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年我队里分鱼，轮到我家那条最大，老会计却压低声说先别往家拿

楔子

人这一辈子，有些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像河里的水，流走再也找不回来。可有些事情，它就像河底的石頭，水再大也冲不走，年年月月搁在那儿，想起来的时候，心里头就咯噔一下。

我说的这件事，过去四十多年了。

四十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长到能把一个毛头小子变成两鬓斑白的老头子，短到那年冬天的事情，我到现在还能一件一件地想起来，像昨天才发生过一样。

1979年，腊月二十。

那年的冬天格外冷，风刮在脸上像刀子割。我们生产队的那口大鱼塘早就结了冰，冰层厚得能在上面跑驴车。可越是冷，队里的老老少少心里头越热乎——因为每年腊月二十，是队里干塘分鱼的日子。

在那个年月，分鱼可是天大的事。

平时吃的啥？玉米面糊糊，红薯疙瘩，咸菜疙瘩，一年到头见不着几回油星子。逢年过节能吃上一顿肉，那就是神仙过的日子了。鱼虽说不如肉金贵，可好歹也是荤腥啊，更何况“鱼”和“余”同音，年年有余，那是多好的兆头。

队里的鱼塘是六二年挖的，就在村东头那片洼地里。每年春天放鱼苗，秋天喂草喂糠，养上一年，到腊月就起网。说是鱼塘，其实不大，三四亩的样子，可那是我们全队一百多口人过年的盼头。

我记得那年队里一共养了三个品种的鱼：白鲢、花鲢和草鱼。白鲢长得快，可刺多；花鲢头大肉嫩，炖汤最好；草鱼个头最大，肉也最厚实，一条能顶好几条白鲢。谁家要是分到一条大草鱼，那感觉就跟中了奖似的。

分鱼的日子定下来之后，队里就热闹开了。

孩子们是最兴奋的，提前好几天就开始在鱼塘边转悠，看水面上偶尔翻起的鱼花，叽叽喳喳地猜哪条最大，猜哪条能分到自己家。大人们嘴上不说，心里头也都惦记着，只不过不像孩子那样咋咋呼呼。男人们盘算着这条鱼是红烧还是炖汤，女人们想着鱼头能给老人留着，鱼肉给孩子多分几块。

我那年十七岁，在公社中学上高中，正好放了寒假在家。按理说十七岁算是大人了，可我心里头那股兴奋劲儿，跟十岁的弟弟妹妹没什么两样。

我爹叫李德厚，是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一辈子就会种地，别的事情啥也不懂。他那人，吃再多亏也不吭声，队里派活从来不计较，分啥吃啥，穿啥是啥。我妈常说他是个“榆木疙瘩”，他也只是嘿嘿一笑，不还嘴，由着她说。

我妈叫王桂兰，跟我爹正相反，是个能说会道的精明人。家里家外一把好手，算盘打得比老会计还溜，可就是性子急，嘴也快，有时候说话不饶人。但她心眼好，队里谁家有困难，她总是第一个去帮忙的。

老会计叫张德茂，五十来岁，瘦得像根竹竿，戴着一副老花镜，镜腿上缠着白胶布，走起路来慢腾腾的，总是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他在队里当了二十多年会计，全队哪家哪户的情况他都门儿清，什么工分、什么分配，他手里的账本比什么都准。可这人有个毛病——说话太直，不会拐弯，为此得罪了不少人。队里的人都敬他怕他，但很少有人跟他掏心窝子。

队长叫赵大奎，四十出头，虎背熊腰，嗓门大得跟打雷似的。他当队长七八年了，说一不二，队里的人都怵他三分。上头来检查，他接待得好好的；下头社员有意见，他一条一条给你顶回去。有人说他霸道，有人说他能干，反正不管怎么说，这人在队里是跺一脚地都颤的主儿。

这些人都跟那年冬天的那条鱼有关。

也都跟老会计说的那句话有关。

腊月二十那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队里的钟声就响了。

说是钟，其实就是挂在大槐树下一块破犁铧，用铁棍一敲，当当当响遍半个村子。我爹听见钟声，呼噜一下子就从被窝里坐起来，抓起棉袄就往身上套。

“急啥？还能跑了你啊？”我妈翻了个身，嘟囔了一句。

“分鱼呢，去晚了排队排到后晌去。”我爹一边系裤腰带一边往外走，走到门口又折回来，“老大，你也起来，跟我去帮忙。”

我早就醒了，听他这么一说，三下五除二穿上衣裳，跟着他一溜小跑往鱼塘那边赶。

出了门才发现，我们还不是最早的。路上已经有好些人了，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往东头走。有人挑着水桶，有人端着大盆，有人拎着编织袋，一个个脸上都带着笑，说话的声音都比平时高了几分。

“德厚，你家几口人？”

“七口。”

“七口，那能分个七八斤吧。”

“谁知道呢，看今年的收成咋样。”

到了鱼塘边，已经围了好几十号人。队长赵大奎站在塘埂上，双手叉腰，威风凛凛的，身后站着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都是准备下水捞鱼的。

老会计张德茂蹲在一边，膝头上搁着个算盘，手指头噼里啪啦拨拉着，嘴里念念有词。他面前摆着一张破桌子，上头放着账本和笔，旁边摞着一堆牛皮纸信封，是准备装鱼用的。

“都到了吧？”赵大奎环顾一圈，声音大得震耳朵，“到了咱们就开始。老规矩，按户头分，大人小孩都算上，一个人一斤二两，这是队委会定的，谁有意见现在说。”

没人吭声。一斤二两，跟去年一样，不算多也不算少，关键是看鱼的大小和质量。同样是一斤二两，分到一条肥美的和分到一条瘦小的，那可是天差地别。

“那好，开始抽签。”

分鱼的规矩是这样的：先抽签，抽到第几号就是第几个挑鱼。一共四十七户，一张纸条上写一个号，揉成团扔在桌子上，各户派人去抓。这样一来，全凭手气，谁也怨不着谁。

我家是我爹去抽的签。他走到桌前，犹豫了半天，伸手拈了一个纸团，攥在手里，转过身来，手还微微发抖。

“打开看看啊！”旁边的人催他。

我爹慢慢展开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着一个“三”。

“三号！德厚家三号！”有人喊了一嗓子。

我爹咧嘴笑了，露出一口黄牙。我也跟着高兴——三号，那就是第三个挑鱼，能挑到好鱼的概率大得很。

我妈不知道什么时候也来了，挤到我身边，伸长脖子看了一眼纸条，脸上也露出了笑容，但嘴上却说：“三号有啥高兴的？又不是一号。一号才最好，啥好的都先挑走了。”

“三号也不赖了。”我爹说。

“你就是没出息，啥事都往后缩。”我妈白了他一眼。

这时候，赵大奎已经开始安排捞鱼了。塘里的水早就抽得差不多了，只剩下齐膝深的泥水。几个年轻小伙子挽起裤腿，脱了鞋，噗通噗通跳进塘里，冷得龇牙咧嘴，可一个个都兴高采烈的。

他们手里拿着大捞网，在泥水里来回趟，鱼受了惊，噼里啪啦地乱跳，溅起一片片泥水。岸上的人看得眼热，孩子们拍着手又喊又叫。

第一网兜上来了，满满当当，白花花的一片，全是白鲢，大的有四五斤，小的也有两三斤。人们发出一阵惊叹声。

赵大奎指挥着把鱼倒在塘埂上，鱼在泥地上扑腾，尾巴甩得啪啪响。一号的那户人家赶紧上前挑鱼，东挑西拣，专挑最大的，嘴里还念叨着：“这条好，这条好……”

轮到第二号，又捞上来一网，这次有花鲢了，头大身子圆，一看就肥实。

等轮到我家的时候，塘里的水已经搅浑得看不清了，但捞鱼的小伙子们摸索着又兜上来一网。

这一网不一般。

网兜刚露出水面，我就看见一条大草鱼在里面翻腾，那身板，得有一米长，少说也得十来斤！它拼命挣扎，差点从网里跳出去，几个小伙子一起使劲才把它按住。

“哎呀，好大一条草鱼！”

