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解散国家科学委员会，一个时代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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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贾鹤鹏（苏州大学教授）

2026年4月下旬，美国科学界又挨了一记闷棍。

4月24日，特朗普政府通过总统人事办公室向“国家科学委员会”（National Science Board，NSB）成员发出邮件，宣布其职位“立即终止”。NSB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委（NSF）的法定治理机构，通常由总统任命、任期错开的成员组成，负责制定NSF政策方向、批准重大资助、并就科学与工程政策向总统和国会提供建议。被撤换时，委员会正准备召开会议。据该机构成员说，当时委员们正在完成一份关于美国科学状态的报告。媒体报道，白宫对这一决定的辩解是，1950年相关法律赋予NSB的权力“可能需要更新”，并称NSF工作不会因此中断。

科学界反应自然多是震惊与忧虑。美国化学会、天文学会、微生物学会等科学组织纷纷对此提出批评。但这不是孤立事件：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已有一百多个科学顾问委员会被解散、合并或受到干扰。

如果只是撤换一个咨询委员会，这当然可以被理解为新总统清理旧班底。但NSB不是普通委员会。它是美国战后科学体制的一块压舱石。把它放在NSF预算削减、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和美国疾控中心（CDC）的人事震荡，以及CDC的疫苗顾问委员会被改组的背景下看，这就不只是一次人事安排，而是美国国家科学顾问制度正在遭遇的一次压力测试。

特朗普的科学战争，并不只发生在NSF

笔者此前的文章《美国科学家如何反抗特朗普》中，已列举了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后，NSF、NIH、美国环保署（EPA）和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OAA）等科研和监管机构纷纷遭遇了经费缩减和政治审查。很明显，这些动作不只是财政紧缩，而是重新定义哪些科学值得国家资助，哪些专家可以参与决策。

而让这一特朗普与科学（界）的战争火上浇油的，则是美国卫生部（HHS）和由其监管的CDC的动荡。肯尼迪担任卫生部长后，最引发争议的是疫苗政策。2025年6月，他解除了CDC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ACIP）全部17名成员，随后任命8名新成员，其中包括若干长期质疑疫苗的人士。虽然2026年，联邦法官阻止了他重塑疫苗政策的若干关键举措，包括改组ACIP和减少儿童常规疫苗的联邦政府建议，但行政部门在拿科学顾问开刀则是不争的事实。

伴随着机构纷争的，则是政府出现在愈演愈烈的公共医学争议的前台。特朗普和肯尼迪在2025年共同推动对孕期使用对乙酰氨基酚——即美国常见品牌Tylenol（中文商品名为泰诺）——与儿童自闭症或ADHD风险之间关系的警示。大部分科学家和制药公司一起抵制了这种说法。尽管如此，很明显的是，争议已经不只是“科学家和政治家意见不一”，而是政府高层开始亲自塑造一种替代性医学叙事。

特朗普政府这些动作当然粗暴，但如果只是把它们归结为总统任性、共和党反科学，反而会错过更核心的问题。美国科学顾问制度面对的不是一个坏总统，而是一个事实共同体正在解体的政治社会。

例如，肯尼迪撤换ACIP时就以“恢复公众信任”和“清除利益冲突”为名，但一些研究指出，过去几十年CDC疫苗顾问的申报利益冲突实际上已经明显下降，近十年的收入性利益冲突也很少，所谓“利益冲突”更多是专业研究资助关系，而这本身也常常代表专业能力。换句话说，一名不研究疫苗的科学家对疫苗问题可能缺少发言权，但对于研究疫苗的科学家来说，能因为他/她研究疫苗（以及获得必不可少的研究经费）就说他/她在做有关疫苗的专业推荐时有利益冲突吗？

科学顾问制度遭遇政治挑战

特朗普及其幕僚的举动，也让美国科学界担忧：曾经让美国决策体系引以为傲的国家科学顾问制度，正在面临分崩瓦解的风险。

这里首先需要澄清，美国的国家科学顾问制度，并非只指向对总统负责的科学与技术政策办公室（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OSTP）主任通常会出任总统科学顾问这一个制度，而是由一整套分布在不同层级、不同领域的科学顾问机构构成。它们依靠法律授权、行政命令、部门规章、公开会议制度、同行评议传统和多年积累下来的不成文惯例来运行。

例如，作为本文由头的国家科学委员会（NSB），可以理解为美国基础科研体系中的重要顾问和治理机构。它一方面参与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治理，另一方面也就科学与工程政策向总统和国会提供建议。值得一提的是，美国科学院的多份报告，就是由NSB来委托撰写的。

