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客》丨美国建国250年的复杂纪念

Two Hundred and Fifty Years of Complicated Commemorations

唐纳德·特朗普不愿承认过错的性格，意味着今年7月4日的庆典，恐怕难以真正触碰这个国家历史的复杂与幽微。

本文即将刊登于2026 年 5 月 11 日和 18 日的《纽约客》杂志，印刷版标题为“Looking Back.”本文作者：《纽约客》专职撰稿人、哥伦比亚新闻学院院长杰拉尼·科布著有《三个或更多就是一场骚乱：2012-2025 年我们如何走到今天》等书籍。

纪念活动往往能告诉我们，举办纪念的时代本身，不亚于它所纪念的事件本身。《独立宣言》通过两百五十周年纪念日定于今年7月4日，而此刻，领导这个国家的，是一位两度遭到弹劾的总统。民主危机已获广泛认可——上周三，最高法院就"路易斯安那诉卡莱斯案"作出裁决，进一步削弱了本已羸弱的《投票权法》——社会气候的动荡，则可以从一系列政治暴力事件中窥见一斑。最戏剧性的近期案例，是一名持枪男子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举办的酒店内被紧急逮捕。所幸他未能抵达总统与宾客所在的宴会厅，但他已被控以谋杀未遂罪——这是两年内针对唐纳德·特朗普的第三次刺杀企图。这便是我们回望建国之源时所处的历史背景。

纪念，在这个国家从一开始就是一件复杂的事。1826年7月4日，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决定放弃发表重要演讲，改乘马车参加游行前往国会山，聆听庆典致辞和《独立宣言》的朗读。他后来得知，两位前任总统——他的父亲约翰·亚当斯与托马斯·杰斐逊——在同一天辞世。这两人曾是激烈的政治对手，却共同促成了美国历史上首次两党之间的和平权力交接——1800年大选，杰斐逊领导的民主共和党击败了亚当斯与联邦党人。

1876年的百年纪念，是在一场夺去约七十万美国人生命的内战阴影下举行的。《宣言》中那句鼓动性的主张——人民在受到不公正压迫时，有权解散其政府——在亲历了南方邦联十一州援引同一论据揭竿而起的国度里，显得格外沉重。那一年，曾统率联邦军队的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在年度国情咨文中，历数美国建国百年来经济与社会的巨大进步。然而，尽管战火熄灭已逾十年，冲突的幽灵仍未散去。1876年总统大选，民主党人塞缪尔·蒂尔登与共和党人拉瑟福德·海斯相互角力，但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与南卡罗来纳三州出现争议票数——那里曾发生针对黑人选民的暴力行为——使选举结果陷入混沌。两位候选人均未能在选举人团中获得明确多数，大选被移交特别委员会裁决，最终宣布海斯胜出。随后达成的一项妥协协议，保证了海斯顺利就职，代价则是共和党承诺撤出对前邦联各州的联邦军事占领——由此终结了史称"重建时期"的历史阶段。格兰特不得不在美国最大胆的民主实验正遭拆解之际，主持国家百年华诞的庆典。

建国两百年纪念，是当代人记忆中唯一一次重大纪念活动，其举办背景笼罩在冷战压力、越战留下的未愈创伤，以及"水门事件"与尼克松随之辞职的阴影之下。总统杰拉尔德·福特的7月4日演讲，不过是一篇泛泛而谈进步与恒久价值观的套话，平淡无奇，以至于听众或许都忘了：主持全国庆典的这位总统，副总统之职是尼克松1973年任命所得，总统职位也是在尼克松辞职后才接任——他从未经由选举产生过其中任何一个职位。回顾这一切，历史留下的综合教训是：在纪念过去时，我们或许并不愿意直视它在当下所照见的一切。

此刻还有一些更宏观的背景值得审视。两百五十周年这一时间节点，本身就凸显了美利坚合众国相对年轻的事实；意大利、希腊、中国与印度，其历史遗产以千年计，而非以百年论。与此同时，过去两百五十年的民众自治，也代表着全球范围内的一座里程碑：《独立宣言》标志着世界上最古老的宪政民主国家的诞生。这两种截然不同的事实共同指向一个清醒的现实：这个星球上绝大多数曾经存在过的人，都生活在某种形式的专制统治之下。1776年7月4日发生的事，意味着人类历史上那条被踩踏得无比熟烂的道路出现了一次局部的背离。从这一视角来看，两百五十年，又显得无比漫长。

《宣言》的含义，在最初并非清晰明确，即便是亲手起草或签署它的人，也不例外。在那个拼写随意的年代，签署者在文件最后一段自称"united States的代表"，其中"united"一词首字母小写，表明它在此充当形容词，而非一个新国家名称的宣示。（紧接其后的一行，将这一邦联称为"United Colonies"，即"联合殖民地"——显然还有许多事情尚待厘清。）值得注意的是，直到内战结束之后，美式英语才稳定地将"United States"作单数使用，说"the United States is"，而非"the United States are"。建国文件中其他一些编辑决定则不那么含糊。杰斐逊的初稿中，有一段长达一百六十八词、对跨大西洋奴隶贸易的谴责，在最终定稿中被整段删去。冲突的种子，就在那一刻埋下。

唐纳德·特朗普不愿承认过错的性格，意味着今年7月4日，我们不太可能看到真正触碰建国历史之复杂与幽微的纪念活动。更可能发生的是：五十年后，后人回望这次纪念，会观察到它发生于一个撕裂的年代，但这并非史无前例。国家历史的某种叙述方式，将自身锚定于在那些风雨中奋力前行、努力改善先贤留给我们的不完美工具的种种努力之上。这种更为成熟的历史观承认：国家的伟大，离不开对国家失败的同步审视——唯有这一持续的自我追问，而非对其的回避，才是通往一个让"united（团结）"既是形容词、也是志向的国度的最稳固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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