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红军长征后留守红24师，师长政委参谋长结局如何，令人嘘唏

1934年10月中旬，一个秋风瑟瑟、秋雨绵绵的日子，是赣南、闽西一带的中央红军五次反“围剿”最艰难的时刻，紧接着红色故都瑞金北面一带的广昌、兴国、宁都、石城一线根据地相继被敌人攻陷，红军总部决定实施大规模的战略转移，便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红军长征一开始是严格保密，战略转移的传达范围只限于高层，对于其他军师级领导干部，只允许“知道他们职权范围内需要执行的必要措施”。长征的全部准备工作都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进行。总部发布命令：“加强警戒，封锁消息，各部队机关一律用代字，极力隐蔽原来番号名称。关于行动方向须绝对保守秘密。每日出发前，须检查驻地，不得遗留关于军事秘密的文字。”

保密工作主要是防止敌人快速追击长征的红军主力部队，减轻战略转移的军事压力，在严格保密的同时，一方面制造假象迷惑敌人，成立中央苏区办事处，将原先的全套机构和班子保留下来，各部门、各机关依然保留原先的名称，被留下来的各部门负责人，继续领导本部照常工作，任务和工作制度照旧执行，机关报——《红色中华》照常出版，其宣传内容仍是红军打了胜仗、扩红、征收公粮、优待红军家属等等。

另一方面，还任命了一支部队留守中央根据地，接替准备撤离的主力红军在东线、北线和西线的防御阵地，并伪装成主力红军，迷惑敌人，使围攻根据地的敌人，以为红军是像前几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然后围而歼灭。

这些措施，有效地麻痹了敌人，使敌人不敢长驱直入，只是一步一步地摸索前进，根本不敢快速追击，使红军长征部队出敌不意地完成突围任务，直到半个多月之后，敌人的多路主力，才恍然大悟，知道中央红军主力已突围西进，而敌人的最高指挥机构更是在一个多月后，才弄清楚主力红军的去向和战略意图。

可以说，这支留守红军主力，掩护主力红军转移，对日后红军长征的胜利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这支留守红军正规部队，便是红24师，红24师在留守苏区的这些日子，不仅在保卫苏区党政机关，牵制敌人的军事力量，捍卫革命根据地等方面，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而且以其灵活机动的战术，创造了“金蝉脱壳，化险为夷”的奇迹，为我军战术史上增添了光彩的一页。

留守红军24师，直属红军总部，原先是由罗荣桓等负责组建的一支能征善战的红军队伍，师长周建屏，政委杨英，下辖红70、71、72三个团，其中70团长由周建屏兼任，71团长史犹生（又名石友生），72团长李天柱，每个团有三个营，武器装备较好，兵员充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期间，多次配合红 一、三军团作战，有较强的战斗力。

红军总部决定战略转移时，红24师一开始就与准备参加长征的红九军团一起参加闽西长汀松毛岭保卫战役。当时，敌调集多个师的嫡系部队，从朋口出发向的温坊前进，这是一个地势较为平坦的小镇，但其周围都是山地，适合大兵团隐蔽。上级早已通过破译敌人电报查明其意图，并命令红24师在温坊附近构筑工事来吸引敌人注意力。敌旅长果然中计，抵达温坊后立即派出部队警戒红24师，却没有注意到埋伏在附近的红1、9军团。

当天晚上9点，驻扎在温坊的敌军有些麻痹了，没有大力挖工事，反而穿着白衬衫四处乱窜，红1军团首先对敌人发起突袭，红24师也派出两个营穿插到敌人后方，配合红1军团袭击敌人在温坊后方把守的几个碉堡。驻扎在温坊之敌很容易就被红1军团用刺刀和手雷消灭了，而困守在碉堡内的虽然有些难打，红1军团派出2个团来支援红24师，终于将这股敌人全歼。

得知第8旅被歼灭，敌忙调集3个团来报复，红24师配合红1军团，从三个方向对敌发起截击，又将这股敌人全部打垮。温坊之战，红24师共歼敌4000余人，其中俘虏2400余人，取得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首次完胜。

紧接着，红24师把守松毛岭，牵制敌人，松毛岭，南北横贯40多公里，东西蜿蜒约15公里。东往龙岩、上杭、连城，西出长汀、瑞金，群峰绵延，地势险要，是中央苏区东大门的一道最后天然屏障。敌人一旦越过松毛岭便可长驱直入，直通汀州城，直接威胁中央苏维埃首府所在地——瑞金。因此，红24师提出的口号是“保住了松毛岭，就是保住了汀州，保住了瑞金，保住了整个中央苏区。”