在具体议题中，CDC免疫实践咨询委员会（ACIP）负责审视疫苗证据并提出免疫接种建议。NIH、EPA、NASA（美国宇航局）、NOAA等机构也都有自己的专门顾问委员会。在总统和联邦政府整体层面，还有非常设的总统科学技术顾问委员会（PCAST）、常设但无专职委员的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NSTC）以及上面提到的专职行政部门OSTP等机构。换句话说，美国科学顾问制度不是一个“科技部”，也不是一个统一听命的专家班子，而是一张由多个专家委员会、公开报告、同行评议、部门程序和国会监督交织而成的网络。

这套制度过去并不保证科学家总能说服总统，也不保证科学意见一定会变成政策。但它至少设定了一个基本前提：科学证据应该以相对独立、相对公开、相对专业的方式进入政府决策。政治家可以选择听或不听，但科学意见本身不应被随意改写，也不应因为一届政府不喜欢某些结论，就把提供这些结论的专家体系拆掉。

现在遭遇挑战的，正是这个前提。

表面上看，特朗普政府和科学界的冲突首先来自具体政策分歧。气候、疫苗、公共卫生、能源转型、环境监管，这些议题几乎都已被高度政治化。科学顾问委员会在这些议题上给出的建议，即便是技术判断，也会触及现实利益。例如，EPA如果采纳气候科学家的建议，就可能意味着更严的排放标准，而这些严格的排放标准，势必影响MAGA基本盘中的广大蓝领工人的就业；CDC如果采纳疫苗专家的建议，就会影响儿童免疫计划、学校要求和公共采购，这无疑会增加地方财政负担。这些议题本来就容易引发政治冲突，只是在今天的美国，这种冲突已经不再停留在政策选择层面，而是直接延伸到“谁有资格提供事实判断”。

其次，是特朗普的MAGA基本盘的民粹取向对“专家统治”的反感。对特朗普的许多支持者来说，专家委员会不是中立的专业机构，而是“行政国家”的一部分。所谓行政国家，指的是那些不经选举却能长期影响政策的官僚、大学教授、智库专家、监管机构和专业团体。在这种叙事中，科学顾问委员会不再是帮助民选政府理解复杂事实的工具，而是绕过民意、约束总统、保护既得利益的精英网络。特朗普政府撤换顾问委员会成员，当然有政策分歧的原因，但它也在向支持者传递一个政治信号：这些长期在华盛顿和大学体系中的专家，不再天然拥有解释世界的特权。

第三，科学界自身的政治倾向也加深了这种不信任。美国科学家总体上比普通公众更自由派，这不是特朗普发明的说法。Kaurov等人分析美国联邦选举委员会公开捐款数据后发现，向联邦候选人和政党捐款的科学家明显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近年给共和党的捐款不到一成（Kaurov et al.,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 2022）。笔者在康奈尔大学就读时，恰好遭遇了康奈尔教职工90%以上投票给希拉里（2016年总统选举）被曝光的事件。

这些事实当然不能证明科学结论带有党派偏见。气候变化不会因为气候科学家投给民主党就不成立，疫苗有效性也不会因为公共卫生专家反感特朗普就失效。但在政治传播中，它足以被右翼政治用来塑造一个简单故事：科学界不是中立裁判，而是“另一边的人”。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代表科学顾问制度的专家会受到越来越多质疑。过去，专家的资历、论文、学会职位和委员会身份，本身就是权威来源。现在，这些身份反而可能成为被攻击的理由。来自名校，说明你属于精英；拿过联邦经费，说明你依赖政府；参与过药企或能源项目研究，说明你有利益关系；在媒体上批评过特朗普，说明你有党派立场。专家不再只是专家，而被重新包装成某个政治联盟中的成员。

实际上，肯尼迪撤换ACIP时使用的理由，正是“恢复公众信任”和“清除利益冲突”。但问题在于，所谓利益冲突并没有那么简单。专业能力和利益回避之间，本来就需要细致平衡。特朗普政府和肯尼迪的做法，则是把这种复杂平衡简化成一种政治姿态：只要专家来自旧体系，就先假定其不可信。

党派认同重写事实判断

仅仅用利益冲突或“利益集团操控科学”来解释当前的冲突，显然是不够的。更深层的问题在于，美国社会在许多关键科学议题上，已经不再共享同一套事实判断框架。

这一点在传播学研究中已有较为系统的揭示。Dan Kahan等人的研究发现，在气候变化等高度政治化议题上，科学素养更高的人，并不一定更容易接受气候变化的科学共识，反而更可能沿着自身的文化和政治认同选择性吸收信息（Kahan et al., Nature Climate Change）。换句话说，知识不再只是“纠偏工具”，反而可能成为“立场强化器”。