“这得有多重？十二斤怕都不止！”

“谁家运气这么好，三号！”

我爹眼睛都亮了，赶紧走过去。那条大草鱼被单独放在一边，通体青黑，鳞片在冬日的阳光下泛着光，腮帮子一张一合的，还挺精神。

“德厚，你发财了！”有人笑着说。

我爹憨笑着，弯腰去抱那条鱼。鱼身上滑溜溜的，他抱了两回都没抱住，最后还是旁边的人帮他一起抬起来，放进我家带来的大木盆里。鱼太大了，木盆都差点装不下，尾巴弯在外面，还在一甩一甩的。

我妈乐得合不拢嘴，嘴上却还在挑毛病：“太大了也不好，一顿吃不完，剩下就不新鲜了。”

“你就嘴硬吧。”旁边有人打趣她，“给你大鱼你还嫌大，那你跟我们换？”

我妈赶紧摆手：“不换不换，谁要跟你们换！”

大家都笑成了一团。

就在这时候，我看见老会计张德茂从人群后面挤了过来。他走得很慢，低着头，像是在想什么事情。走到我爹身边，他四下看了看，确定没人注意这边，然后凑到我爹耳朵边，声音压得低低的，我离得那么近都差点没听清：

“德厚，这条鱼，你先别往家拿。”

我爹愣住了，我也愣住了。

“啥？”我爹没反应过来。

老会计又重复了一遍，声音更低了：“我说，这条鱼，你先别往家拿。听话，放到别处去。”

我爹还想问什么，老会计已经直起身，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若无其事地走了。

他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看了我爹一眼，那眼神里头，有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我妈没听见老会计的话，还在那儿乐呵呵地看着鱼。可我爹脸上的笑容已经没了，他蹲在木盆旁边，盯着那条大草鱼，半天没动弹。

我突然觉得，那年冬天最冷的风，好像就是从那一刻开始刮的。

第一章：眼热

那条大草鱼在木盆里待了将近一个时辰。

说是木盆，其实是我家洗衣服的大盆，平日里装两三床被单都不嫌挤，可那条鱼往里一搁，尾巴只能弯着，身子也只能弓着，看着就憋屈。可鱼不在乎这个，它依旧精神得很，嘴巴一张一合，腮帮子一鼓一鼓，时不时还甩一下尾巴，溅出一串水珠。

我爹蹲在一旁，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一句话也不说。我妈在旁边叽叽喳喳地跟人说话，说的全是这条鱼的事，眉飞色舞的，恨不得让全队的人都知道她家分了一条大草鱼。

“德厚家的，你们这鱼打算咋吃啊？”有人问。

“红烧！用大铁锅红烧！放上葱姜蒜，再加一把干辣椒，炖上一个钟头，那味道……”我妈说着，自己先咽了口水。

“这么大的鱼，一顿吃不了吧？”

“吃不了就腌上，留到过年，正月里来亲戚了切一盘，那不比咸肉强？”

周围的人听她这么说，都露出羡慕的神情。在那个年月，一条大鱼就是一份体面，一份过年的底气。

可我知道，我爹不是在愁鱼怎么吃。

他是在愁老会计那句话。

“德厚，这条鱼，你先别往家拿。”

什么意思？为什么不能往家拿？鱼是我家分到的，正大光明抽签抽到的第三个挑鱼，又不是偷的抢的，凭什么不能拿回家？

我想去问我爹，可看他那个样子，又不敢开口。

我爹这个人，平日里话不多，可心里头啥都清楚。他要是闷头不说话，那就是真的在想事，而且想的肯定是大事。

又过了一会儿，分鱼渐渐到了尾声。人们三三两两端着盆、挑着桶走了，塘埂上只剩下几个人。队长赵大奎还在那儿指挥着收尾，老会计在收拾账本，几个小伙子在冲洗捞网。

我爹站起来，把烟头丢在地上，用脚碾灭了。

“走，回家。”他说。

“好嘞！”我妈应了一声，弯腰就要去端木盆。

我爹拦住她：“别端了。”

“咋了？”

我爹没回答，而是朝老会计那边看了一眼。老会计正低着头收拾东西，好像没注意这边。

“先把鱼放到牛棚去吧。”我爹说，声音不大，但很坚决。

我妈愣了：“牛棚？放牛棚干啥？那地方又脏又臭的，鱼放那儿还能吃吗？”

“你就别问了。”我爹说着，弯腰端起木盆，转身往牛棚的方向走去。

我妈追上去：“李德厚，你发什么疯？鱼拿回家杀了腌上不就完了吗？放牛棚里算怎么回事？你这是……”

我爹猛地站住了，回过头来，脸上的表情有些吓人。他盯着我妈看了几秒钟，嘴唇动了动，最后还是没说出什么来，只是说了一句：“桂兰，听我的，先放牛棚。”

我妈被他的眼神镇住了，半晌没说出话来。

我爹端着鱼走了。我犹豫了一下，跟了上去。

队里的牛棚在村子西头，离鱼塘不远，一排土坯房，前面是一片空地，拴着七八头牛。牛棚里常年有一股子牛粪味儿，夏天招苍蝇，冬天也不干净。可这会儿是腊月，牛棚比外面暖和不了多少，北风从墙缝里灌进来，呜呜地响。

我爹把木盆放在牛棚最里头的一个角落里，那里有一口闲置的大水缸，缸里还有半缸水。他先把鱼从木盆里捞出来，小心翼翼地放进水缸里。那条鱼进了水缸，顿时活泛起来，在水里转了两圈，甩了甩尾巴，像是在试探新家。

我爹找了一块木板盖在水缸上，又在上面压了块石头，这才直起腰来。

“爹，为啥要把鱼放这儿？”我终于忍不住问了。

我爹看了我一眼，叹了口气：“我也不清楚。可老会计那个人，一辈子没害过人，他既然这么说，肯定有他的道理。”

“那老会计为啥不把话说清楚呢？”

“能说清楚他早就说了。”我爹蹲下来，又摸出一根烟点上，“老大，你记住，这世上有些事情，不是非要说清楚才能办的。有时候话说的太明白了，反而坏事。”

我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从牛棚出来，我们爷俩往家走。一路上碰见好几个人，都问我家的鱼呢，我爹笑笑说拿回家了，别人也就不再多问。

可我心里头总觉得不踏实。老会计那压低的声音，那躲闪的眼神，还有那句话——“先别往家拿”——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拔不出来。

回到家，我妈正坐在灶前生火，脸上的表情又气又委屈。看见我爹进来，她啪地摔了一下火钳子：“李德厚，你今天给我说清楚，鱼到底咋回事？是不是你欠了谁的人情，要把鱼送人？”

“不是。”

“那为啥不拿回来？咱们一家人盼了一年，好不容易分了条大鱼，你倒好，给藏到牛棚去了！牛棚那是什么地方？那是牛拉屎撒尿的地方！鱼放那儿，还能吃吗？”

我爹坐在门槛上，闷着头不说话。

“你说呀！”我妈急了。

“我说啥？我也不知道咋回事。”我爹难得地顶了一句嘴，“就是……老会计让我先别拿回家。”

“老会计？”我妈愣了一下，“张德茂？”

“嗯。”

“他凭啥管咱家的事？鱼是咱家分的，又不是他家的，他说不让拿就不拿？”

“他不是那个意思……”

“那是啥意思？你倒是问清楚啊！”

我爹被逼急了，站起来说：“我去他家问问。”

说着真的转过身就要往外走。

“站住！”我妈喊道，“你就这样去？空着手去？”

