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赛李嘉诚逝世后以千亿资产无偿捐给国家,享受国葬待遇,如今后代的生活情况如何?
2007年6月5日凌晨,一架暂时改作灵柩运输的专机从香港抵达北京,停机坪上肃立的礼兵举枪致敬。灵柩上覆盖的五星红旗在探灯下轻轻颤动,送行者里既有中央领导,也有南洋商业银行的普通职员。对所有人来说,这位侨界长者的告别仪式分量不同寻常。
消息传回香江,金融圈一时静默。有人低声感叹:“庄董走了,他把整家银行都交给了国家。”这句略带难以置信的唏嘘,道出了香港商界对庄世平选择的复杂心情——千亿资产,一纸捐赠,子女分文未取。
回溯到1911年,广东普宁秀水河畔的一个侨商家庭诞下了庄家的长子。家中长辈常年往返暹罗做生意,幼年的庄世平耳濡目染,清楚侨资与故土之间那根看不见的纽带。1927年南昌起义部队抵汕短暂停留,16岁的他首次感受枪声与号角,也第一次听到“民族独立”四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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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代北平的冬天格外干冷。中国大学经济系的课堂里,他埋头读《资本论》,课余却奔走于学生集会。九一八后抗日救亡呼声高涨,校园外时常有游行队伍。一个老师曾拍着黑板说:“书要读,国更要救。”这句话他记了一辈子。
毕业后,他循着侨亲的地缘脉络去了曼谷。当老师、做记者,还兼管货栈生意。滇缅公路开通那年,他把一车车药品和橡胶改换票号,悄悄送往桂林、防城港,再由中共交通员运到敌后。有人提醒风险太大,他笑了一句:“命可以不要,路不能断。”短短一句,透出骨子里的倔强。
抗战结束,国共角力未息。1949年秋,方方秘密联络几位华侨筹划在香港设立金融窗口。中央只能拿出一万美元启动金,杯水车薪。庄世平没多问,直接以个人信用向行内筹措五十万港元。12月14日,南洋商业银行铜牌挂起,他在门口升起一面簇新的五星红旗。彼时香港仍是英属地,这一幕让不少路人驻足——爱国立场昭然若揭,也潜伏着随时被查封的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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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开业第三年,庄世平悄悄把六个孩子送回广州读书。他常说:“要先学会过普通人的日子,别只学做富家翁。”六个孩子住集体宿舍,排队打饭,不少港媒觉得难以理解。可正是这种养成,令庄家后代对家产始终抱着淡淡的距离感。
改革开放的风吹到深圳,是八十年代初的事。广东省委请他出谋划策,他拿出一份手写建议:所得税率降到15%,流程按国际惯例简化。他解释原因时语速飞快:“降低一点税,能换回成百上千亿投资,账很划算。”吴南生听完直点头,深圳随后采取了类似方案,很快吸引了大批外资。
南洋商业银行同年在深圳蛇口开出首家外资分行,几乎是踩着工地的尘土办营业执照。这家分行成了外资观察中国的窗口,也成了内地企业结算美元的便捷渠道。金融界称庄世平为“特区第一只探路鸟”,一点也不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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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他渐渐退居幕后。员工常见他提着布包坐巴士去总行,腕上那只百元石英表用了十多年,旧得掉漆。有人劝他换辆车,他摆手:“我哪有那么多地方要去?”与巨额资产的规模相比,他的生活像极了节俭的邻家老人。
2007年春,庄世平在医院签下最后一份法律文件。条款简短:全部股权及相关收益权,归属国家。长子庄荣叙在病房门口签了见证,转身向家族成员点头,“听父亲的,我们没意见。”那一刻,几个人的眼圈都红了,却没有人出声阻拦。
6月2日,97岁高龄的庄世平病逝。按照国务院批准,他的遗体由专机护送回京,享受国葬礼遇。这是继霍英东之后,第二位享此殊荣的香港商人。送别队伍里,董建华、何鸿燊、李嘉诚相继前来鞠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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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最关心的,还是庄家的后代如何自处。如今,长子在内地一家研究机构从事区域金融课题,收入不高却甘之如饴;二儿子则在广州做医生,白大褂口袋里别着当年父亲送的钢笔;孙辈里有人进了信息技术公司,也有人回潮汕推广公益教育。庄家没有富豪榜座次,却把“自食其力”四个字刻进了家训。
有人疑惑:若留下巨额财富,子孙不更衣食无忧?庄家后人给出的回答平实:“爷爷说过,国家富,我们才能长久富;国家衰,金山也守不住。”这句日常家语,道破了那份看似不合商场逻辑却打动人心的选择。
从普宁学子到东南亚侨领,从香港银行家到特区顾问,庄世平把自己的资源一次次兑换成国家急需的筹码。千亿资产的终点不是家族保险箱,而是国库账簿。这样的轨迹,也许无法简单复制,但足以启示后人——财富的价值,终归由历史尺度衡量,而非单一的家族算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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