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土根性的时代表达——在李春光《问故乡》研讨会上的发言

在文联工作三十来年，时常有人提及作家、领导、老师李春光先生。李老师在文艺界的口碑、在文学创作上的实绩，就这么沉甸甸地展示出来，着实叫人叹服。

我有幸在《问故乡》出版后，读到两篇非常有分量的稿子。一是黄波先生的《填补和还原历史的空白》，二是杨焕亭老师《史诗品格与作家的结构主义叙事》。两篇极具学术含量而非卖人情说官话、套话的文章引起我极大的阅读期待，那就带着这份虔诚之心来一次阅读探险吧。

先说这部作品题材的探险性。一般来说，小说创作虽然是一件极度个人化的活动，但作品一经问世，其所达到的社会反响，所引起的社会评价、所担承的社会责任往往是作者不可承受之重。古今中外文学史上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聪明或者说机智的作者往往避开这些容易引起麻烦的题材，选择更为稳当的叙事对象加以表达。春光先生对牵扯两岸三地这样敏感题材的写作，的确是有冒险的勇气的。读完文本后我们发现，这样的冒险不仅值得，还因其如黄波先生所言“填补和还原历史的空白”而显得弥足珍贵。重大而敏感题材的写作，非有大情怀者不为也，这样的大情怀就是小说里无处不在的家国情怀。作者小心翼翼把自己掩藏在人物命运的演进里，让家族故事、个人故事在国家民族的大叙事背景下徐徐展开。感怀而不伤怀、叹世而不怨世，让人读出“为生民立命”主旨，也达成作者“为万世开太平”的创作初衷。这样的探险让人肃然起敬！

再说这部作品创作的困难性。小说创作有两个讨巧之法，一是拉开时代距离，二是拉开现实距离。拉开时代距离，可以赋予故事的传奇性，这也是许多民间故事往往以“从前呐”开头的缘故；拉开现实距离，不仅极大地方便了作者的编排，也极大地调动了读者的阅读期待。两个讨巧之法《问故乡》一个也没占，很是考验作者处理题材的能力。半个世纪的时间跨度，讲故事的人、故事里的人和听故事的人几乎是共时空的存在。如何在历史洪流中显现出渭河这一脉的律动，需要作者浪里淘金的耐心和功力。在两岸三地芸芸众生普普通通的日常中，你的来处、你经历了什么、你将会咋样？这既是历史的叩问，也是现实的叩问。因了这样的叩问，作品在表现时代和现实的同时立于时代和现实之上。大道如天，返璞归真，何巧之有！

三说这部作品的乡土根性。杨焕亭老师说：“作品以1949年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为背景，以地处陇西和渭北高原的郑姓和秋姓家庭长达五十多年漫长岁月中骨肉分离，情感磨砺，命运起伏为典型，生动地反映了由于历史原因而造成海峡两岸暂时处于分离状态而带来的‘民族创伤’，深刻地揭示了祖国必然统一，祖国终将统一的时代主题，从而赋予作品以史诗性的品格。”笔者认为，任何具有史诗性品格的作品，都必须根植于某一特定地域并与之血脉相联。如顿河的土地上有哥萨克的头颅一样，作品里游子的根脉永远在大西北的渭河流域。这时候，说《问故乡》是“乡土根性的时代表达”就不算是一个学院派八股式的说法，而是作者终极文本呈现最引人沉思的核心意蕴。故乡就在那里，思否，念否？故乡还是故乡。是在问故乡呢，还是问自己心里的故乡？小说的场景无论咋样转换，几代人的命运无论有多么曲折沉浮，故事的演进无论在两岸三地如何接受时代洪流的荡涤，乡土的根一直在，一直是维系几个家族的血脉之根，一直是叩问生命意义的出发点，也应该是作品里人物终极的皈依处。至此，在作者宏大的叙事背景下，不论走出多远、走了多久，回归就成了命定的必然，从而完成作者历史之问的时代答卷。

文学是我们这个时代尚存的为数不多的同时具有包容性、崇高感和审美意义的存在，有了像李春光老师这样许多作家孜孜不倦的探寻，使我们与这个繁杂的、酷烈的、冷漠的世界有了安处的可能性。

在此，让我们致敬李春光老师、致敬文学！

2024年11月26日

本网编辑：司马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