而是看到自己。

那通电话之后，我和张兰英的关系变了。没有变得多亲密，亲家母终究是亲家母，不可能像亲姐妹一样。但至少通了电话能说几句真心话，过年过节互相问候一声，谁身体不好谁家里有事了也会说一声“保重身体”或者“我来帮你”。

这种关系，比之前那种虚假的热情，反而更让人舒服。

儿子赵明远也在那段时间打了几次电话，每次都是些不咸不淡的日常问候。我知道他不方便跟我多说何莉莉的事，我也不问。但我从他不经意的只言片语里听出来，何莉莉的态度也软化了。不是因为我写了那篇文章，大概是因为她看到了赵明远的痛苦，看到了我在文章里写的那些细节——我洗窗帘、腌萝卜、凌晨三点带小宝睡觉、走之前把所有东西都收拾干净。

何莉莉这个人不坏，就是年轻，就是被妈妈影响太多。她也是个好妈妈，对小宝有耐心有规划，以后会是个好媳妇的，至少比我当年强。我当年伺候婆婆也没少受气，有一年过年婆婆嫌我包的饺子不好看，当着一大家子的面让我重包，我忍着眼泪重新和面包了六十多个，包完手都肿了。那时候我就想，等我当了婆婆，一定不这么对儿媳妇。

可我怎么做的？也没好到哪去。我虽然没打没骂，可我用沉默和忍让给她施压，用眼泪和牺牲感绑架儿子，这些都是另一种形式的伤害。那篇文章让我看清楚的不只是亲家母，还有我自己。

我不是圣母，我是个普通人，有自私、有嫉妒、有小心眼，也会在受到伤害的时候想报复，也会在被人看不起的时候想证明自己。这些都不光彩，可它们都是真实的我。

坦然面对这些不光彩，才能真的变好一点。

八

今年三月份，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做了一件以前绝对不敢做的事。

我报了一个旅行团，去桂林玩了五天。

这事说起来还得感谢李桂兰，是她撺掇的，说桂林这时候最好看，山清水秀的，不去可惜了。我说我没出过远门，不认识路，她说旅游团有导游，你跟着走就行，丢不了。

我跟赵德厚说了，他说去吧去吧，别在家里烦我。我知道他是嘴上这么说，心里还是支持我的，因为出门前一晚，他偷偷在我背包里塞了一千块钱。

五天的桂林之行，我玩得很开心，虽然走多了路脚疼，吃团餐也觉得不如家里的饭好吃，可那些山啊水啊真是好看，我以前只在电视上看过。在阳朔坐竹筏的时候，导游给我们拍了好多照片，我笑得像个孩子，脸都笑皱了。

回来后我把照片导到电脑里，选了几张发给儿子。赵明远回了消息：“妈，您出去玩了啊？不错不错，多出去走走对身体好。”

何莉莉也发了一条：“妈，照片里您看着年轻了。”

年轻？我不求年轻，只求心里亮堂。

桂林回来以后，我发现自己的心态变了很多。以前一闲下来就想儿子想孙子，现在一闲下来想的是接下来去哪玩，或者把没写完的故事继续写下去。

是的，我又开始写故事了，写一个关于三个女人的故事。我、张兰英、何莉莉。

我想把我们从陌生到熟悉、从隔阂到理解的过程写下来。不是为了歌颂谁或者批判谁，是想告诉那些和我一样的中老年妇女，婆婆和媳妇之间可以有第三条路，不用你死我活，也不用忍气吞声。我们都不是坏人，只是站的位置不一样，看到的风景也就不一样。

我闺女在哪儿呢？哦不对，是儿媳妇何莉莉，上次在视频里居然主动问我，妈您在写什么新故事吗？写完了给我看看呗。

我当时差点把眼泪掉下来，但还是绷住了，笑着说行，写完了第一个给你看。

小宝在视频那头抢过手机，凑近了喊“奶奶奶奶”，然后说了一句让我心里开花的话：“奶奶，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来我家玩？”

我对着屏幕里那个小肉团子说：“奶奶也想你，等幼儿园放假了奶奶就去看你。”

这次我说得没有犹豫，没有害怕。因为我知道，再去的时候，我不会再睡沙发了。没有客房没关系，我可以住旁边的酒店。我也不会再偷偷哭，不会再看人脸色过日子。我是去做客的，不是去当保姆的，更不是去讨饭的。

去儿子家不是去养老，是去团聚。团聚是开心的事，不是受罪的事。

这大半年的经历，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到晚年，最大的靠山不是儿女，是自己。自己身子硬朗，自己手里有钱，自己心里有数，这三样凑齐了，走哪儿都不怕。

我不是不爱儿子了，也不是不疼孙子了。我只是在爱他们之外，学会了爱自己。就像坐飞机时安全须知里说的那样——遇到危险时，先给自己戴好氧气面罩，再帮别人戴。这道理放在生活里一样管用。

先把自己理顺了，才能给别人带去真正的温暖。自己过得一塌糊涂，只会把负能量传给别人。

现在我每天的生活很规律。早上起来做早饭，吃完去河边散步半小时，回来收拾屋子、洗衣服。下午要么去老年大学上课，要么在家写写东西，有时候跟李桂兰她们逛逛街喝喝茶。晚上看看电视，跟赵德厚说说话，然后打开电脑写一会儿。

赵德厚说我变了，变得比以前话多了，脾气也大了。我说这不是脾气大，是有主见了。他撇撇嘴，没说啥。

我们之间的相处方式也在悄悄改变。以前是我事事顺着他，他说啥就是啥。现在不一样了，做饭我要问他想吃啥，但要是没买到他爱吃的菜，我也不内疚了，说明天再买。他叨叨我两句我也不往心里去，左耳进右耳出。