类似的结论也出现在Nisbet等人的研究中。他们发现，自由派和保守派都会对挑战自身立场的科学信息产生抵触。对于保守派而言，气候变化或进化论更容易构成“不一致信息”；而对于自由派而言，核能或水力压裂等议题同样会引发类似反应（Nisbet et al., ANNALS AAPSS, 2015）。这种对称性提醒我们，问题并不只是某一方“反科学”，而是科学认知本身被嵌入了不同政治身份之中。

疫情期间的调查也呈现出类似的分化。著名民调公司盖洛普（Gallup）的调查显示，共和党人更倾向于认为官方公布的新冠死亡数据被夸大，而民主党人则更倾向于认为被低估。这并不是简单的“谁更理性”，而是人们对同一组数据的理解，从一开始就带有立场过滤。

媒体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了放大器的作用。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表明，Fox News的报道更倾向于质疑气候科学，而CNN和MSNBC则更强调科学共识（Feldman et al.）。在疫苗接种问题上，也有研究发现，Fox News收视率较高的地区疫苗接种率相对较低（Pinna et al., Nature）。这并不意味着媒体“决定”了认知，但它们确实强化了不同群体的信息环境。

在这样的背景下，科学顾问制度面临的困境就变得清晰起来。它建立在一个相对乐观的假设之上：专家可以尽量中立，事实可以通过证据达成共识，而政策分歧发生在事实之后。但现在的情况是，事实本身已经成为分歧的一部分。顾问委员会不是没有报告，而是报告一出来，就已经有人决定它该被相信还是被怀疑。

这也使得科学顾问制度的基础受到侵蚀。中立性被怀疑为党派伪装，透明性被解读为利益暴露，权威则被视为精英共谋。在这种情况下，科学顾问制度并非“失效”，而是被拖入了一场它原本并不擅长应对的政治与认知之争。

美国科学顾问制度何去何从

那么就此是否可以认为，美国的科学顾问制度已经濒临寿终正寝？要回答这个问题，还是有必要简短回顾这一制度的发展历程。实际上，虽然今天依据政治立场的态度极化和认知扭曲已经成为严重的问题，但美国历史上从来不缺乏党争。科学顾问制度又是如何挺过这些历史党争过程的呢？其因此孕育的制度韧性是否对今天也有启示？

美国国家科学顾问制度的核心框架，基本形成于二战之后。当时的美国总统科学顾问Vannevar Bush在《科学：无尽的前沿》中提出，政府应当长期支持基础研究，并建立稳定的科学顾问机制，为国家决策提供知识基础。这一设想很快制度化：1950年，NSF和NSB同时设立；冷战背景下，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不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刚成立的总统科技顾问委员会PCAST）成为连接科学界与白宫的重要桥梁；1976年，OSTP通过立法，使科学顾问制度被确立为行政体系的一部分。

但这一制度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集权式科技管理体系”。它的特点恰恰是分散、公开和多元。不同领域的顾问委员会独立运作。国家科学院通过共识报告提供专业意见，联邦顾问委员会法（FACA）要求会议公开、过程透明。这些制度安排并不追求统一指挥，而是试图在政治系统中为科学意见保留一块相对独立的空间。此外一些制度性的安排，如总统跨界任命各种联邦层面的委员会成员，也是努力控制党争侵蚀专家意见的体现。

也正因为如此，这一制度长期能够跨越党派更替而维持运转。无论是冷战时期的共和党政府，还是后冷战时代的民主党政府，都需要依赖这套体系来理解复杂的技术问题。从登月计划到环境监管，从公共卫生到信息技术，科学顾问制度提供的并不是唯一答案，而是一种被制度化的“证据基础”。

但互联网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兴起，改变了这一制度赖以存在的社会环境。过去，各种科学咨询报告主要通过专业渠道进入政策讨论，而现在，它们在发布的瞬间就进入了公众舆论场。报告中的不确定性、分歧意见和技术细节，往往被切割、放大并重新解释。这使得原本用来增强信任的透明机制，反而成为怀疑的素材。

换句话说，这套制度的设计假设——中立、公开、透明能够自动带来权威——即便不能说在今天已不再成立，至少也是受到了巨大冲击。问题还不在于这些原则本身，而在于它们赖以发挥作用的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个自然的问题是，这套制度是否还值得维持？