我爹又站住了，转过身来看我妈。

我妈从柜子里翻出一包红糖，那是她留到过年招待亲戚的，又拿了一瓶白酒，那是去年我爹过生日时他姐夫送的，一直没舍得喝。她把红糖和酒塞到我爹手里：“去人家家里，不能空手。德茂叔这些年对咱家不薄，你嘴甜点，好好问，问清楚到底咋回事。”

我爹接过东西，看了看，又看了看我妈：“这酒……”

“别这那的了，快去快回。”

我爹出了门，我赶紧跟上去。他回头瞪了我一眼，我没理他，就跟在他后面。

张德茂家住在村子南头，三间土坯房，院墙矮得能看见院子里的一切。我们到他家的时候，他正坐在院子里的小板凳上，借着天光看账本。他老伴在灶房里忙活，飘出一股炖鱼的香味——他家也分了鱼，不过是一条两斤来重的白鲢。

“德茂叔。”我爹站在院门外喊了一声。

老会计抬起头，看见我爹，又看见他手里的东西，皱了皱眉。他放下账本，站起来走到院门口，打开门让我爹进去。

“德厚，你这是干啥？”他指着那包红糖和酒，“拿回去拿回去，我跟你说句话还用得着这个？”

我爹把东西放在院子里的石桌上：“德茂叔，你这么多年对咱家好，我心里有数，这点东西不算啥。我就是想问问你，今天那条鱼……到底咋回事？”

老会计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爹，叹了口气。他搬了把小凳子让我爹坐下，自己也坐下，沉默了好一会儿。

“德厚，”他终于开口了，声音还是不高，但比在鱼塘边时大了些，“我问你，你知道那条鱼有多大不？”

“十来斤吧。”

“十斤六两。”老会计说，“我亲眼看着称的。”

我爹没说话，等着他往下说。

“今年的鱼，总共起了多少斤，你知道不？”老会计又问。

我爹摇头。

“八百四十三斤。”老会计说得一清二楚，“全队一百一十三口人，人均一斤二两，正好是一百三十五斤六两。多出来的那些，按规矩是要留到过年的时候做年夜饭的，或者分给五保户和烈属。”

他还是没听出什么名堂。

老会计看了他一眼，仿佛下了很大的决心：“德厚，我再问你，赵队长的老婆那头，他老婆的娘家那个兄弟，你认识不？”

“李二赖？”我爹说，“认识，不就是东头李家那个吗？游手好闲的那个。”

“对，就是他。”老会计压低声音，“前几天，赵队长跟我说，今年分鱼的时候，给他小舅子留一条大的，要草鱼，十斤以上的。”

这句话一出来，院子里的空气好像一下子凝固了。

我爹的脸色变了。他张了张嘴，想说啥，又咽了回去。

“可是……可是那条鱼是抽签抽的，三号，我们正大光明挑的。”我说。

老会计看了我一眼，摇摇头：“孩子，你还不懂。这世上有些事情，跟正大光明不正大光明没关系。赵队长早就在心里盘算好了，那条最大的草鱼是要给他小舅子的。可今天你们家手气好，抽了三号，又偏偏挑走了那条鱼。赵队长当时脸上没说什么，可我看得出来，他心里头不痛快。”

“那跟咱家有啥关系？鱼是我们挑的，又不是偷的！”我不服气。

老会计苦笑了一下：“德厚，你想想，赵队长要是让他小舅子来找你们家要这条鱼，你们家给还是不给？”

我爹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给了，你们家委屈；不给，得罪了赵队长。德厚，你在队里待了这么多年，得罪了队长是个什么下场，你不会不清楚吧？”

我爹沉默了很久。他的手攥着膝盖上的棉裤，指节都发白了。

“那……德茂叔，你说我该咋办？”

老会计站起来，走到院门口看了看，确定没人，又走回来，蹲在我爹面前。

“所以我才让你先别把鱼拿回家。”他低声说，“你把鱼放在牛棚里，谁也看不见。赵队长那边，我帮你盯着。他要是真的来找你麻烦，你就说那条鱼不是最大的一条，队里还有更大的，你们挑的时候看走了眼。”

“可那是十斤六两的鱼啊，在队里不是最大的是什么？”

“你不是把鱼藏起来了吗？”老会计说，“藏起来了，就没有证据。没有证据，他赵大奎再大的本事，也不能空口白牙说你们家占了他的便宜。”

我爹恍然大悟，又似乎更糊涂了：“可是……可是那条鱼总不能一直藏在牛棚里吧？”

“先藏过这几天。”老会计说，“等他小舅子消停了，或者等队里重新分鱼，我再想办法。德厚，你信我，这件事我帮你盯着，不会让你吃亏的。”

我爹看着老会计，老花镜后面的眼睛浑浊而真诚。

“德茂叔，我听你的。”我爹说。

回家的路上，天已经快黑了。冬天的天黑得早，才五点多钟，家家户户的烟囱里就开始冒烟了。我们爷俩走在村路上，谁也没说话。

快到家门口的时候，我爹忽然停下来，回头看着我。

“老大，今天的事，你谁也不能说。”

“我知道。”

“你娘也不能说？”

我想了想：“不跟娘说，她会不会一直闹？”

“闹就闹吧。”我爹叹了口气，“她那个人，嘴上厉害，心里头甜。等事情过去了，她自然就明白了。”

我点了点头。

可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件事，远远不是“过了这几天”就能过去的。

当天夜里，我怎么也睡不着。

不是因为冷，我家的土炕烧得还挺热乎。也不是因为饿，我妈晚上煮了一锅玉米糊糊，我喝了三大碗。

我是惦记着那条鱼。

十斤六两的大草鱼，在水缸里待得好吗？水缸里的水会不会太凉？它会不会饿了？牛棚里的那些牛晚上会不会闹腾，吓得它乱跳？

我翻来覆去的，最后实在忍不住了，悄悄爬起来，摸黑穿上棉袄棉裤，溜出了门。

腊月的夜风像刀子一样割脸，我缩着脖子，一路小跑到了牛棚。

牛棚里有一股子热烘烘的牛粪味，混合着干草的气息。那些牛都卧在地上反刍，听见动静，抬起头看了看我，又低下头继续嚼。我摸黑走到最里头，找到那口水缸，伸手摸了摸缸盖——木板还在，石头也还在。

我轻轻掀开木板的一角，往里看。月光从牛棚的缝隙里漏进来，照在水面上。那条鱼安静地待在水里，一动不动，像是睡着了。

我松了口气，正要盖上木板，忽然听见身后有脚步声。

我猛地回过头，心跳得咚咚响。

黑暗中，有个人影慢慢走近了。

“谁？”我的声音有点发抖。

那人影在月光下显出了轮廓——瘦削的身材，有点驼背，走路慢慢的。

是老会计。

“你没睡？”我脱口而出。

老会计走过来，看了看水缸，又看了看我，笑了一下。他的笑在月光下显得有些苍凉。

“我每天晚上都来牛棚转一圈。”他说，“看看牛，也看看这条鱼。”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每天晚上来看鱼，但他没说，我也没问。

他在牛棚的草料堆上坐下来，拍了拍旁边的位置，示意我也坐下。

我坐下了。

“孩子，你怕不怕？”他忽然问我。

“怕啥？”

“怕赵队长，怕李二赖，怕他们来找你们家的麻烦。”

我想了想，挺起胸说：“不怕。我又没做亏心事。”

老会计又笑了，这次笑得有点苦：“不怕就好。可你得记住了，这世上有些事，不是你做没做亏心事的问题，而是别人觉得你做没做的问题。”

我没听懂，但点了点头。

老会计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草屑，往外走了两步，又站住了。他回过头来，月光照在他瘦削的脸上，那副缠着白胶布的老花镜在他的鼻梁上闪了闪。

“明天一早，你去公社供销社买二斤盐来。”他说，“要是真到了那一步，这条鱼就得腌上了。”

