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酒会炸锅，自由派自己人骂自己，党魁开电动车也拉不回民心

一千万人口的瑞士：为何增长在这个全球最成功的国家之一，竟成了一个贬义词。最新民调显示，瑞士人民党提出的人口上限倡议仍有相当大的胜算。如今，瑞士社会对增长的质疑，正不断蔓延到中右翼核心地带。舆论为何偏偏在这个时候转向？

瑞士是否正逼近增长的边界？快速变化与持续繁荣的经济，正在社会中激起越来越强的抵触情绪。

屋外阳光明媚，屋内摆着白葡萄酒、啤酒和夹馅小面包。沙夫豪森州自由民主党在诺伊豪森举办了一场政治酒会。到场的有个体经营者、雇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在这里，自由派仍保有某种“全民政党”的气质。

正式环节结束后，站在高脚桌旁的自由派支持者纷纷凑在一起，谈论的几乎都是同一个话题：增长与移民。长期担任自由民主党党员、从事信托工作的娜佳·鲍曼说：“道路已经堵死了，中小企业也面临很多问题。”她认为，党内高层没有意识到，基层早已忍无可忍。“增长的边界早就到了。”

旁边另一桌的说法也差不多。城市自由民主党主席克里斯蒂安·蒙特说：“一千万人口倡议是在发出一个信号：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们需要的是质量型增长，而不是数量型增长。”在沙夫豪森自由派的这场酒会上，现场有时听起来几乎像是瑞士人民党的乡村早餐会。

52％。这个数字本周如同一枚重磅炸弹。根据塔媒体报业集团旗下报纸最新民调，如今已有多数合资格选民支持瑞士人民党的倡议，主张将全国人口控制在一千万。甚至连自由民主党的选民中，也有多数支持这项公民提案。

对自由民主党来说，这是一道分水岭。进步、扩张和增长，曾是自由主义运动的核心基因。这个由铁路先驱阿尔弗雷德·埃舍尔所代表的政党，曾参与塑造这个国家，并推动其走向富裕。如今，就连这个曾以进步自居的政党内部，似乎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陷入了“增长忧郁”。

她表示，在与基层交流时，自己经常听到对瑞士人民党倡议的同情和认同。“但一旦我们进一步讨论这项倡议会给经济带来什么影响，这种态度通常很快就会改变。”因此，她仍然相信，自由民主党最终会投下反对票。只是现在还需要做大量解释工作。“我们必须说明，这项倡议对经济区位究竟有多大伤害，它会如何扼杀增长。”

自由民主党领导层正努力释放乐观信号。但增长疲惫究竟已经在多大程度上侵蚀中右翼阵营，从中间党选民的态度中也能看出来。根据民调，在中间党支持者中，支持人口上限的人也高达47％，这一比例同样令人意外。

中间党联邦院议员海迪·茨格拉根上周末已向本报表示支持瑞士人民党的倡议。如今，她又得到阿彭策尔州联邦院议员丹尼尔·费斯勒的声援。费斯勒说：“如今的增长速度太快，已经让我们的社会、资源和基础设施不堪重负。”他表示，这个国家近几年变化过于迅猛。“我并不反对经济增长，”费斯勒强调，“但我反对没有边界的增长，也反对失控的移民。”

经济史学家托比亚斯·施特劳曼多年来一直研究，瑞士是如何成长为全球最成功的经济体之一的。对于如今连中右翼核心地带都广泛出现“增长之痛”，他的解释是：高水平的生活标准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富裕会带来某种习惯效应。”这位经济史学家说。

这种机制在幸福研究中早已为人熟知。一个人如果贫穷，多几法郎收入对他意义重大，这种财富增加会被明显感受到。但随着收入提高，这种效应会逐渐减弱。一个人一旦富有，额外增加的收入带来的感受就不再那么强烈。

社会层面也存在类似现象。很明显，瑞士社会中相当大一部分人，已经不再确定更多物质财富是否仍值得追求，也不再确信它是否还能带来更多幸福。

情况并非一直如此。二战后，瑞士与整个西欧一样，经历了长达三十年的高速增长。历史上，这段时期被称为“辉煌三十年”。冷冻柜、汽车、第一批电视机以及海边度假，几乎整个社会都分享到不断增长的财富红利。整个社会像搭上了向上的电梯。蛋糕不断变大，可分配的也越来越多，批评的声音并不多见。

转折出现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石油危机、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崩溃以及经济奇迹终结，引发一连串冲击波。批评增长负面后果的声音也越来越多。罗马俱乐部发表了著名报告《增长的极限》，这也成为环境保护讨论的开端。

施特劳曼说：“恰恰是六八一代——这个比此前任何一代都更富有的群体——开始质疑增长。”

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危机以来，瑞士一直围绕这个议题争论不休。“质量型增长”这一概念，也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它背后的想法是：一个经济体可以在不额外消耗更多资源的情况下实现繁荣。这个概念直到今天仍深刻影响着公共讨论。

左翼和绿党希望建立一种不依赖有害化石燃料的经济。右翼保守阵营则希望实现一种不依赖大规模移民的增长。

施特劳曼说：“直到今天，西方经济体一直都是两种增长并存。”他说，“质量型增长和数量型增长一直是并行发生的。”经济增长始终由生产率提升和人口同步增长共同推动。“我对此能否真正脱钩持怀疑态度。”这位学者说。

