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读书和我读“书” | 徐建融

读书，是人类文化传承、传播的一项重要活动。而读书的方法，对应了不同的目的，古今中外，千头万绪，大体上不出两种，即“我”读书和我读“书”。

“我”读书的重心在“我”，读书的目的是从书中获取“我”立身处世所需的知识，包括思想和技能，孔子所说“学而时习之”是也。“学”者，读书，又不唯读书；“习”者，做事，包括私事和公事。所谓“学以致用”，正是“我”读书的目的。

基于这样的目的，读书的方法便取“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史载诸葛亮读书“观其大略”，就是“知之为知之”的意思；陶渊明自述读书的体会是“不求甚解”，则是“不知为不知”的意思。用韩愈的说法：“少好学问，自五经之外，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然其所志，惟在其意义所归。至于礼乐之名数、阴阳、土地、星辰、方药之书，未尝一得其门户。”把一本书比作一匹马，这个“意义”就是它究竟是骐骥还是驽骀，这是“我”必须“知之”的，知道后，还必须把它应用到沙场上或淘汰于沙场外。而“名数”之类就是这匹马的玄黄牝牡，则是“我”不妨“不知”的，任它玄黄牝牡，只要能驰骋沙场就是好马。用章学诚《文史通义》中的读书法，便是“有切己者，虽锱铢不遗；不切己者，虽泰山不顾”。近人瞿蜕园先生反复申说读书宜“快读”“多读”以“博观约取”有云：“不拘什么书，尽量用高速度阅读，在短时间内发现其中最感兴趣的部分，抓住了这一部分，这就为我所用了……假如每逢不懂的地方都要寻根究底，非解决不放过，那就一辈子没有几部书好读了……用这样的方法去读书，才可以提高效率，扩大成果，书为我用而不至我为书用。”

这样的读书方法，实在是从孔子、韩愈到欧阳修、苏轼一脉相承而来的，于文化的传承、传播，在玄黄牝牡方面难免有所错舛疏漏，但在千里驰骋方面，肯定功莫大焉。后世的学者，尤其是主张我读“书”的学者，讥其为“不读书”“不识字”，显然是不应该的。以苏轼的《东坡题跋》论，玄黄牝牡之失近乎俯拾皆是，如《题鲁公帖》提出“观其书，有以得其为人”的“书品即人品”论“是殆不然”的论点，论据是“其理与韩非窃斧之说无异”——论点有理，论据也有力，但问题是窃斧的故事不出于《韩非子》而是出于《列子》！用今天的“学术规范”，这无疑是不能被允许的。但我们能否定这段文字对“书品即人品”论简单化、绝对化的反拨之意义吗？

我读“书”的重心在“书”，读书的目的是领会、欣赏这本书的思想、内容、文采、形式，从具体的一字一句的微言大义，到不同句子之间的关联呼应，进而一节、一章直至全书的意义，最后求得这本书的“标准答案”。所谓“为读书而读书”延伸到“为学术而学术”，正是我读“书”的目的。

基于这样的目的，读书的方法须持“知之则疑之，不知求知之”的精神，所以，切忌“贪多求快”，而“须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否则必难悟入”。也就是精准严密、不留遗憾地读通、读透。尤以清代乾嘉学派的学者，以“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精神，数十年“终日不出于轩序”地读一本书，成为一代通儒甚至巨儒。

且不论“悟入”于书中的我为“书”役，相比于取出于“书”本的书为“我”用，不宜取此而斥彼，单论“诗无达诂”。《周易·系辞上》以为“仁者见之谓之仁，知者见之谓之知”，西谚则云：“有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欧阳修更以亲身的实践指出，无论读画读书，“览者各以其意……披图所赏，未必得秉笔之人本意也”。所以，读书而欲求解该书的“标准答案”，精神固然可嘉，但决不可因此而否定读书为“我”所用的“断章取义”。相比于韩愈、欧阳修、苏轼，阎百诗、戴东原、焦理堂之读《尚书》《孟子》《周易》肯定用力更大，尤其是于玄黄牝牡的所得也更精深，他们的《尚书古文疏证》《孟子字义疏证》《雕菰楼易学五种》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名著。但我们能以此否定韩、欧、苏的读书方法及其读书所得的立德、立功、立言吗？

读书的目的多元，读书的方法也是多元的。“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治学方法，同时也是读书方法，“实事求是”“无征不信”作为高端的学术的读书、治学方法固然是我所敬仰的；“板凳何须半天冷，出门无处不文章”的学习方法，同时也是读书方法，见仁见智“学而时习”，作为大众的读书、学习方法则是我所奉行的。

原标题：《“我”读书和我读“书” | 徐建融》

栏目主编：黄玮

文字编辑：栾吟之

本文作者：徐建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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