说完他就走了，脚步声消失在夜色里。

我坐在草料堆上，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他那句话的意思。

可我记住了他说的——二斤盐。

第二章：暗流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骑着家里那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破自行车去了公社供销社。

供销社在公社所在地的小街上，离我们村有七八里路。冬天的早晨冷得要命，我骑到的时候，手脚都冻僵了，耳朵也冻得生疼。供销社的门还没全开，半扇门板斜着靠在一边，里面透出昏黄的灯光。

“同志，买盐。”我把自行车靠在外头，搓着手走进去。

供销社的售货员是个四十来岁的胖大姐，正缩在柜台后面喝热茶。她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慢腾腾地放下茶杯，从柜台底下拖出一个大盐袋子来。

“称多少？”

“二斤。”

胖大姐用秤盘称了二斤盐，用一张黄纸包了，递给我：“三毛钱。”

我从裤兜里掏出三张毛票，一张一张地数给她，接过了盐包。刚要转身走，胖大姐忽然叫住我：“你是哪个村的？”

“小杨庄的。”

“小杨庄？你们队昨天是不是分鱼了？”

我一愣：“你咋知道的？”

胖大姐笑了，笑得有点意味深长：“我咋不知道？你们赵队长那个小舅子李二赖，昨天下午就来过了，买了二斤醋，说要回去做糖醋鱼。还说今年分了一条大草鱼，十斤多，要请我们吃呢。”

我的心里咯噔了一下。

“十斤多的草鱼？”我装作惊讶的样子，“那可真是大鱼。”

“可不是嘛。”胖大姐说，“那李二赖吹得天花乱坠的，说他姐夫特意给他留的，全队最大的一条。这孩子，平时不务正业，倒是找了个好姐夫。”

我把盐揣进怀里，说了声谢谢，骑上自行车就往回赶。

一路上，我的脑子里乱糟糟的，像一锅煮开的粥。李二赖昨天下午就来供销社了，还说要请人吃糖醋鱼。这就是说，在赵大奎的计划里，那条大草鱼已经是李二赖的囊中之物了。可问题是，那条鱼明明被我家挑走了，赵大奎难道没跟他小舅子说？还是说他还没来得及说，李二赖就已经在外面吹上了？

不管是哪种情况，麻烦都大了。

我骑得飞快，冷风灌进嘴里，呛得直咳嗽。回到村里，我没有直接回家，而是先去了老会计家。

老会计正在院子里喂鸡。他撒一把玉米粒，那群母鸡就围上去啄，咕咕咕地叫个不停。看见我进来，他抬头看了一眼，目光落在我手里的盐包上，微微点了点头。

“买回来了？”

“买回来了。”我把盐递给他，又压低声音把供销社胖大姐的话学了一遍。

老会计听完，眉头拧得更紧了。他把盐包放在石桌上，蹲下来，沉默了足足有一分钟。

“这个李二赖，嘴上没把门的。”他终于开口了，“他这么一嚷嚷，全公社都知道他今年要得一条大草鱼了。要是到时候鱼没了，他面子丢了，赵大奎脸上更挂不住。”

“那咋办？”我急了。

老会计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玉米面，走到院门口往外看了看，然后又走回来。

“你爹呢？”

“在家呢。”

“你去把他叫来，我有话跟他说。”老会计顿了顿，“别让人看见。”

我又一路小跑回家，我爹正在院子里劈柴。我妈在灶房里煮红薯粥，香味从灶房里飘出来，勾得人直流口水。

“爹，老会计叫你过去，有事说。”

我爹看了我一眼，放下斧头，拍了拍身上的木屑，也没问我啥事，就跟着我走了。我们没走大路，专拣巷子里的小路走，七拐八拐的，到了老会计家。

老会计已经把门关上了，甚至连窗户都关了一扇。他让我爹坐下，自己坐在对面，中间隔着一张破桌子。

“德厚，事情麻烦了。”

老会计把李二赖的事说了一遍，我爹听了，脸色一下子就白了。

“德茂叔，你说……他会不会来我们家闹？”

“闹是肯定的。”老会计说，“但不是现在。赵大奎那个人，做事要面子，他不会让他小舅子直接来闹。他会先想办法把这条鱼名正言顺地弄回去。”

“怎么名正言顺？”

老会计伸出一根手指：“第一，他说分鱼的时候弄错了，那条鱼本来是给五保户或者烈属留的，你们不该挑走。”

我爹摇头：“分鱼的时候赵队长自己说的，所有鱼都拿出来分，一个不留。”

“那是他说的，可他要是改口呢？”老会计又伸出一根手指，“第二，他可能会说队里账目不对，那条鱼的斤两算错了，要重新称，重新分。”

“称的时候他也在场，明明称的是十斤六两。”

“可他要是说那杆秤不准呢？”

我爹说不出话了。

老会计放下手指，叹了口气：“德厚，我跟你说这些，不是吓唬你，是想让你心里有个准备。赵大奎这个人，心眼多得很，他不会明着抢，但他会绕着弯儿地让你把鱼乖乖交出来。”

“我不交。”我爹说，语气难得地坚决，“鱼是我们家正大光明分到的，天王老子来了我也不交。”

老会计看着他，眼睛里闪过一丝赞许，但很快又黯淡下去。

“德厚，你不交，他有的是办法让你难受。”老会计说，“明年派工，给你派最累最脏的活；分粮的时候，你家门口永远排最后一个；你家孩子上学、看病、买东西，他都能卡你。你受得了，你老婆孩子受得了吗？”

我爹低着头，沉默了很久。

“德茂叔，那你说我该咋办？”他的声音有些沙哑。

老会计站起来，走到柜子前，从里面拿出一样东西，放在桌子上。

是一个信封，鼓鼓囊囊的。

“这是什么？”我爹问。

老会计没回答，而是看向我：“你识字的对吧？”

“嗯，在公社上高中。”

“好。”老会计把信封推到我面前，“这里面是我这些年记的一些东西。赵大奎当队长的这些年，队里多报工分、私分公粮、虚报产量的记录，都在里面了。有些是明账，有些是暗账，我一条一条都记着呢。”

我的手放在信封上，却没敢拿起来。

我爹也愣住了：“德茂叔，你这是……”

“德厚，我不瞒你。”老会计摘掉老花镜，拿衣角擦了擦镜片，又重新戴上，“我早就想把这些东西交上去了。可我不能交，也不敢交。我不是怕赵大奎，我是怕连累家里人。我老伴身体不好，孩子们都在外头，我不能让他们替我操心。”

他看着我爹，眼神里有一种托付生死的郑重。

“可现在不一样了。你们家有那条鱼，赵大奎肯定会找你们的麻烦。与其被他欺负，不如先下手为强。这些东西，要是交到公社去，赵大奎这个队长就当不成了。他当不成了，自然也就没办法找你们家的麻烦了。”

我爹的手在发抖。

“德茂叔，这……这可是得罪人的事啊。”

“得罪谁？得罪赵大奎一个人，还是得罪全队的乡亲？”老会计的声音提高了些许，“德厚，你想想，这些年赵大奎在队里捞了多少好处？多报的那些工分，多分给他的粮食，那都是从咱们全队人嘴里省出来的啊！你以为只有我知道？全队的人心里都有数，只是没人敢说罢了。”

屋子里安静极了，只剩下座钟的嘀嗒声。

我爹看着我，我看着老会计，老会计看着窗外。

“德厚，这件事不着急。”老会计的声音又恢复了平静，“你先回去，好好想想。信封先放我这儿，你想好了再来拿。但有一条，那条鱼，千万别拿回家，也千万别让别人看见。只要鱼在你手里，赵大奎就拿你没办法。”

我爹站起来，点了点头，转身往外走。走到门口，他又回过头来：“德茂叔，谢谢你。”

老会计摆了摆手，没说话。

从老会计家出来，我爹没回家，而是拐到了牛棚。

他蹲在那口水缸前，掀开木板，看着里面那条安安静静的大草鱼，看了好半天。

“爹，你真要把那些东西交上去？”我小声问。

我爹没回答，而是忽然说了一句不相干的话：“你娘这辈子跟着我，没享过什么福。”