在他看来，当下局势的特殊之处在于，自2002年人员自由流动实施以来，瑞士一直保持持续增长。“几乎已经没有明显的经济周期了。”施特劳曼说。如今，瑞士面对的是一种“奢侈的烦恼”——过于漫长且稳定的增长。

在施特劳曼看来，当前这场讨论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的舆论氛围颇为相似。当年，持续繁荣的景气周期催生了来自左翼的增长批判。

也许正因如此，瑞士人民党主席马塞尔·德特林如今在批评增长和建设活动时，听上去几乎像个左翼绿党人士。他最近在一次采访中说：“在我们国家，每一秒钟都有一平方米绿地消失。这样不断水泥化下去，我们就是在放弃自然。”他还抨击经济领域越来越被外国经理人主导。

不过，瑞士人民党并非一直都如此反增长。

电话打到伯尔尼高地，联系上阿道夫·奥吉。这位瑞士人民党前联邦委员，曾是联邦政府中最典型的乐观主义者。他以那句“喜悦降临了！”而闻名，几乎没有谁比这位来自山区的政治人物更能代表对未来的信心和乐观。“2000铁路计划”和“新阿尔卑斯山铁路隧道工程”是这个国家最后几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而奥吉在担任联邦委员期间，对这两个项目都产生了关键影响。

奥吉今天说：“新阿尔卑斯山铁路隧道工程代表着一种面向未来的视野。我们那时敢于尝试，也敢于塑造现实。”这位前联邦委员回顾自己在政府任职的岁月时说，他同样观察到一种习惯效应，而这很危险：“财富已经普遍扩散，这会带来某种自满和安逸。”

他说，民众不喜欢拥挤的列车和狭窄的车站，这一点他能够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也促成了一千万人口倡议的出现。在德国和法国，人们可以看到错误移民政策会把国家带向何处。

但他也提醒，不应只盯着增长的负面后果。“财富不能只是守成，还必须主动塑造。”

这位瑞士人民党前联邦委员不愿就投票给出明确建议。尽管如此，他还是说：“作为瑞士，我们应该问问自己，我们的财富根基究竟来自哪里。”迁入的胡格诺派曾为日内瓦带来财富。“从坎德施泰格到戈彭施泰因的勒奇山隧道，是意大利工人修建的。”海耶克家族则挽救了瑞士钟表业。“正确的移民，也曾为瑞士带来财富和繁荣。”这位前联邦委员说。

移民和增长能够创造财富，这一点，恐怕没有人比这个国家最成功的财政主管更清楚。来自楚格州的海因茨·滕勒，此前一直是党内少数公开反对瑞士人民党倡议的重要现任人物之一。

去年秋天，他曾在《新苏黎世报·星期日版》上表示：“对人口总量设定严格上限是危险的，会在一夜之间扼杀经济。”但如今，他已重新站到党的主张一边。

楚格州财政部门位于一栋高楼的五层。海因茨·滕勒一大早在办公室接待记者喝咖啡。从他的办公室望出去，可以看到巴尔和楚格上空林立的塔吊。凭借低税收策略，这个州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企业，如今已成为增长引擎。作为瑞士人民党政治人物，滕勒几乎就是这一路线的代表人物。

谈话一开始就出现了一个巨大转折。“我会投赞成票。我支持这项倡议。”他在周五早晨说，“人也可以改变看法，也可以变得更明白。”他说，自己又一次认真研究了这个议题，得出了不同结论。“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这位来自繁荣州的瑞士人民党政治人物说，“瑞士不能再这样继续增长了。我们正在逼近边界。”

显然，这位财政主管为此挣扎了很久。究竟是什么导致他改变立场？是否来自党内压力？“没有，完全没有，绝对不是。我可以独立思考。”他说，对他来说，转折点在于联邦政府和议会在应对高移民问题上长期无所作为。“我们有问题，但政界就是视而不见，也不认真对待民众的担忧。”

这位楚格州官员说，当他在街头与人交谈时，几乎所有人都觉得增长速度太快了。这种情绪已经不能再继续忽视。那么，他过去关于“刚性上限会扼杀经济”的论点，如今又该如何解释？“这里确实存在矛盾。”滕勒承认，“如果倡议获得通过，经济增长的确可能会放缓。但这本来就是倡议想要达到的效果。”

以增长为代价换取更多生活质量，乍看之下很有吸引力。显然，对这位长期享受成功红利的楚格州财政主管而言如此，对瑞士社会相当大一部分人而言也是如此。

但经济史学家施特劳曼警告说，放弃增长将带来结构性震荡。“很多人已经忘了，生活在衰退中意味着什么。”社会对危机和失业的集体记忆，正在慢慢消退。

他从历史经验出发指出，这种情况也可能很快改变。“一旦出现衰退，人们马上又会重新想要增长。”施特劳曼举的例子，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围绕施瓦岑巴赫倡议的争论。“当时社会对移民也非常反感。后来经济衰退一来，移民议题立刻就消失了。”

如果未来几年这个目前运转良好的瑞士经济引擎开始失速，那么民众最渴望的，恐怕将是那个今天饱受指责的东西重新回来：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