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冰原上的最后足迹：DNA找回4位失踪船员，1人孤独死于200公里外

1859年，一支搜索队在加拿大北极的威廉王岛上发现了一具冻僵的尸体。尸体穿着不合身的制服——那是一名船员的 steward（服务员）制服，而非他自己的。在贴身口袋里，搜索者找到了一叠皱巴巴的纸张：几首诗，一些航海日志的片段，还有对船上生活的零散记录。这些文字的主人名叫 Harry Peglar，是 HMS Terror 号上的帆缆长。但奇怪的是，这些私人物品为什么会出现在另一个人的遗体上？

这个谜团困扰了历史学家将近两百年。直到这个星期，两篇分别发表于《考古科学：报告》和《极地记录》的研究终于给出了答案的一部分——同时也揭开了更多关于这场史上最著名北极探险悲剧的新细节。

通过比对现存后代与北极遗骸的 DNA，研究团队确认了四位富兰克林探险队成员的身份。这是该探险队自1845年出发以来，首次有如此多的船员在同一时期被确认身份。更重要的是，这些发现让我们得以拼凑出那些在冰原上挣扎求生的最后日子里，这些人究竟经历了什么，以及他们如何试图拯救自己和同伴。

一场注定失败的远征

1845年5月，两艘英国皇家海军的船只——HMS Erebus 号和 HMS Terror 号——从英格兰启航。他们的任务听起来既浪漫又危险：找到传说中的西北航道，一条连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北极航线。如果成功，这将彻底改变全球贸易的格局。指挥这次任务的是经验丰富的北极探险家约翰·富兰克林爵士，他率领着129名船员。

但北极从不按人类的计划行事。1846年末，两艘船在加拿大北极群岛的冰层中被困住。富兰克林于1847年6月11日去世。1848年4月22日，105名幸存船员做出了一个绝望的决定：放弃船只，拖着救生艇向加拿大大陆徒步进发。他们全部死在了路上。

此后的几十年里，搜索队陆续发现了一些遗骸和遗物。20世纪和21世纪的科学考察最终找到了两艘沉船的位置。但关于那些徒步求生的船员——他们走了多远？如何分工？是否有人陪伴到最后？——长期以来只能靠猜测。

DNA 如何跨越两百年

这次突破的关键在于一种相对较新的技术：从古老遗骸中提取 DNA 并与在世后代进行比对。研究团队联系了富兰克林探险队船员的后代家族，收集他们的基因样本，然后与在北极发现的骨骼进行匹配。

结果确认了四个人。

其中三人来自 HMS Erebus 号，都死在 Erebus 湾附近。他们是：William Orren，一名熟练水手；David Young，一名一等男孩（boy first class，海军中的学徒军衔）；以及 John Bridgens，一名下级军官的服务员。第四人正是上述那位帆缆长，HMS Terror 号的首位通过 DNA 确认身份的船员。

这些名字背后是不同的故事线。Orren、Young 和 Bridgens 死在相对靠近弃船地点的位置，彼此相距不远。研究人员在论文中写道，"这些人去世时并非独自一人"——这意味着当这三人相继倒下时，还有其他幸存者就在附近，可能目睹了他们的最后时刻，或者至少与他们共同度过了最后的旅程。

那位帆缆长的情况则完全不同。他的遗骸被发现于距离沉船约125英里（200公里）的地方。在极地徒步的条件下，这是相当可观的距离。更重要的是，他是独自死去的。"已知的情况是，他死时孤身一人，穿着一名服务员的制服，"研究团队在《极地记录》的论文中写道。

那套不合身的制服，以及出现在他人遗体上的私人物品，现在有了可能的解释：在极端环境下，船员们会交换或共用衣物以保暖。他的制服可能给了更需要的人，而他的个人物品——那些诗歌和记录——可能被同伴携带，希望有朝一日能带回给他的家人，或者仅仅是因为在那种处境下，这些纸张是少数能连接过去正常生活的物件。

冰原上的最后地图

这些身份确认的最大价值，在于它们帮助绘制了一幅"死亡地图"——显示两艘船的船员在弃船后各自走了多远，以及他们可能采取了什么路线。

Erebus 号的三名船员死在 Erebus 湾，这个地名本身就暗示了与这艘船的关联。他们似乎没有走得太远，或者至少在这一区域停留了较长时间。研究人员认为，这表明当时还有其他幸存者在这一带活动——也许是一个小群体，在试图向南推进的过程中陆续有人倒下。

那位 Terror 号船员的远距离则提出了另一种可能性。作为另一艘船的船员，他为何会比 Erebus 号的同伴走得更远？是两艘船的船员在弃船后选择了不同路线，还是他所在的小组决定尝试更冒险的路径？又或者，他是在与其他人走散后独自前行？

这些问题的答案可能永远无法完全知晓。但每一次身份确认，都是将一个没有名字的数字重新变成一个具体的人——一个有家庭、有技能、有习惯、有最后愿望的人。

从数字到名字

对于这四人的后代家族来说，这些发现具有特殊的意义。研究团队特意联系了确认身份的船员后代，告知他们这一结果。在极地考古中，这种"闭环"并不常见——太多遗骸永远只是编号，太多故事永远只是推测。

而对于历史研究而言，这次突破展示了现代技术如何重新打开被认为已经关闭的档案。DNA 分析、稳定同位素分析、历史文献的交叉比对——这些方法正在将19世纪最神秘的灾难之一，从传说和猜测的领域，逐步拉回到可验证的历史事实中。

那位帆缆长的诗歌和记录至今仍有部分留存。在一首题为《The Nelly》的诗中，他写道："愿那些我深爱的人，永远不要知道我的命运。"将近两个世纪后，通过一位远房后代的基因样本，他的命运终于以一种他未曾预料的方式，被重新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