我愣住了。

“她嫁给我的时候，家里穷得叮当响，连个像样的柜子都置不起。”我爹的眼睛定定地看着水缸里的鱼，“这些年，她跟着我省吃俭用，把好的都给了你们几个孩子，自己连件像样的衣裳都舍不得买。今年过年，她说想给孩子们一人做一身新衣裳，我没吭声，因为我知道，家里的布票不够。”

他盖上木板，站起来。

“可昨天分到那条鱼的时候，她笑得那么开心。我就想，我不要什么，只要她开心就行。”

我爹拍了拍手上的土，转身往外走。

我跟在他身后，忽然觉得，他那矮墩墩的背影，一下子高大了许多。

第三章：风起

接下来的两天，看似平静，但我知道，风已经在暗处吹起来了。

李二赖逢人就说他姐夫给他留了一条大草鱼，说得活灵活现的，好像那条鱼已经被他炖在锅里了。有人问他把鱼拿回去了没有，他就支支吾吾地说“快了快了”。

赵大奎这两天不怎么在村里露面，每天一大早就去公社开会，晚上才回来。他回来的时候也不走大路，专走小路，好像在躲什么人。

老会计每天照常去牛棚“看牛”，其实大家都知道他是去看鱼。

我爹每天照常下地干活，该干啥还干啥，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可我知道，暴风雨就要来了。

第三天下午，暴风雨真的来了。

那天我正在家里帮我妈搓玉米，忽然听见院子里有人喊：“德厚在家不？”

我爹不在家，他去地里拾掇麦茬了。我跑出去一看，是队里的保管员刘三。刘三这人，没什么坏心眼，就是嘴碎，爱传闲话，队里谁家有点什么事，他准是第一个知道的，也准是第一个传出去的。

“刘三叔，我爹不在，下地了。”我说。

“那你赶紧去叫他回来。”刘三压低声音，“赵队长找他，在队部等着呢，说是要问鱼的事。”

我心里一紧，但面上没露出来：“鱼？啥鱼？”

“就是你那天分到的大草鱼啊。”刘三说，“赵队长说他查了账，发现那条鱼算错了斤两，要重新称。你赶紧叫你爹去，别让队长等急了。”

刘三说完就走了，临走还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带着几分同情，也有几分幸灾乐祸。

我妈听见了，从灶房里出来，脸色一下子就变了：“算错了斤两？咋能算错？称的时候不是好好的吗？”

“娘，你别急，我去地里叫爹。”我说着就往外跑。

跑到半路，我先拐去了老会计家。老会计正在院子里晒太阳，听见我气喘吁吁地把事情一说，他的脸色也变了。

“果然来了。”他站起来，在院子里走了两步，“你先别急，听我说。你爹到了队部，不管赵大奎说什么，你都别吭声，让我来说。”

“你也去？”

“我当然要去。”老会计穿上棉袄，又拿起那个鼓鼓囊囊的信封，“今天这事儿，是到了该了断的时候了。”

我和老会计赶到队部的时候，我爹已经到了。

队部是三间大瓦房，平时开会、分粮、记账都在这里。这会儿屋子里坐着好几个人：赵大奎坐在正中间的主位上，面前摆着一杆秤；旁边是副队长王长河，一个老实巴交的中年人；还有两个我不认识的人，穿着中山装，一看就是公社来的干部。

李二赖也在，缩在角落里，看见我们进来，嘴角露出一丝得意的笑。

“德厚来了。”赵大奎站起身，笑得很大声，“来来来，坐坐坐。德茂叔也来了，正好正好，你也给做个见证。”

我爹在凳子上坐下，脸色很平静，但我看见他的手在微微发抖。

老会计不紧不慢地在旁边坐下，把信封放在膝盖上，双手压在上面。

赵大奎清了清嗓子，开始说话：“德厚啊，今天叫你来，是这么个事。前几天分鱼，队里分了你家一条大草鱼，你还记得不？”

“记得。”

“那条鱼，我后来查了账，发现算错了斤两。”赵大奎指着面前的秤，“按照队里的规矩，所有鱼都要先上秤，再按户头分。可你那条鱼，当时没有上秤，就这么分给你家了。这是工作上的失误，我得检讨。”

我爹说：“上秤了，我看着称的，十斤六两。”

赵大奎笑容一僵，随即又笑了：“这个嘛……当时称是称了，但那杆秤不太准，后来我们用公家的标准秤重新称了别的鱼，发现都差了一截。所以今天请你来，就是想用这杆标准秤，重新称一下你家的那条鱼。”

他指了指面前的秤：“这是公社刚发下来的标准秤，绝对准。”

我的脑子飞速转着。赵大奎这招够狠的，他说秤不准，要重新称，可那条鱼根本不在我家，拿什么给他称？

我爹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沉默了几秒钟，说：“鱼……鱼还没拿回家。”

“没拿回家？”赵大奎脸上的笑容更深了，“那放哪儿了？”

“放……放牛棚了。”我爹说。

屋子里的人都不说话了。赵大奎看了李二赖一眼，李二赖会意，站起来就说：“姐夫，不对啊，我前天还去牛棚看过，根本没有鱼！”

空气一下子紧绷起来。

我爹的额头冒出了汗珠。老会计正要开口，我抢先一步说：“鱼在水缸里，用木板盖着，压了石头，不仔细看确实看不出来。”

李二赖的脸涨得通红：“你……你怎么知道？”

“因为是我放的。”我说。

屋子里又安静了。

赵大奎站起来，拍了拍手：“那就好办了。走，咱们一起去牛棚，把鱼拿来，当着大家的面重新称一称。德厚，你没意见吧？”

我爹看了老会计一眼，老会计微微点了点头。

“没意见。”我爹说。

一群人浩浩荡荡地往牛棚走去。冬天的傍晚来得早，这会儿天色已经开始暗了，风吹得路边的枯草沙沙响。我走在最后面，心砰砰跳，手心全是汗。

到了牛棚，我推开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走进去。牛棚里黑黢黢的，牛粪的气味扑面而来。赵大奎让人点了一盏马灯提着，跟在后面。

我走到最里头，蹲下来，伸手去摸那口水缸。

缸盖还在，石头也在。

我搬开石头，掀开木板，马灯的光照进水缸里。

水面上波光粼粼，可水里什么都没有。

鱼，不见了。

“鱼呢？”赵大奎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掩饰不住的得意。

我又往水里摸了一把，空荡荡的，只有水。

鱼真的不见了。

我爹的脸一下子白了，老会计的脸色也变了。

“这不可能！”我说，“昨天还在的，我昨天还来看过的！”

赵大奎哈哈大笑起来：“德厚啊，你这就不对了。你说鱼在牛棚，可现在连个鱼影子都没有。你们家分到的那条鱼，到底去哪儿了？该不会是……”

他没把话说完，但意思已经很明显了——该不会是你们家把鱼私吞了吧？

李二赖在旁边阴阳怪气地说：“我就说嘛，牛棚里根本没有鱼。李德厚，你该不会是把我那条鱼偷偷拿回家吃了吧？”

“你那条鱼？”我爹猛地抬起头，眼睛瞪着李二赖，“那是我家分到的鱼，什么时候成你的了？”

“我姐夫给我留的，全队最大的一条，就是你挑走的那条！”李二赖理直气壮地说。

“够了！”赵大奎呵斥了一声，但脸上的表情分明是满意的，“现在不是争论鱼是谁的时候，现在是问清楚，鱼到底哪儿去了。德厚，你要是已经把鱼吃了或者送了人，你就直说，队里也不至于为了条鱼跟你过不去。可你要是把鱼藏起来了，那就得说清楚了。”

