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1：0全票通过，欧盟成员国通过重大草案，中方大方表态：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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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票赞成、0票反对”，马克龙完成了当年的承诺。

欧盟成员国以压倒性的优势通过重大草案，大批国宝要回家了？对中国来说，它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个被严格设好边界的框架，能不能用好，完全要靠后面欧盟怎么一步一步做。

马克龙曾放话，让文物各回各家

5月6日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结果通过草案，前后不到十个月。对一个平常动辄拖上几年才走完程序的国家来说，这个速度相当特别。

再加上马克龙的第二个任期将在2027年结束，这部法在他卸任前成形、落地，等于给2017年的承诺一个可以拿得出手的交代。

这一点，决定了法案的起点和主轴：首先是面对非洲，其次才是面向更广范围的“他国文物”。

法案通过当天，法国文化部长达蒂还宣布启动一个三年计划，专门研究法国博物馆藏品的来源，预算500万欧元，优先针对西非和中非的藏品。

这一步等于把“谁是主要受益方”写在了预算和工作重点里。非洲是主战场，这一点并不隐藏。

这事真正要从2017年说起。那一年，马克龙在布基纳法索公开承诺，要推动把法国博物馆里来自非洲的文物，归还给原属国。当时这句话说得很硬，姿态也很高，被非洲不少国家当成一个重要承诺。

但承诺说出去了，法国国内的制度却没有跟上。《遗产法典》早就写清楚了，公立机构的藏品原则上不得转让。换句话说，哪怕只想还一件文物，也得为这一件专门通过一部法律。

实践中这套程序到底有多慢，贝宁是个典型例子。为了向贝宁归还26件文物，法国人整整折腾了三年。三年只解决二十多件，放到非洲各国手里那一长串诉求名单上，根本看不到头。

法国议会越来越清楚，如果还坚持这种逐案立法的做法，光是处理现有请求，就足以让议程排得动弹不得，更别提以后会不会有更多国家加入进来。

于是，从2017年的承诺，到后来一件一件单独立法的缓慢推进，再到议会意识到自己可能会被各种返还请求“拖垮”，中间积累的是一种压力：外部有前殖民地持续施压，内部有法律程序过于笨重的现实。

到了2025年7月，法国干脆启动“快速程序”，把这部统一处理“非法所获他国文物返还”的法案推上日程，就是要用一部统领性的法律，把零散案件统一装进一个新框架里。

可见，这部法案不是某个国家突然心血来潮要“还天下之物于天下”，也不是专门为中国设计的“友好礼包”，而是在承诺压力、制度瓶颈和外交现实共同作用下，被挤出来的一种折中安排。

条文里的细节，有门槛的归还

理解这部法案对中国有什么意义，先得看它到底怎么设门槛。

法案只承认1815年到1972年之间，以“非军事用途”名义被法国获取的文物，属于可以被讨论的对象。

1815年之前的，哪怕来源再有争议，也不在这部法的适用范围内。1972年之后通过黑市等渠道流入的，同样被排除在外。

这样一来，大量早期的战时掠夺，以及后来通过非法交易获取的藏品，都被一道时间闸门彻底挡在门外。

文字上写得很好听，只有“非法所得”的文物才有资格进入返还程序，听起来像是设了一条道德标准。

但问题在于，“非法”的认定完全掌握在法国这一方手里。是殖民时期的强行征用算非法，还是只算最粗暴的武力抢夺？是看当时的国际规则，还是按今人的标准回头判断？这些都没有清晰写出来。

并且所有返还请求，都要通过一个双边科学委员会进行审查。

委员会由双方专家组成，法国专家占一半席位，这在形式上体现了“双边”，但在具体操作上意味着每件文物都要经历较长时间的鉴定和讨论。

更要紧的是，法案并没有写明当委员会内部意见不一致时，如何裁决。没有明确规则，就等于给了拖延和反复讨论一个天然理由。

法案设定，只有被法国政府主动公布为“非法获取”的文物，才能正式进入返还程序。这就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姿态问题。

