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那一声喊，在我心里回响了很多年

下班，走到半路，中山大道的路灯就亮了起来。

到了棠下天桥，西头是好又多卖场，窗子里灯火敞亮，光线明媚。门口是地上贴白瓷片的广场，旁边是美食广场，都在无色灯光中，平静，安宁，祥和，人影稀疏。过天桥，是棠下村的牌坊，很大的牌坊，很宽的路，几辆车可以同时进出。牌坊里，有类似广场的水泥地，灯影朦胧，两边古榕，好几棵，在来来往往的热闹中，辟出一分清雅幽静。古榕树的北边，有小公园，水池里有水葫芦，空地里有榕树和月桂。白天夜里，都能偶尔听见几声蛙鸣，似乎在说，几多年前，这里是野外，是稻田。

我跟平常一样，过桥，进牌坊，在第一个巷子口右转，穿过巷子回出租屋。

进了牌坊，路两边停了几辆车，警车，棚子车，面包车。

我心里说遭了，遇到查暂住证了。

对面两个制服哥迅速向我走来。

我退又不能退，退，就是明着说自己没有办暂住证。只好硬着头皮，装作无所事事的样子，像办了暂住证一样，企图蒙混过关。

一个制服哥拦住我——左胳膊上带了红袖箍，眼含寒光，乌黑油脸毫无表情，说：查暂住证、身份证。

我没有，但我说我就在天河工业园上班，不是盲流，不是三无人员。

另一个制服靠近来，伸手捉着我的左胳膊，说：别啰嗦，没有暂住证，跟我去办暂住证。

堵住我的制服哥跟着一步上前，在右边夹住我。我没想过挣脱，前面后面，左右巷子，不是制服哥，就是治安员，跑，跑不掉，还要被按在地上摩擦。我磨磨蹭蹭，左顾右盼，希望看到“救星”——同事或者熟人，待我被抓进去后，替我想个办法。

“放开我，我家里还有两个月大的孩子等我回去喂奶。”

“求求你们了，我家里还有两个月大的孩子等我回去喂奶。”

“求求你们了！”

这是同一个妇女发出的呼喊声。

一个妇女像我一样，一进牌坊就被捉了。在我的身后，两米远，被制服哥推搡着往棚子车——钢筋加固的小货车上送。妇女抓住棚子的钢筋，死活不愿意松手，一边喊，一边哭，声泪俱下。我——男的被送往治保会，女的——包括那位挣扎不愿意上车的妇女，送往五山收容站。

这是二OOO年，夏初，天气正好，天空里的微弱星光，被大地上的灯光拒绝落地。

我身上什么证件都没有——我能背诵我的身份证号码，口袋里只有十几块钱，预备吃晚餐花的。我轻微回头，就遭到了一句呵斥：别管闲事！我知道自己什么也管不了。我只想看看，但只看到路边巨大的古榕树，地上树影光斑。我们都在古榕树下面，穿制服的在走来走去。没有熟人，即使大家都是一样的中国人，也没有人否认，但暂住证把人分成了两类人，有暂住证的，没有暂住证的。没有暂住证的，就犯了法，要被执法。

进了治保会的大门，端坐在桌子后面的保安一本正经地问：有没有钱？现在可以办证暂住证，办好了就可以离开。

暂住费用一个月一百二十元。

没有钱。

没有钱，上二楼，打电话叫人来交钱赎人。

上了二楼，是一个宽敞的大厅，门口长桌上摆着一部红色电话机。打一次电话五块钱，可以挂账。大厅里面，没有凳子，靠窗的三面墙，都挂满了人，像一串蝗虫，十个有八个是男的。严肃的脸色，绝望的眼神，苦瓜的表情，应有尽有。一行人靠墙排队，等着打电话，摇人来赎人。我看了一圈，几百号人里，没有一个熟人。便默默排在后面，等着轮到打电话。窗子下面，树影幢幢，灯光祥和，和往常没有不同。棚子车已经装满开走，制服哥在牌坊里的小广场上走来走去，随时准备执法。

那个妇女被放了，还是被送去了五山收容站？

她的孩子今晚怎么办？

两个月大的孩子……

外来工……

暂住证……中国人……

我要找谁来赎我？

这些东西像切豆腐的刀一样，在我脑子里切来切去。

轮到我打电话了，我先打给房东。我住的出住屋，离治保会，直线距离不到二百米，房东是最应该来赎我的。租半年多了，我没有拖欠过一次房租。干瘪的房东老头在电话里说他是不管这事的，给我出主意，找单位。我没心情理论和讨好他，便立即打电话给一个平时称兄道弟的哥们，哥们说这事你得找单位。我打单位领导的电话，单位领导住海珠，赶不过来，不过安抚我，说安排附近的同事来赎我。

房东，哥们，单位领导，流星一样不停地划过我的脑海。我告诫自己，以后出门，一定要揣几百块现金在身上应急。只有钱，才不会让自己难堪，不用自己去套交情。

单位领导联系上了一个住棠下的同事。同事来了，见到了我，说身上钱不够，问我身上有没有钱。我告诉他，我的钱在办公室办公桌的抽屉里，并把钥匙交给他。从治保会，到天河工业园，来回半小时。同事从办公室里拿来钱交了，赎我出来，已经凌晨两点多。大街小巷灯光淡黄，不见人影，十分安静，与平日没有什么不同。同事在美术部上班，工作上和我没有交集，平时更没有来往。半夜跑来赎我，还跑了一趟公司，够折腾了。我要请他吃宵夜，以示感谢。他羞涩一笑，以时间太晚，同事本该如此的理由拒绝了我的酬谢。

出租屋租约到期后，我即刻搬离了棠下。

住石牌，在石牌的巷子里被制服哥拦截过。

住萧岗，在萧岗的巷子里被制服哥拦截过。

交了钱，办了暂住证，才是一个合格的外来工。

二OO三年，一个叫孙志刚的湖北青年，因一纸暂住证命丧天河黄村收容站。外来工的公共空间被挤压，被歧视，被侵犯，终于引起了媒体的注意。外来工离乡务工，不仅付出劳力和尊严，还付出了血和生命，这与时代发展不合，与法治社会不合。报道一出，外来工哗然。上班下班，讨论的话题都离不开巴掌大的暂住证，离不开身上没有暂住证被抓时的无助与绝望。

暂住证，让一代人铭心刻骨。

暂住证，让一代人记住了一个畸形、变态的时代。

到今天，二O二六年，又是春天，又是三月，我心里记住的，不只有孙志刚推进法治社会建设所付出的代价，对那些令人发指的事件反省之外，那位陌生妇女当年声泪俱下的呼喊，撕裂我的灵魂和我坚信的文明，一直在我心里盘旋回响。我们那么多年在夹缝里躲闪，求生存，受到的干扰、侵入、歧视数不胜数。所幸，我们过来了。但不忍心回望，那些痛，太扎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