我爹的嘴唇在发抖，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就在这时候，老会计站了出来。

“赵队长，这鱼的事儿，先不着急。”他的声音不高，但很稳，“我倒是想问问，这几天牛棚的钥匙，都在谁手里？”

牛棚的钥匙，本来只有两个人有——保管员刘三和队长赵大奎。

赵大奎的眉头皱了一下：“你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老会计说，“我就是觉得奇怪，鱼前天还在水缸里，今天就不见了。牛棚的门锁得好好的，没有钥匙谁也进不来。既然德厚说他把鱼放在了水缸里，而鱼又丢了，那就说明有人趁人不注意，把鱼拿走了。”

“你这是在怀疑我？”赵大奎的声音提高了。

“我没怀疑谁。”老会计不卑不亢，“我只是想弄清楚事实。赵队长，你要不要问问刘三，他这几天有没有来过牛棚？”

刘三就站在人群后面，听见这话，脸一下子白了：“我……我没来过，真的没来过！”

“那钥匙呢？”老会计问，“你的钥匙有没有借给别人？”

刘三张了张嘴，看了一眼赵大奎，又低下头去，不说话了。

空气中弥漫着一种微妙的气息。所有人都看出来了，老会计这是在逼赵大奎。如果赵大奎说钥匙没借给别人，那鱼就是在他眼皮子底下丢的；如果他说钥匙借给了别人，那就要问借给了谁。

赵大奎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半晌，他忽然笑了，笑得很大声：“老张啊老张，你这是给我上眼药呢？行，你查，你慢慢查。不过现在的问题是，德厚家的那条鱼，到底存不存在？如果说鱼根本就是被他们家吃了，那咱们在这儿查来查去的，不是笑话吗？”

他转向那两个穿中山装的公社干部：“二位同志，你们看这事儿……”

那两个干部对视了一眼，其中一个年龄大些的开口了：“同志，你们队里的内部事务，我们本来不该插手。但既然到了这个份上，我就说两句。第一，分鱼的事，要公平公正，不能有私心；第二，账目的事，要清清楚楚，不能有糊涂账；第三，这件事既然闹到了这个地步，不如就把账本拿来，把分鱼的整个过程重新捋一遍。”

赵大奎的脸色一下子变了：“同志，这……”

“这是应该的。”老会计不等他说完，就从怀里掏出一个本子，“今年的分鱼账目，我全都记在这里了，一笔一笔，清清楚楚。从鱼的总重量，到每户的人口数，到每条鱼的重量和去向，全都有记录。赵队长，你要不要看看？”

他把账本递了过去。

赵大奎没接，他的目光落在老会计另一只手上的信封上：“那是什么？”

老会计把信封也举了起来：“这是这些年队里的账目汇总。赵队长，你不是说秤不准吗？我看不光是秤的事，账也不准。多报工分、私分公粮、虚报产量，哪一笔都记在这儿呢。你要不要也看看？”

牛棚里安静得能听见牛反刍的声音。

所有人都盯着那个信封，盯着赵大奎的脸。

赵大奎的脸从红变白，从白变青，最后变成了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颜色。

那两个公社干部的表情也变了。那个年长的伸手接过信封，打开看了看，脸色越来越凝重。

“这些账目，是真的吗？”他问老会计。

“我张德茂在队里当了二十二年会计，每一笔账都是我一笔一笔记的，对的错不了，错的冤不了。”老会计的声音很平静，“这些账目，我敢当着所有人的面发誓，都是真的。”

年长的干部把信封收起来，看着赵大奎：“赵队长，这件事我们需要调查。你们队的分鱼先暂停，所有的鱼都不能动，等候处理。”

赵大奎张了张嘴，想要说什么，可什么都说不出来。

李二赖早就缩到了人群最后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那天晚上，我和我爹、老会计一起走出牛棚的时候，外面已经全黑了。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地亮起来，北风还在呜呜地吹，可我觉得，风好像没那么冷了。

“德茂叔，那些账本……”我爹说。

老会计摆了摆手，没让他说下去。

“德厚，有些事，该来的总会来。”老会计抬头看着天，“不是我们跟谁过不去，是这日子，总得往好的方向过。”

说完他就走了，瘦削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

第四章：转机

老会计的那些账本，像一颗深水炸弹，在队里炸开了锅。

消息传得很快，第二天一早，整个小杨庄就都知道了：赵大奎的账出了问题，公社的干部要下来查。

有人说老会计做得对，赵大奎这些年贪了那么多，早该有人站出来说话了。也有人说老会计多管闲事，得罪了赵大奎，以后没好日子过。更多的人保持沉默，谁也不帮，谁也不说，就像看一场戏，等着看结局。

赵大奎从那天晚上起就没再露面。有人说他去了公社找人活动关系，有人说他躲在家里不敢出来，还有人说他已经写了辞职报告。不管真相是什么，有一点是肯定的——他那说一不二的威风，一下子泄了大半。

李二赖更是不见了踪影。他之前到处吹嘘的那条大草鱼，成了全村的笑柄。有人在背后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糖醋鱼”，说他牛皮吹得响，结果连个鱼鳞都没见着。

可那条鱼，到底哪儿去了？

我也想知道。那天晚上从牛棚回来，我翻来覆去地想：鱼明明在水缸里，我前天还看过，怎么就突然不见了呢？刘三的钥匙在谁手里？赵大奎有没有可能自导自演了这出戏，先把鱼偷走，再倒打一耙说是我们家把鱼吃了？

我把这个想法跟我爹说了，我爹没吭声，但我看得出来，他也在想同样的问题。

第二天下午，公社的调查组来了。

一共三个人，领头的姓马，四十来岁，戴着一副黑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但句句都在点子上。另外两个都是年轻人，一个负责查账，一个负责找人谈话。

调查组先在队部安了营，把所有账本都搬了出来，一本一本地查。老会计全程陪同，有问必答，不问不开口，态度不卑不亢。

他们查账的时候，村里的人都没心思干活了，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议论。有人说赵大奎这次跑不掉了，有人说公社肯定会保他，毕竟他是多年的队长，上面也有人。

我妈紧张得不行，一会儿担心赵大奎秋后算账，一会儿担心老会计被连累，一会儿又念叨那条鱼——“十斤六两的大草鱼啊，说没就没了，我连个鱼味儿都没闻着呢。”

我爹倒是出奇地平静。他每天照常下地干活，回来就坐在院子里抽烟，偶尔跟我说两句话，也都是一些不咸不淡的家常。

第四天，调查组找我和我爹谈话。

是在队部，马组长坐在桌子后面，旁边坐着两个记录员。屋里很暖和，生着炉子，炉子上坐着一壶水，咕嘟咕嘟地冒着热气。

马组长先问了我爹一些问题——家里几口人，每年分多少粮，工分是怎么记的，分鱼那天的情况等等。我爹一一回答了，声音不大，但说得很清楚。

问到那条鱼的时候，马组长问：“你说你分到了一条十斤六两的草鱼，可后来鱼不见了？”

“不见了。”我爹说。

“你觉得鱼可能是被谁拿走的？”

我爹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不知道。”

马组长看了他一眼，没再追问，转而问我：“你是高中生？”

“是，在公社上高二。”

“你识数，也会算账？”

“会。”

“那你觉得你们队里的账目，有没有问题？”

我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有。”

“什么问题？”

“多报工分，私分粮食。”我把老会计跟我说的那些话，挑着说了一些。

马组长在本子上记了些什么，又问：“这些事，是你自己发现的，还是听别人说的？”

我又犹豫了。我知道我不能把老会计牵扯进来，可我要说是自己发现的，又明显是在撒谎。

马组长看出了我的为难，笑了笑：“没关系，你不需要说具体是谁，只需要说，你有没有亲眼见过或者亲耳听过这些事情？”

“亲耳听过。”我说。

“好。”马组长合上本子，站了起来，“今天就到这儿吧。谢谢你们父子俩配合。”

