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毛泽民在苏区用钨矿和粮食创造货币，竟比石油美元早40年

在江西省瑞金市叶坪村，有一幢灰瓦土墙的普通民居，门前挂着一块不起眼的木牌。1931年11月，这里悄然诞生了一个日后被称作“世界最小中央银行”的机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它小到什么程度？成立时全员仅5人，行长加上会计、出纳、兑换员和勤务员，就算后来业务最繁忙的时候，全部工作人员加起来也不过14人。可正是这间只有几张桌子、几把算盘的土屋，却在人类货币史上完成了一场石破天惊的实验：当全世界中央银行都以黄金、白银或外汇作为发行储备时，它第一次把粮食、食盐、钨矿砂这些实打实的物资，直接摆在了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上。这种被后世总结为“物资本位制”或“战略物资本位制”的金融创新，比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后诞生的“石油美元”，足足领先了四十多年。

一、五人央行的破茧：一场不得不打的货币统一战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仅仅二十天后，国家银行便应运而生，首任行长是毛泽东的大弟毛泽民。

毛泽民

当时的中央苏区，经济上的混乱触目惊心。市面上流通的货币五花八门：有清朝的铜板、光绪元宝，有袁世凯头像的“袁大头”、孙中山头像的“孙小头”，有各地军阀滥铸的劣质银毫，还有外国洋行发行的各种银行券、教会医院的代用券，甚至一些大商号也私印发兑票。这些货币成色不一、信誉参差，奸商利用币制混乱盘剥百姓，「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每天都在发生。

更致命的是，没有统一的货币，苏维埃政权就无从统一财政，也无从统一税收。部队筹款、采购军粮、发放公债、调剂物资，全部障碍重重。红色政权急需建立起自己的货币信用体系，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苏区群众：拿在手里的苏维埃纸币，随时能换成白花花的大洋，或者活下去的粮食。而这一切的前提，是纸币背后必须有真实的、看得见摸得着的财富作为支撑。否则，废纸一张，政府将瞬间失去民心。

毛泽民接手的，是一副真正的白手起家之局。国家银行的初始资本金，是接收自红一方面军缴获和没收的银元、银饰，外加少量金条，总价值不过区区数万元。没有点钞机，没有金库，甚至没有银行专用的账簿。新中国银行史记载，最早的一笔现金，就放在一个从地主家没收来的木头箱子里，白天开库办公，晚上则要能随时挑着担子随军转移。但就是在这种一穷二白的条件下，一套极其严谨且超越时代的货币发行制度，被悄然写进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暂行章程》。

二、石破天惊的第十条：物资可以当钱用

这部章程的第十条，原文是这样规定的：“发行纸币，至少须有十分之三之现金，或贵重金属，或外国货币为现金准备，其余应以易于变售之货物或短期汇票，或他种证券为保证准备。”翻译成今天的白话就是：国家银行每发行100元纸币，仓库里必须存有至少30元响当当的硬通货——银元、金条，或者可随时兑付的外汇。而剩下的70元，必须以能够马上卖掉变现的商品、货物、短期商业票据或其他有价证券作为保证。

请注意，这里出现了全球央行史上闻所未闻的一个词汇——“易于变售之货物”。什么叫货物？苏区军民生产出来的白花花的大米，大山里背出来的岩盐，以及后来让整个世界为之侧目的黑色砂石——钨矿砂，统统都在此列。这意味着，苏维埃国家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资产端，既有金灿灿的银元，也有堆积如山的粮食、食盐和战略矿产。这在当代金融教科书里几乎是天方夜谭。现代央行的资产端，无外乎外汇储备、国债、黄金以及各类金融票据，从未将生鲜易腐或仓储成本高昂的普通商品直接作为货币发行储备。然而在中央苏区，这种安排不但不荒唐，反而是绝处逢生的神来之笔。

为什么？因为当时的苏区，正处在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之下，银元等现金极度匮乏。红军每攻下一座城镇缴获到的银元，都会立即成为支撑货币发行的压舱石。但不断扩大的苏区需要越来越多的纸币媒介来周转物资，银元的增速永远赶不上需要。如果死守100%的现金准备，货币供应量将永远无法满足军民生产和交换的需求，经济会窒息而死。所以，必须找到另一种所有人都认可、具有普遍需求的财富，来替代现金充当货币的信用基础。