从短期看，它显然正在被削弱。总统可以直接撤换顾问委员会成员，预算可以被压缩，项目可以被政治审查。但从更长周期看，这套制度仍然具有相当的韧性。

首先，它不是单一机构，而是一套多支点体系。总统可以撤掉NSB成员，但无法同时控制国会、大学、国家科学院、专业学会以及各州政府，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还有各级联邦法院，特朗普政府针对各种专业委员会的拆解动作，相当一部分被联邦法官暂时拦了下来。NSF预算曾被提议大幅削减，但最终仍需经过国会批准。实际上，特朗普政府在第二任期初曾提出对NSF进行较大幅度的预算收缩和资助方向调整，但在国会审议过程中，这些设想并未完全落实，NSF整体预算并未出现显著下降。由此可见，科学顾问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分散在多个制度节点中，不容易被一次性清除。

其次，它依赖的不只是权力结构，还有职业规范。科学家可以有政治立场，但科研结论仍然需要经过同行评议、数据验证和公开发表。公众认知可以被暂时扭曲，但大量独立研究之间的交叉验证，仍然构成了科学判断的基础。正如人们常说的，政治可以决定你相信什么，但不能决定实验结果是什么。实际上，这种职业规范也体现在其它专业领域。例如，特朗普提名的沃什（Kevin Warsh）被视为可能更配合总统意愿采取降息政策，但沃什在参议院听证中仍反复强调，特朗普没有要求他承诺降息，他也不会预先承诺任何利率决定。这个例子说明，在美国制度中，被总统提名并不等于可以公开承认自己只听命于总统。现在和特朗普较劲的美联储主席鲍威尔也是被他在第一任期时提名的。

再次，科学共同体本身也会作出反应。2017年的“March for Science”曾动员了全国上百万科研人员参与公共表达。而在当前阶段，科学界的反应不一定表现为街头抗议（2025年3月7日美国科学界针对特朗普政府科研经费削减和机构整肃发起的“Stand Up for Science”全国性抗议活动规模比March for Science小得多），而更多体现在加强科学传播、参与政策沟通和争取公众支持上。这种“慢变量”的调整，也构成制度韧性的一部分。

因此，科学顾问制度并不保证科学意见一定被采纳，但它至少可以保证，当科学意见被忽视时，这一行为本身是可见的、可争议的。

重塑后真相时代的科学顾问制度

无疑，正是因为科学顾问制度遭遇了来自缺乏有关什么是事实、什么是真相的共识这种“后真相”时代的挑战，才更加有必要强化科学顾问制度，因为这一制度本身恰恰是我们重建真相的基础。

一方面，后真相并不意味着没有事实，而是事实的接受被高度部落化。人们更倾向于相信与自身身份一致的信息，而不是证据本身（Iyengar & Massey, PNAS）。在这种环境下，科学顾问制度如果仍然停留在“发布报告—等待被采纳”的模式，就很难发挥作用。

另一方面，如果说，“后真相”时代的冲击让科学顾问制度疲于应对，来自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挑战才刚刚露出其獠牙。生成式AI正在降低制造“似是而非证据”的成本。错误信息不再只是简单谣言，而可以被包装成数据图表、研究摘要甚至“专家意见”。这并不意味着AI会彻底颠覆科学，但它确实会增加公众区分信息来源的难度。

因此，科学顾问制度需要调整，但不是放弃。它需要在几个方面做出改变：一是增强对证据形成过程的解释，而不仅是发布结论；二是完善专家遴选和利益披露机制，以应对信任危机；三是加强与公众的沟通能力，使科学建议能够进入更广泛的传播空间。需要强调的是，公众的认知扭曲无疑仍将长期存在，但符合程序又被多重验证的专家意见，以更加通俗透明的方式反复而同时呈现在公众和决策者面前时，被扭曲的公众认知，即便得到部分政治家的支持，并不一定能颠覆专家共识。

从中国的角度看，这些变化同样具有启示意义。随着科技议题日益复杂，单靠临时专家咨询已难以支撑决策。需要建立更制度化的科学顾问体系，使专家意见有稳定渠道进入决策。同时，这一体系也需要在透明性、利益披露和公众沟通方面逐步完善，以避免在未来类似的认知分裂中陷入被动。很难说，美国面临的后真相和大模型的挑战，就不会侵蚀到中国社会。

最后我们要总结一下。美国科学顾问制度正在遭遇前所未有的压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基本原则已经失效。中立、公开、透明和权威，或许不再像过去那样自动带来信任，但正因为信任变得稀缺，这些原则才更显必要。制度可以被政治冲击，认知也可以被立场扭曲，但如果没有一套能把证据、程序和责任摆在台面上的科学顾问体系，科学在政治面前只会更加脆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