三十多年的夫妻，日子早就过了激情期，剩下的就是搭伙过日子。以前我觉得这样的日子没意思，现在觉得挺好，有个人陪着说说话，病了有人倒杯水，就是福气。人不能太贪心，啥都想要，最后啥都落不着。

儿子赵明远那边，我们的关系也比以前轻松了。我不再隔三差五打电话问这问那，他想我的时候自然会联系我。周末视频通话聊聊小宝的趣事，说说各自的生活，挂了电话该干嘛干嘛。

可能有人会觉得我这样是不是跟儿子生分了？我觉得不是。生分是心和心远了，我们心没远，只是边界清晰了。他是我的儿子，我是他的妈妈，这个关系改变不了。但他也是别人的丈夫，别人的父亲，他的人生里不只有我。就像我的人生里也不只有他一样。

上个月何莉莉过生日，我给她寄了一条围巾，不是上次在省城看到张兰英那条上千的羊绒围巾，是我让李桂兰帮我挑的，一百多块钱，样式好看，料子也软和。何莉莉收到后拍了照片发给我，说“谢谢妈，我很喜欢”。

这句话的真实程度我不确定，但我知道她愿意发这么一条消息，就说明她愿意维持这份关系。对我这个婆婆来说，这就够了。

人生哪有什么圆满？不过是磕磕碰碰中彼此学会包容，跌跌撞撞中找到合适的位置。我和何莉莉不是亲母女，这辈子也不会变成亲母女，我们不需要变成那个关系。我们是因一个男人而联系在一起的两个女人，各自有自己的生活和原则，互相尊重，互不干涉，有困难的时候帮一把，这就是最好的相处模式。

亲家母张兰英上个月来青坪镇住了一天，我们一起去逛了菜市场，吃了那家她念叨了好久的米粉店。两碗米粉摆在桌上，她加了两勺辣椒油，吃得满头大汗，说就是这个味儿，三十年没变。

我看着她烫得通红的脸，忽然觉得这个女人也没那么讨厌。她不过是另一个我，换了副皮囊，换了个出身，骨子里都是想把日子过好的普通女人。她有她的不容易，我有我的辛酸。

临走的时候她拉着我的手说：“秀兰，以后常联系，别生分了。”

我说好。

送走了张兰英，我一个人在巷口站了很久。春天傍晚的风吹在脸上，暖洋洋的，带着油菜花的味道。远处有人在放风筝，一只红色的燕子在天上飘啊飘的，线牵在底下那个孩子手里，孩子跑几步就回头看，咯咯地笑。

我想起自己小时候也放过风筝，用报纸糊的，丑得很，可飞得最高。

六岁那年放的，七岁就不放了，因为爹说女孩子不该在外面野，该在家里学做针线了。

从那以后，我就没放过风筝。

五十年了。

那天晚上，我在电脑上打下最后一行字的时候，窗外月亮很亮，照得院子里白花花的。赵德厚已经睡了，打着呼噜，一声接一声的。我轻轻合上电脑，走到窗前，推开一条缝，夜风吹进来，凉丝丝的。

我对着月亮说：周秀兰，你还有时间，好好活。

院子里那棵月季花，去年冬天差点冻死，春天一到又冒了新芽。连花都知道要活，人怎么能不好好活呢？

尾声

这个故事讲了这么长，从去年秋天一直讲到今年春天，从伤心讲到释然，从忍气吞声讲到坦荡自在。它不是周秀兰一个人的故事，是千千万万个像我一样的中老年妇女的故事。我们这一代人，大多没读过什么书，不懂什么心理学教育学，只会闷头付出，以为付出就会有回报，回报就是儿女过得好，自己就能跟着好。

后来才发现，这个逻辑不太对。

儿女过得好，当然是父母的福气。可父母过得好，也是儿女的福气。谁家的老人病了瘫了，最后受累的还是儿女。从这个角度说，照顾好自己，就是对子女最大的贡献。

我不是不爱他们了。我爱。

正因为爱，我才要好好的。我要身体好好的，心情好好的，钱包鼓鼓的。这样他们需要我的时候我在，不需要我的时候我也不给他们添麻烦。这才是爱，不是那种黏黏糊糊让人喘不过气的爱，是那种清清爽爽让人舒心的爱。

门口那株月季花，去年被我差点当柴烧了，因为冬天看着光秃秃的，以为死了。赵德厚没让我烧，说等等看。等到今年开春，它果然发了新枝。四月天的时候，开了一朵花，不大，颜色也不好，可它开了。

我站在花前看了好久，然后拿起手机，给儿子发了一条消息：“明远，妈挺好的，别挂念。家里月季开了，我给你发张照片看看。”

儿子回了一条：“妈，我也想看看。”

我又拍了一张，发过去。

过了好一会儿，儿子又发来一条消息，很长的一段话。他说：“妈，对不起。你刚来的那些天，我该多陪陪你的。我知道你在我们家里受了委屈，可我竟然连一句安慰的话都没说。我不是一个好儿子。以后不会这样了。妈，我想你了。”

我把手机拿到院子里，坐在小板凳上，看了一遍又一遍，最后把手机贴在胸口，闭着眼睛，感受到了五十六年来从未有过的平静。

这平静不是我赢了谁得来的，是我放下了执念得来的。

我不当好妈妈了，我要当周秀兰。

窗外的月亮很亮，很圆，明天应该是个大晴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