从队部出来，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外面的空气很冷，可我觉得心里敞亮了许多。

“爹，你说马组长会不会把赵队长……”我小声问。

“别瞎猜。”我爹说，“这种事情，不是一朝一夕能说清楚的。”

话虽这么说，可我分明看见，他的嘴角微微往上翘了翘。

调查工作进行了一周。

这一周里，调查组几乎找全队的人谈了一遍话。有的人说赵大奎好，说他对队里贡献大，没有他就没有今天的小杨庄；有的人说他霸道，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还有的人吞吞吐吐，说一半留一半，生怕得罪了人。

老会计的账本经得起查。一笔一笔，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赵大奎多报的那几百个工分，私分的那几百斤粮食，全都在账上摆着，白纸黑字，赖都赖不掉。

第七天，调查组在队部开了一个大会，全队的人都来了。

会上，马组长宣读了调查结果：赵大奎在担任小杨庄生产队队长期间，存在多报工分、私分公粮、虚报产量等违规行为，证据确凿，事实清楚。经公社党委研究决定，免去赵大奎小杨庄生产队队长的职务，责令其退回多分得的粮食和工分，并在全队范围内作出检讨。

赵大奎没来开会。有人说他病了，有人说他在家收拾东西准备去外地投靠亲戚，还有人说他已经写了检查，正在家里等处理结果。

不管是真是假，有一点是肯定的——赵大奎的队长生涯，到此结束了。

副队长王长河被任命为代理队长，老会计继续当会计。马组长说，等过了年，队里要搞新的生产责任制，听说叫什么“包产到户”，以后各人种各人的地，多劳多得，少劳少得。

这个消息比赵大奎下台更让人兴奋。会还没开完，底下就嗡嗡地议论开了。有人说好，有人说不好，不管怎么说，大家都知道，日子要变样了。

散了会，我爹和老会计走在最后面。

“德茂叔，赵大奎这事儿……会不会有后患？”我爹小声问。

老会计摇了摇头：“不怕。他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再说了，过了年就要包产到户，生产队都不存在了，他这个队长的名头还有啥用？”

我爹想了想，觉得也是。

两个人走到了岔路口，老会计正要往南拐，忽然想起了什么，站住了。

“德厚，你等等。”

他从怀里掏出一样东西，用手帕包着的，递给我爹。

我爹接过来，打开手帕，愣住了。

里面是一把钥匙。

“这是啥钥匙？”我爹问。

老会计笑了笑：“牛棚的钥匙。”

我爹和我对视了一眼，都不明白他在说什么。

“那条鱼，是我拿走的。”老会计说，声音很平常，好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一样。

“啥？”我爹的眼睛瞪得溜圆。

“那天晚上，就是德厚发现鱼不见的前一天晚上，我去牛棚，把鱼捞出来，送到了我连襟家。”老会计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我想了想，觉得把鱼放在牛棚里也不保险。赵大奎要是起了歹心，让人去偷，鱼就没了。与其这样，不如我先下手为强，把鱼转移到别处去。”

我爹张了张嘴，半天没说出话来。

“德厚，你别怪我。”老会计说，“我当时没跟你说，是怕你心里过不去。你在赵大奎面前说鱼在牛棚，那是实话，你没撒谎。可鱼后来不见了，赵大奎就没法抓住你们家的把柄了。”

“可是……可是德茂叔，你这样不是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了吗？”我爹急了，“要是赵大奎查出来是你把鱼弄走了……”

“查出来又怎样？”老会计笑了，“我是会计，队里的鱼放在队里的牛棚里，我作为会计，有权对队里的财产进行管理。我把它转移到别处去，是为了防止有人偷盗。这是正当的，合理合法的。”

我爹还想说什么，老会计摆摆手，打断了他：“德厚，你别想太多了。这件事，我做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也对得起全队的乡亲。那条鱼，等过了这阵子，我就去我连襟家取回来。到时候咱们好好吃一顿，把这几天的晦气都吃下去。”

老会计说完就走了，背挺得直直的，脚步也比前几天轻快了许多。

我爹站在原地，看着他的背影，眼圈忽然有些发红。

“爹，老会计他……”

“他是个好人。”我爹说，声音有些哽咽，“天底下最好的人。”

第五章：团圆

腊月二十八，老会计去他连襟家把那条大草鱼取回来了。

那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帮我妈扫雪，老会计推着一辆独轮车来了。车上放着一个大木桶，木桶里装着水，水里游着那条鱼。

十来天不见，那条鱼又大了一圈，青黑的背脊在水面下一闪一闪的，看着就让人欢喜。

“德厚，鱼我取回来了。”老会计把独轮车停在院子门口，擦了擦额头的汗，“这下可以放心拿回家了。”

我爹迎出来，看着那条鱼，眼眶又红了。他伸手摸了摸鱼背，那鱼猛地一甩尾巴，溅了他一脸水。

“好鱼，真是好鱼。”我爹笑着说，抹了一把脸上的水。

我妈从灶房里跑出来，看见那么大一条鱼，高兴得差点蹦起来。可高兴归高兴，嘴上还是没饶人：“德茂叔啊，你说你们这些男人，一条鱼搞得跟打仗似的，至于嘛！”

老会计笑了，笑得眼睛眯成了一条缝：“嫂子，这你可说错了。不是一条鱼的事，是一个理的事。”

我妈翻了个白眼：“行行行，你们有理，你们有理。现在鱼拿回来了，今天晚上就把它炖了，我请德茂叔喝酒！”

“今天晚上不行。”老会计说。

“为啥？”

“今天才二十八，离过年还有两天呢。”老会计说，“这条鱼，得留着到除夕夜，咱们全队的人一起吃。”

我爹和我妈都愣住了。

“全队的人一起吃？”我爹问。

老会计点了点头：“我跟王长河商量过了，今年年三十，队里办一桌团圆饭，就用这条鱼做个主菜。全队的乡亲都来，不管以前有什么过节，吃了这顿鱼，恩怨就一笔勾销了。过了年就要包产到户了，以后各干各的，但小杨庄还是小杨庄，咱们还是一家人。”

我爹沉默了半天，然后点了点头：“行，听德茂叔的。”

我妈一开始还有点舍不得，那么大一条鱼，自家吃能吃好几顿呢。可听老会计这么说，她也不好意思再说什么了，只是嘀咕了一句：“全队吃，那一条鱼也不够啊。”

老会计笑着说：“光一条鱼当然不够，可各家都会出菜的。你出一点，我出一点，凑在一起就是一大桌。嫂子，到时候你可不能藏着掖着，得把你那手好菜拿出来。”

我妈被逗乐了：“行行行，我做红烧鱼块，再炖一锅大白菜，管够！”

除夕那天，天还没亮，队里就开始忙活了。

王长河把队部腾出来，摆了四张大桌子，每张桌子能坐十来个人。墙上贴了红纸对联，是村里的老先生写的，“年年有余”四个大字，格外醒目。

各家各户都出了菜。王长河家出了一盆炖鸡，刘三家出了一碗红烧肉，我家出了一盆红烧鱼块（那条大草鱼被分成好几段，除了红烧的，还有清炖的、糖醋的、干炸的），老会计家出了一大锅鱼头豆腐汤。还有白菜、萝卜、粉条、豆腐、花生米，七七八八的摆了满满一桌子。

那条大草鱼的头被老会计留下来了，单独炖了一锅汤，说是要给队里最年长的王奶奶送去。王奶奶八十多了，牙都掉光了，喝鱼汤最合适。

下午四点多，天还没黑，队部里就坐满了人。

男人坐在一桌，抽烟喝酒聊天；女人坐在一桌，唠家常说孩子；孩子们满屋子跑，抢花生吃，抢糖果吃，闹得不亦乐乎。

赵大奎没来。他已经被免了职，队里的会他没脸来，也没人叫他。李二赖也没来，听说他去了隔壁公社的砖瓦厂打工，过年都没回来。

老会计坐在主位上，旁边是王长河和我爹。老会计今天特意穿了件新棉袄，藏青色的，是他老伴给他做的，领口绣了一朵小花，看着挺喜庆。

“乡亲们，”王长河站起来，举起酒杯，“今天是除夕，也是咱们小杨庄在生产队制度下的最后一个除夕。过了今晚，明年就是包产到户了。不管以后怎么样，咱们还是一个村的人，还是一家人。来，大家干一杯！”

