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警三枪毙歹徒，抱炸药包救出28名幼儿，结局悲壮

1996年12月18日这一天，郑州的冬天已经彻底冷下来了。早晨上班的人裹着大衣往工厂和单位赶，谁也没想到，几公里外的一所幼儿园里，一场生死对峙正在酝酿。

那几年，城市治安总体趋稳，但个别极端案件时有发生。对公安机关来说，最怕的不是普通刑事案，而是带有人质的突发事件，尤其牵涉到孩子。因为在这类处置中，一点判断失误，都可能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就在这天早晨，郑州国棉五厂幼儿园的老师们，像往常一样接孩子、点名、安排做操。短短几分钟内，幼儿园的秩序被一个陌生男人打破，随后报警电话响进了郑州市公安局的值班室。这起事件，让一名女刑警的名字被全国记住，也把一个原本在公众视野中并不起眼的群体，推到了讨论的中心。

一、突发危机：幼儿园被劫持的那个上午

时间是1996年12月18日上午。郑州市公安局接到报警：国棉五厂幼儿园内，有人持炸药劫持了孩子和老师，声称要钱，否则就引爆炸药。

现场情况很快通过第一批赶到的民警反馈到指挥部：一名男子腰间缠着炸药包，手里握着起爆装置，头上戴着头盔，整个人情绪极其紧张。教室里挤着28名幼儿和2名教师，小孩有的已经吓哭，老师只能强撑着安抚。

这种局面，对任何一个公安机关都是硬仗。人质多，而且是孩子，歹徒身上绑着炸药，说明他已经做好同归于尽的准备。按照当时公安系统通行的处置原则，必须争取谈判，拖延时间、摸清情况，再寻找机会解救人质，避免激怒对方。可问题在于，没有人能确定，这个歹徒什么时候会突然按下手里的起爆器。

指挥部现场很快临时搭建起来，各路警力封锁周边，救护车、消防车陆续到位。幼儿园围墙外，家长和厂里的工人越聚越多，情绪都处在崩溃边缘。不少人嘴里反复念叨着一个问题：“孩子咋办？”

在这样的紧张节点，一个名字被提了出来——王玉荣。

二、女刑警进园：从“换衣服”开始的潜入

当时，王玉荣是郑州市公安局车站分局的一名刑警。从警多年，她在破案一线摸爬滚打惯了。那天接到紧急通知，她从单位出发到达现场，只用了约5分钟。

有意思的是，在当时的警队里，虽然女警已经不算罕见，但多数还集中在内勤、户籍、法制等岗位。能像王玉荣这样，长期在刑侦一线追捕嫌犯、现场勘查的女警，并不多见。也正因为长期实战，她被点名参与这次处置，不是偶然。

到达幼儿园门口时，里面的情况已经传回：歹徒要求警方准备50万元现金，必须按他的方式送入教室，不然就引爆炸药。指挥部必须有人进去观察情况，摸清位置、人数、距离等关键要素，否则即便动用武力，也没有把握。

选谁进去？这是第一个难题。

在劫持案中，“伪装接近”常常比强攻更重要。选进场人员，如果外表过于“警察化”，动作不自然，很容易激起歹徒的防备心理。现场有领导提议：“要不要试试女同志？幼儿园里，有女性更容易靠近一些。”

就这样，王玉荣被叫到指挥人员面前。简单了解情况后，她没有过多废话，只是点了点头。幼儿园老师很快把自己的工作服递给她，她在现场直接换上，又戴上口罩、帽子，尽量往一名普通保育员的模样去贴近。

从封锁线到被控制的教室，只有几十米距离，却异常漫长。王玉荣提着一袋“食品”和一些简单的物品，假装是园内工作人员，按照歹徒提出的方式，慢慢靠近教室门口。那一段，她需要表现出紧张，却不能太紧张；显得害怕，却不能乱了方寸。

进入教室后，她开始环顾四周，孩子所在位置、老师站在哪里、歹徒与人质的距离、窗户和门的方向，都悄悄记在心里。歹徒腰间的炸药包、手里的起爆器、头盔下露出的一点表情，也都没有放过。