以中国为例，枫丹白露宫中国馆里，有大量带着“1860年远征中国所得”标签的器物。要把这几行字从含糊的“远征所得”，换成官方文件里的“非法掠夺”，现实中会遭遇多重阻力。

国立博物馆体系的策展人、研究人员、收藏家群体，很难接受这种自我否定式标签。对任何政府来说，公开承认“这东西本来就不该在我们手里”，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法国境内大量中国文物，尤其是近几十年通过市场流通的那一部分，都在私人藏家手中。2016年巴黎拍卖的圆明园青铜鼠首，就是很典型的私人藏品。

对这种文物，法国政府既不拥有所有权，也没有强制回收再转交的权力。私人背后往往连着古董商、拍卖行这整条利益链，寄希望于他们自发拿出高价值藏品，只靠道义劝说，几乎没有现实基础。

从中国的角度看，这样的框架既不值得过度期待，也不必一味贬低。它的存在意味着，以前完全没有法律渠道的地方，现在多了一条可以利用的路径。

圆明园劫掠发生在1860年，时间上落在1815到1972的区间之内，法案文本里也确实提到“被军事力量扣押而不具备军事用途的财产应当返还”这种表述，有学者据此判断，圆明园文物理论上可以被纳入返还范围。

这也正是为什么，在中国外交部5月7日的回应里，一方面用了“赞赏”“期待”这样的肯定性措辞，另一方面又把重点落在“通过对话合作推动流失文物的保护与返还”上。

既不把这部法案夸大成立刻改变格局的转折点，也没有简单把它当成一道摆设。这种处理方式，本身就是对法案结构的一种现实判断。

中国怎么用这部法取回丢失的文物

在这部法案底下，中国能做什么，应该怎么做。

中法之间，其实早就有一个相对稳定运作的文化遗产工作组。这个机制在过去已经发挥过作用，法国归还中国部分重要文物，就是在“外交协商+法律配合”的模式下完成的。

这种方式有一个明显优势，比起一下子把问题推到国际法庭或多边场合，通过两国之间的专门通道来处理，操作空间更大，阻力也相对可控。

现在多了一部法国国内法，中方完全可以在这个双边工作组框架下，提出把某些中国文物列入“优先讨论清单”，先选争议相对小、来源相对清晰的案例，从容易切入的地方做起。

具体到对象，法国吉美博物馆收藏的伯希和敦煌写经，就是一个很典型的突破口候选。这批文物的来源情况相对明确，国际学界关于其应回归原属国的讨论也存在一定共识，法国国内也有学者支持返还。

如果能在这样一个案例上推进一步，不仅是单件文物的得失问题，更能为之后类似案件提供操作范本，让这部法案真正“转起来”，而不是停在纸面上。

根据目前节奏，法案大概率要到2026年底或者2027年初正式生效，之后中国可以在评估成本和收益的前提下，在法国法院适时提起民事确权诉讼。

这类诉讼耗时长，花费大，不适合铺开，但可以用在标志性、牵引性的案件上，作为谈判中的一张牌。

在官方渠道之外，民间社会和舆论也是可以用的资源。国内一批基金会、研究机构已经在海外文物追索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可以通过合作研究、展览、学术交流等方式，和法国的博物馆界、大学、民间团体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一部分法国左翼政党和人权组织，对殖民历史持比较批判的态度，他们如果在本国媒体和公众讨论中提出更明确的返还主张，会在法国社会内部形成人们更易接受的话题氛围。

这种内部推动，往往比外部施压更加持久，也更容易被当地受众接受。

从更长的时间尺度看，海外流失文物的回归，本身就是对历史上一段不对等关系的慢慢修正。这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只靠一两部法律就完成。

法国这次立法，固然有明显局限，但它毕竟是西方老牌殖民国家第一次用系统性法律承认“自己曾非法获取过他国文物，并愿意在一定条件下归还”。

这一步本身就是一个新的起点。

参考资料：“141票赞成、0票反对”，法国国民议会审议通过
2026-05-07 10:24
环球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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