于是，老百姓顿顿离不开的粮食、食盐，以及全世界军火工厂都在疯狂抢购的钨矿，便历史性地登上了国家银行的资产清单。这种制度设计，不是理论家的书斋构想，而是从血与火的现实中被逼出来的金融创新。

三、世界钨都：中央苏区握住的黑色命脉

在所有“易于变售之货物”中，钨矿的地位举足轻重，甚至可以说，它是整个苏区货币体系的真正定海神针。只要赣南的红土地还在中华苏维埃的控制之下，国家银行发行的纸币就天然拥有一种世界级的战略资产作为抵押。

这里需要引入一组无比震撼却又鲜为人知的数据：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全球已探明的钨矿储量，有一半以上集中在中国的赣南和闽西。赣南素有“世界钨都”之称，大余的西华山、于都的铁山垅、盘古山，处处都是品位极高的钨矿脉。钨是一种熔点极高、硬度极大的稀有金属，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作为军火工业的灵魂元素被推到聚光灯下。各国兵工厂生产枪管、炮管、穿甲弹、高速钢切削刀具，无一不需要添加钨。可以说，没有钨，就无法支撑现代化军事工业；谁锁住了钨矿的源头，谁就扼住了全球军备生产的咽喉。而如此重要的战略资源，偏偏就富集在共产党创建的中央苏区境内。

毛泽民很快就嗅到了钨矿的巨大价值。1932年春，苏维埃政府成立了中华钨矿公司，毛泽民亲自兼任总经理，组织矿工恢复废弃矿窿的生产。史料表明，仅在1932年至1934年，中央苏区就生产钨砂约8000吨，创造出口产值高达600多万银元。其背后是一条极其精妙的秘密贸易链：苏区将钨砂通过赣县江口等贸易口岸，卖给迫切渴求钨矿的广东军阀陈济棠。陈济棠麾下的粤系部队，当时与蒋介石貌合神离，为维持自己的军火生产和获利，不惜冒风险与苏区暗中达成默契，用大量银元、食盐、药品、布匹等战略物资来交换钨砂。双方心照不宣，甚至在交界地带形成了一条“钨砂换银元”的走私走廊。拿到钨砂的广东军阀，再转手以更高的价格出口到德国、英国、日本等军工需求大国，攫取暴利。而苏区则通过这一贸易，获得了极为宝贵的硬通货和生存物资。

苏区财政的“输血大动脉”由此打通。据老红军回忆和后期研究，当时中央苏区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都直接或间接来自钨矿贸易。不是单薄的农业税，不是微薄的手工业土产，而是这黑得发亮的钨砂，真正成为了红色政权的钱袋子。这样一来，国家银行发行纸币的逻辑就彻底清楚了：每100元纸币的发行准备中，30元是看得见的银元，而另外70元所对应的，则是以钨矿为主，辅以粮食、食盐的实物资产池。归根结底，苏币的背后就是钨矿，就是以钨矿为锚的整个物资储备。

四、钨矿本位制：领先石油美元四十余年的金融实验

把这种货币制度放在全球金融史的长河中审视，会发现一个惊人的事实：它比石油美元早了整整四十多年，而且思想内核高度相似，甚至在某些方面更为超前和丰富。

今天人们熟知的“石油美元”，其核心机制是：20世纪70年代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美元与黄金脱钩，美国与沙特等石油输出国达成协议，全球石油贸易以美元计价和结算。世界各国为了购买石油，就必须储备美元，从而确立了美元的国际霸权地位。石油美元的实质，是利用一种全世界都不可或缺的战略资源——石油，来为美元的信用背书，或者说绑架全球需求来巩固美元地位。