短短几分钟，她一边配合歹徒的要求，一边试着与他简单搭话，拖延时间，同时暗暗观察对方是否神志清醒，有没有漏洞可抓。随后，她以“孩子需要药”“要去拿东西”的理由，抱着一名幼儿，缓慢退了出去。等走出教室，她第一时间将所见所闻向指挥部详细汇报。

这一趟进出，奠定了后续行动的基础。可以说，没有这次“空手侦察”，后面那三枪，就难以做到既击中歹徒要害，又避免触发炸药。

三、三枪定局：左手安抚孩子，右手扣动扳机

情况汇总后，指挥部面临抉择：继续拖延谈判，还是抓住目前掌握的第一手情报，安排武力解救？人质中全是幼儿，孩子的情绪在高压之下很难长时间控制，一旦有人大哭大闹，引爆器随时可能被误触。

不断传来的信息显示，歹徒情绪起伏越来越大，有时自言自语，有时大声嚷嚷，甚至威胁要给大家“看看厉害”。这种状态，很危险。

在多方权衡后，指挥部决定，利用王玉荣刚刚建立的“保育员”身份，再让她带武器进入。目标非常明确：靠近歹徒，在不惊动他的前提下寻找一击制伏的机会，避免他挪动右手。

当时的条件下，这样的决策压力很大。一旦射击失败，或者没有立刻丧失其行动能力，后果不堪设想。也有人担心：女警能不能扛得住这样的压力？王玉荣没有多说，检查枪械后，重新换好衣服，再次走向那间被控制的教室。

第二次踏进教室的时候，空气几乎凝固。孩子们已经哭累了，有的趴在桌上，有的直愣愣看着门口。王玉荣装作仍然是刚才那名保育员，左手拿着“药”，一边说着安抚的话，一边向前移动。

教室空间并不大，歹徒站在靠里的位置，背后是窗户，一只手始终扣着起爆器。与第一次不同的是，这一次，王玉荣右手藏在衣服下，握着配枪，动作尽量自然，不让对方察觉异常。

她先把视线落在孩子身上，用眼神安抚，又慢慢靠近歹徒，试探着说：“孩子有点害怕，我过去看看。”在那个瞬间，歹徒的注意力短暂地跟着孩子的哭声转移，身体略微往旁边一偏，起爆器的位置也出现了细微变化。

这是关键缝隙。

多年的射击训练和实战经验，在那一刻集中体现出来。王玉荣稍微侧身，抬起右手，枪口不带任何犹豫，顶向歹徒人中部位。几乎是同一瞬间，三声枪响在教室里炸开。

短短几秒，歹徒被连发击中要害，身体应声倒下。孩子被这突如其来的枪声吓得大哭，老师一时间也愣在原地。但对王玉荣来说，事情还没完。

她扑上前去，用身体压住歹徒身上的炸药包，确认对方已经失去反抗能力。随后，她抓起炸药包，紧紧抱在怀里，冲出教室，朝操场空旷处奔去，将炸药扔到远离人群的地方。整个动作一气呵成，几乎不给外界反应的时间。

教室里、院子里、围墙外，几千人的心，跟着这三枪和那一趟奔跑同时提到嗓子眼，又慢慢落了回去。

四、人质获救：28名幼儿与2名教师全数脱险

歹徒被击毙，炸药被转移控制，人质就有可能安全撤离。但在实际操作中，民警仍然不敢大意。因为谁也不知道，歹徒是否还有其他预留装置。

王玉荣将炸药包交给现场的排爆人员后，又急忙返回教室协助疏散。在民警的指挥下，孩子分批离开，有的被老师抱着，有的被抱起后直接交给等在外面焦急的家长。

有家长见到孩子时，几乎说不出话，只是死死抱住，一句话憋了半天，低声问：“吓坏了没有？”孩子听不懂大人情绪里的那种后怕，只是一个劲儿抽泣。

据现场统计，这次事件中，被劫持的28名幼儿和2名教师，无一人身亡。对于一场带炸药的劫持案，尤其还是在封闭教室里的生死对峙，这样的结果，无疑是最理想的结局。

围观群众逐渐得知情况后，情绪从紧绷转为复杂，说感激有，议论也有。其中，有一句话在当时传得很广：“没想到，是个女警冲进去干的。”