所有人都举起杯子，有的杯子里是酒，有的是茶，有的是白水，都一仰脖干了。

老会计也站了起来，他举起酒杯，环顾了一圈，目光最后落在我爹身上。

“德厚，”他说，“那条鱼的事，让你受委屈了。”

我爹赶紧站起来：“德茂叔，你别这么说。要不是你，我家就……”

“行了行了，大过年的，别说这些。”老会计摆摆手，转向大家，“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有好的，有不好的，有高兴的，有窝心的。可不管怎么说，咱们一村子人，又平平安安地过了一年，这就是最大的福气。来，吃鱼！吃了这鱼，年年有余！”

他的话讲得没什么文采，可句句实在，句句暖心。几个老太太听了，悄悄地抹眼泪。

那天的鱼，是这些年我吃过最好吃的鱼。

鱼块炖得酥烂，入口即化，咸淡适中，带着葱姜蒜的香气。我妈的红烧技术确实没得说，糖色挂得均匀，酱油用得恰到好处，连平时挑嘴的老会计都多吃了几块。

最让我意外的是，老会计端着碗，走到每一桌跟前，给大家夹菜。他给年轻人夹鱼，给老人盛汤，给孩子剥花生，嘴里还不忘念叨：“多吃点，多吃点，明年咱们自己种地，日子会越过越好的。”

他走到我家那一桌的时候，我妈叫住了他：“德茂叔，你别忙了，坐下来吃两口。”

老会计笑了笑，在我妈旁边坐下来。

我妈给他盛了一碗鱼汤：“德茂叔，我敬你一碗。你这个人，平时看着不声不响的，可心里头装着全队的人。以前我有啥说得不对的地方，你别往心里去。”

老会计接过鱼汤，喝了一口，眼眶忽然红了。

“嫂子，你别这么说。”他的声音有些发颤，“我这个人，一辈子就会打算盘，别的啥也不会。可我就认一个理——做人要讲良心，做事要对得起天地。赵大奎那事儿，我不是跟谁过不去，我是觉得，这日子不能那么过。”

我妈点了点头，眼圈也红了。

那天晚上，大家吃得很晚，喝得也很尽兴。男人们喝多了，就开始唱戏，唱的是河南梆子，五音不全的，可大家听得开心。女人们也放开了，跟着哼唱，有的还扭起了秧歌。

孩子们玩累了，就趴在大人腿上睡着了，流着口水，嘴角还挂着笑。

我坐在角落里，看着这热闹的场面，心里头暖洋洋的。

老会计喝了不少酒，脸红红的，靠在椅背上，眯着眼睛看着天花板，不知道在想什么。我爹也喝多了，拉着王长河的手，翻来覆去地说：“老王啊，以后各人种各人的地，你可得多帮衬啊。”

王长河拍着他的手说：“一定一定，咱们一个村的，不帮衬谁帮衬？”

夜深了，人们渐渐散了。

我扶着喝醉的我爹往家走，老会计走在前面，脚步有些踉跄。走到岔路口，他回过头来，月光下，老花镜反射着清冷的光。

“德厚，”他说，“明年开春，咱们队就包产到户了。到时候你想种啥种啥，想养啥养啥。那条鱼算什么？以后你想吃多少条就有多少条。”

我爹嘿嘿地笑了：“德茂叔，我就想种好我的地，把孩子们拉扯大，别的啥也不想了。”

老会计点了点头，转过身，深一脚浅一脚地走了。

第六章：余味

那年春节过后，果然包产到户了。

生产队还在，但已经不搞集体出工、集体分粮了。各家各户分到了自己的地，种什么、怎么种，自己说了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再也不用吃“大锅饭”了。

老会计的算盘还在打，但打的不是队里的账了，是各家各户的账。谁家要买种子、买化肥、买农药，都来找他帮忙算账。他还是老样子，不紧不慢的，有求必应，但从不主动揽事。

赵大奎后来在村里待不下去了，搬到了邻县的远房亲戚家，听说做起了小买卖，卖化肥农药，日子倒也过得去。他跟村里的人断了联系，偶尔有人提起他，也只是摇摇头，不多说什么。

李二赖在砖瓦厂干了一年多，攒了点钱，娶了个媳妇，安安稳稳地过日子了。他回村的时候碰见过我几次，每次都低着头，匆匆走过，好像怕我提起那条鱼的事。

我爹分到了八亩地，种了小麦和玉米，还养了几头猪。他干活更起劲了，天不亮就下地，天黑了才回来。我妈说他“跟土地长在一起了”，他也不恼，嘿嘿一笑，继续干。

那条鱼的事，他后来很少提起。偶尔喝多了酒，会跟我念叨几句：“老大，你记住，做人要像老会计那样。不怕事，但也不惹事。该站出来的站出来，该藏起来的藏起来。”

我高中毕业后，考上了省里的中专，毕业后分配到了县里的农业局，端上了公家的饭碗。后来又调到市里，一步一步地往上走，当了个不大不小的官。

可不管走到哪儿，每年过年我都回小杨庄。回去看看我爹我妈，看看老会计，看看那些看着我长大的乡亲们。

老会计活到了八十三岁，前年走的。

走之前那几天，我正好回去看他。他已经瘦得不成样子了，躺在床上，气若游丝，可那双浑浊的眼睛看见我的时候，还是亮了亮。

“老大回来了？”他的声音很轻，像风吹过树叶。

“回来了，德茂爷爷。”我蹲在床边，握着他枯瘦的手。

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忽然笑了。

“还记得那条鱼不？”

“记得。一辈子都忘不了。”

他点点头，闭上了眼睛，好像在回忆什么。

“那条鱼啊，”他喃喃地说，“十斤六两，草鱼，青黑背，白肚皮，尾巴上有道疤。”

他的声音越来越轻，轻得快要听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去牛棚捞鱼，它在我手里扑腾，水溅了我一身。那水，冰凉冰凉的……”

他没有说下去，呼吸渐渐平稳了，像是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老会计走了。

按照他的遗愿，丧事办得很简单，不请客，不收礼，不吹吹打打。可出殡那天，全村的男女老少都来了，排着长长的队伍，送了他最后一程。

我走在队伍前面，手里捧着他的遗像。照片上的他还是那副老样子，瘦削的脸，老花镜，镜腿上缠着白胶布。

我爹跟在我后面，走在队伍的中间。他已经七十多了，头发全白了，腰也弯了，走路要拄拐杖。可他坚持要来送老会计最后一程，谁劝都不听。

“德茂叔，”他对着棺材说，声音沙哑得不像样子，“你走了，小杨庄的魂就少了一半啊。”

没有人说话，只有北风呜呜地吹。

队伍经过牛棚的时候，我往那边看了一眼。牛棚还在，可里面已经没有牛了。包产到户之后，牛分到了各家各户，牛棚就空了下来，年久失修，房顶都塌了一个大洞。

那口大水缸也还在，歪倒在地上，碎了一角，里面长满了杂草。

可在我心里，那口水缸永远都是满的，满得快要溢出来。水面上波光粼粼，水里游着一条大草鱼，青黑的背脊，白白的肚皮，尾巴上有一道疤。

老会计站在水缸旁边，月光照在他瘦削的脸上，那副缠着白胶布的老花镜一闪一闪的。

“德厚，”他压低声音说，“这条鱼，你先别往家拿。”

那声音，穿过四十多年的光阴，还是那么清晰。

清晰得像昨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