此时，敌东路军3个师向松毛岭红军主阵地发起进攻，数小时内发射了几千发炮弹。几十架“黑寡妇”德制飞机轮番扫射、轰炸，碗口粗的松树被拦腰炸断……松毛岭保卫战拉开序幕。上级号召红24师的任务是坚守7天，为此，动员福建军区、闽西赤卫队、长汀支前民工参加了这场战斗。男子修工事、抬担架，妇女做草鞋、送饭菜，连儿童也用竹筒送水到战场……

据《长汀县志记载》：“松毛岭保卫战是役双方死亡枕籍，尸遍山野，战事之剧，空前未有”。先烈们的鲜血浸透松毛岭的沙土，染红了满山的杜鹃。终于打退了敌人的一次又一次的进攻，守住了阵地，而就在敌人停止进攻在观望的时候，红九军团奉命战略转移，红军战士们冒着凌晨的蒙蒙细雨，在亲人的目光中，战士们背起行囊和枪支，开始了长征，红24师仍然留存阵地打山地伏击战，牵制敌人。

红24师留守苏区的借谷证 上级考虑到红24师难于固守现有阵地，便边打边退，并将瑞金、会昌、于都、宁都四个县城之间的“三角地区”，划为最基本的地区和最后的坚持阵地。然而，刚刚送走了长征的红军，苏区各方面的情况开始急剧恶化，敌北路军得悉红军主力已突围西进后，即在其东路军协同下，加紧向苏区腹地突进。随后兴国、宁都、瑞金相继失守，严令其在苏区周围的部队，加紧“清剿”，声言“竭泽而渔”、“铲草除根”，决不让红色政权“死灰复燃”。

这期间，留守的红24师主动发起了几次战斗，取得了一些局部胜利，但还是挽回不了第五次反“围剿”战役整体上失利现状，随后在赣县牛岭战役中红24师受挫，损失惨重，面对日益险恶的军事局势，分局最后决定分散突围，转移到江西与各省的交界地带打游击。

对红24师这支队伍的具体安排如下：一是红70团则作为机动部队随分局领导活动，见机行事；二是红71团主力9个连，则由师参谋长龚楚等带领，前往湘南地区收容红34师掉队人员，三是红72团被拆成多股小部队，分别编入其中的几路，在惨烈的突围战斗中，红72团的战士们大部分牺牲或者被打散，以此为代价，基本完成了护送领导转移的任务。

悲壮的是，红70团长李天柱突围后在5月的一次战斗中牺牲，红70团，在突围战斗中也被打散，红24师政委杨英在战斗中牺牲；然而，红71团突围到湘南地区后，因为损失较大，参谋长龚楚对前途悲观失望，成为可耻的叛徒。

红24师师长师长周建屏，原名周宗尧，字兴唐，1892年生于云南宣威，毕业于云南讲武堂八期，参加过辛亥革命，曾官至滇军旅参谋长，参加过南昌起义，后被派往赣东北苏区，长期担任红10军军长，1932年末随部队返回江西苏区。成为留守红24师师长后，在突围中，周建屏受重伤，后因伤病过重，被地下组织送往上海治疗，治愈后回到延安。抗战爆发后，曾任八路军旅长、军分区司令，1938年不幸病逝。

红24师政委杨英，1911年出生于湖南宝庆一个贫农家庭，他在本村小学毕业后，因家境贫穷无力升学，只得辍学在家，帮助父母做些力所能及的农活，北伐战争期间任桂军师长李明瑞的勤务兵，后参加百色起义，曾任红7军58团政委，在赣州战役中身负重伤。后担任红24师政委，在突围至会昌天门嶂时，壮烈牺牲。

参谋长龚楚，字福昌，又名龚鹤村，广东乐昌县长来镇长来村人，他在突围时率领红24师71团的9个连兵力，经赣粤边之油山，转至湘南开展游击战争。游击队在反“围剿”过程中，不仅损失惨重，和上级也失去了联系，面对敌人军事“清剿”和用金钱和高官厚禄等手段引诱，龚楚经不起失败、艰苦、生死的考验，感到前途渺茫，对革命失去信心，加之敌人引诱，打算叛变投敌。龚楚带着一个连由临武基地赴郴县黄茅村。当晚，他托辞身体不适，晚饭后就寝。趁警卫酣睡之际，叛变役敌，20世纪80年代后期，年近90的龚楚闻讯后萌发了回乡的念头，龚楚坐火车从深圳来到韶关，后在老家乐昌长来镇的家中去世，享年95岁。

至此，留守红24师这支英雄的队伍，虽然被敌人打散，师长和政委都在建国前牺牲，队伍只剩不到数百人，他们化整为零，队伍分散，机关分散，艰苦卓绝，血火洗礼，薪火不息，他们革命的信念，留守的战士们从未动摇过，幸存下来红军在粤赣边开始了三年的艰苦游击战争，随后，这支队伍组建新四军奔赴抗日前线，成为抗日战场上的一支劲旅再立新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