这话里既有惊讶，也折射出当时社会对女警作战能力的固有印象。长期以来，不少人下意识认为，一线多人质案件，应由男性警员承担，女警更多是辅助角色。王玉荣这次在实战中的表现，让不少人重新认识了这个群体的专业能力。

从公安业务角度看，这次处置中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细节：先通过伪装进入摸清情况，再利用“身份延续”二次进入实施射击，持续控制情绪、压制现场风险，这些都是对当时人质危机处置常规原则的一个较为典型的应用。而将执行任务的关键角色放在一名熟悉一线、心理素质过硬的女刑警身上，也是一种颇有前瞻性的选择。

五、荣誉与坚守：从“英模”到“老刑警”

事件结束后，这起案件在郑州乃至全国引发广泛关注。媒体报道中，多次提到那三枪与那个抱着炸药包冲出的身影。王玉荣的名字，就这样走出车站分局，走进更多人的视野。

在公安系统内部，她很快被授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等荣誉称号，地方也有相关表彰。荣誉背后，是对她在这次事件中处置果断、枪法精准、舍身冒险的肯定。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或许以为，得到这样的荣誉之后，她会被调离一线，转去相对安全的岗位。然而后来的经历显示，王玉荣并没有“躲”到后台，而是继续扎在刑侦一线，把大量时间放在办案、抓捕、自学专业上。

据当时同事回忆，她在拿到表彰后，并没表现出太多兴奋，只是说了一句：“这是工作的一部分，该干的。”这样的反应，在老刑警身上很常见。对他们来说，侦办案件、解救群众，不是“壮举”，而是职业日常的一环。

19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各类新型犯罪逐渐增多，公安刑侦任务远比大众想象的复杂。诈骗、抢劫、盗窃、命案、涉黑案件交织在一起，案情变化快、范围广。刑侦民警经常连轴转，加班侦查、出差追捕都是常态。

在这样的环境中，王玉荣参与侦破了大量案件，在同事口中，她是那种“不怕麻烦”的人，线索再乱，也愿意一点点整理，长期蹲点守候，对嫌疑人行踪做大量分析。有些说法提到，她参与破获了上千起案件、抓获大批犯罪嫌疑人，这些具体数字有待进一步核实，但可以肯定的是，她在刑侦队伍中被视为“干得多、干得细”的一员。

值得一提的是，在那个年代，广东、北京、河南等地的女刑警逐渐增多，她们在案件侦查中，往往承担大量走访、询问、心理疏导工作。对证人和受害人来说，面对女警时往往更容易打开话匣子，这在取证、摸排中其实是很有价值的资源。从这个角度看，王玉荣并不孤单，而是那个时期女刑警群体中一个典型代表。

六、重病来袭：乳腺癌、脑癌与未放下的工作

高压、高强度的工作，对身体的影响并不会立刻显现。但在长期透支之后，问题总会突然爆发。

2001年末，王玉荣被确诊患有乳腺癌，而且已经是晚期。医生在看完检查结果后，并不乐观，有医生甚至直言，她最多可能还有半年左右的时间。这样的判断，对任何一个正处在事业中段的人来说，都算是沉重打击。

不过，在当时的医疗条件下，乳腺癌如果发现较晚，确实存在较大风险。那时的治疗手段，以手术切除加化疗为主，副作用明显，病人往往会经历体力急剧下降、脱发等一系列反应，对意志也是一种考验。

住院治疗期间，她的同事和家人轮流去看望。有人劝她：“要不就申请个轻松点的岗位，别再这么拼了。”她的态度，更多是一种平静的坚持。治病，配合；工作，只要能干，就不撒手。

手术之后，她经历了长时间化疗。右胳膊因为手术影响，一度抬不起来，连穿衣服都很费劲。医护人员建议她多休养、少用力，可她偏偏要反复做抬臂动作，别人不懂，她只是简单回应：“不用的话，哪天真的抬不起来了。”