而苏维埃国家银行在1932年就已经实践了同样的逻辑：你全世界的军工厂都需要钨矿造枪炮，我中央苏区恰恰好就掌控着全世界一半以上的钨矿储量。我发行的纸币，虽然不是直接与钨矿挂钩兑换，但我的整个财政体系和贸易盈余都以钨矿为支撑，我的货币发行准备中填满了实打实可立即变现的钨砂。拥有苏币，就能稳定地参与到以钨矿为核心的贸易循环中；持有苏币，背后就是世界级硬通货钨矿的价值。这便是“钨矿本位制”。它不是金本位，不是银本位，是一个主权经济体以自身拥有的战略物资为信用之锚的商品货币体系。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套制度还包含着另一层更深刻的基因：货币的抵押品不只是冰冷的黄金，还包括维持民生最基础的粮食和食盐。这意味着，红色货币从胚胎时期就带有“民生本位”的底色。现代很多央行在量化宽松时，货币的锚是国债和复杂衍生产品，而苏区央行的锚，是老百姓锅里煮的米、碗里放的盐，以及前线战士需要的最重要的战略矿产。这种把货币发行与实体物资、基本民生牢牢绑定的设计，在全世界范围的金融史上都是独树一帜的。

五、严格纪律锻造强大信用：为人民守住的币值

再好的制度设计，执行不力也会沦为废纸。而苏区国家银行在维护货币信用这方面，堪称典范。章程规定的3：7准备率，绝非纸上空文。毛泽民专门设立了监督机制，任何人都不得超发。红军每打一次胜仗，缴获的银元和物资都要清点上交国库作为发行保证；钨矿公司每售出一批钨砂，换来的银元和食盐同样要进入国家银行的物资储备账簿。一旦发现市面纸币流通量偏高，有贬值苗头，银行就立即启动反向操作：在各地圩场设立兑换点，用银元敞开回收纸币，或者直接出售储备的食盐、粮食，让民众可以用纸币平价购买。通过这种“物资回笼货币”的方式，苏币的信用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

1934年第五次反“围剿”期间，由于军事形势恶化、财政支出暴增，货币发行量有所增加，苏区一度出现通货膨胀。然而即便在最艰难的时刻，苏维埃政府依然咬紧牙关，把有限的银元优先用于回收市面上流通的部分纸币，维护老百姓手中最后那点购买力。长征前夕，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带着沉甸甸的银元、金条和账册，一边撤退一边仍在用银元为战士兑换纸币，绝不让红军经过的地区留下一张无法兑现的苏维埃票子。这种对货币信用的信仰和守护，让当时的民众深切感受到，这支队伍真的把钱和信用看得比命还重，也真正诠释了“红色货币为人民服务”的初心。

六、从苏币到人民币：那串从未断裂的货币基因

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各根据地银行发行货币时，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苏区的经验：以充足的物资作保证，通过贸易部门掌握粮食、棉花、食盐等重要商品作为货币后盾。1948年人民银行成立，发行第一套人民币，同样强调货币发行与物资储备、财政平衡紧密结合。当时解放区有一句非常形象的口号：“我们的票子，是物资票。”新中国成立后，面对战争留下的满目疮痍和恶性通胀，陈云同志亲自指挥统一财经、平抑物价，用的也是“掌握物资，择机抛售，回笼货币”的战法，这几乎就是当年苏区经验的升级放大版。

陈云

可以说，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所开创的“物资准备＋现金准备”的混合发行逻辑，以及依托本国战略资源（如钨矿）参与全球贸易并反哺货币信用的路径，构成了人民币币值稳定基因的最早来源。当今天我们讨论人民币国际化、推动大宗商品人民币计价结算时，仍会发现，当年那支五个人挑着扁担的央行队伍，已经在历史的开端埋下了一颗至关重要的种子：一个国家的货币，最终要扎根于这个国家实实在在创造的物资和资源之上，服务于最广大人民的交换需求与生活改善，而不是沦为金融炒作的筹码。

今天站在瑞金叶坪那间狭小潮湿的国家银行旧址里，仿佛还能看到行长毛泽民伏案核算准备金的背影，听见算盘珠清脆的碰撞声。这里没有雄伟的大理石柱，没有西装革履的交易员，但这里诞生了世上最诚实、最大胆、也最接地气的货币准则。钨矿苏币的故事，不是尘封的历史趣闻，而是一部关于信仰、智慧与创新的金融启示录。它告诉我们：真正强大的货币，不一定需要挂在华尔街的金字招牌下，也可以燃烧在红土地深深的矿井里，盛放在每一个农民盼来的平价盐巴中。当一枚纸币，印刷得也许粗糙，却承载着十足实货的庄严承诺时，它就是人民心中永不贬值的信用。从钨矿本位到人民本位，这份赤诚的金融初心，历经九十余载风雨，至今仍炽热如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