在不少基层公安干警身上，类似情况并不罕见。长期熬夜办案、奔走抓捕、精神高度紧张，确实容易透支健康。一些警员年纪不大，就出现腰椎问题、心血管问题，甚至各种肿瘤。这一现象，虽然缺少系统数据支撑，但在一线民警群体中，算是一个普遍共识。

经过几年的治疗和康复，王玉荣的身体状况有所好转。到了2004年前后，她重新回到工作岗位。虽然身体大不如前，但她仍然参与案件研判和侦办，只是尽量少参与需要大体力消耗的外勤抓捕。

遗憾的是，疾病并没有就此罢手。2007年，她被确诊患上脑部肿瘤。这意味着，病灶已经不只限于乳腺，而有了更进一步的扩散风险。脑部手术比一般手术复杂得多，风险大、恢复慢，而且对语言、肢体功能可能造成长期影响。

这几年间，她先后接受多次开颅手术。每一次手术前后，都伴随着漫长的恢复期。对普通患者来说，能在手术后安静休养已属不易，更何况她此前还有那么多锦旗、证书和任务经历。

她并没有在病床上谈理想，也没有把话说得多么激昂，只是始终惦记工作和同事。有同事去医院探望，她问的往往是：“最近案子咋样？”语气平淡，像是在问平常工作一样。这种状态，既有习惯的惯性，也透露出她对“岗位”二字的看重。

七、遗言与离世：48岁的终点与那件白衬衫

2008年，在一次开颅手术后，医生和家属都看得出来，她的身体已经被折腾到了极限。医院里的医护人员，知道她的经历，对这个病人多了几分尊重。有护士后来回忆，她们私下里常说：“这是个女英雄。”

在那段日子里，她意识到，自己可能熬不过太久了。身体一天天虚弱下去，她开始交代身后事。那时，她提出了一个很具体的愿望：希望自己最后能穿着那件白色的警衬，离开这个世界。

这个要求，说起来并不复杂，却很能说明问题。对她来说，那身警服不是装饰，而是一生最重要的符号。20多年从警生涯，从普通民警到正县级调研员、三级警监，一路走来，她把主要时间都耗在公安工作上。到了生命将尽的时候，她选择用这种方式，给自己的职业人生画一个句号。

2009年3月14日，王玉荣在郑州病逝，年仅48岁。这个年龄，对很多人来说，正是工作和家庭都进入相对稳定状态的时候；对她来说，却成了生命的终点。

消息传出后，不少曾经与她一起办案的同事，主动赶来送别。也有一些群众，是通过新闻报道知道她的事迹后，专门赶到现场表达敬意。治丧场合并没有太多煽情语言，更多是一种沉默的敬重。

从1996年国棉五厂幼儿园那三枪，到2009年最后一次闭上眼睛，她之间的这十几年，并不是所有片段都被媒体记录下来。但有几条线可以看得清：她在英雄光环之后并未选择退居二线，而是继续在刑侦一线坚持；在癌症反复折磨中，她仍尽量维持与工作之间的联系；直至生命最后阶段，她仍将警服视作自己最重要的身份象征。

从职业历史角度看，王玉荣的故事，折射出几个现实：一是在高风险警务活动中，女警完全可以承担关键角色，尤其在需要伪装、沟通、近距离接触的任务中，能发挥独特优势；二是基层公安干警长期高负荷工作，对健康的消耗不容忽视，个体在荣誉、职责与身体之间做出的选择，往往相当艰难；三是那一代人的职业观念中，“警察”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几乎贯穿终身的身份认同。

1996年12月18日那天早晨，在郑州国棉五厂幼儿园，那间教室里响起的三声枪响，改变了28名幼儿、2名教师的命运，也把一名女刑警定格在中国公安史上一段特殊的位置。很多年后，人们再提起这起案件时，会记得腰缠炸药的歹徒，会记得抱着炸药包往操场冲的身影，也会记得，这是一位当时约35岁的女警，用行动回答了一个长期存在的疑问：性别，从来不是衡量警察价值的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